还会有谁像您一样疼爱我们呢？
母 亲
刘福州
今年11月4日，是母亲去世四周年的忌日。
母亲去世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好像做任何事情，精力都集中不起来，总是糊里糊涂、丢三落四的。特别是，一到放假或是工作不算太忙时，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要收拾行李回老家去看望母亲，有了好吃的、好用的东西我也是想着要留给母亲，家里有了什么变化或孩子取得什么进步我还是想着要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但母亲确实已经不在了，等反应过来，我就会沉默很久，有时甚至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
母亲，1933年出生在安徽省涡阳县丹城镇丹城街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母亲是家中老大，兄弟姐妹一共五人，即母亲、大姨、二姨、舅舅、小姨。姥爷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作为大姐，很早就和姥姥一起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曾听母亲回忆过，因在小集镇的便利，他们除种地外，还一起推过油、卖过锅碗瓢盆等小商品。尽管生活很困难，但大家齐心协力，日子过得并不困苦。她们还创造条件，一起供舅舅、小姨读书，直到他们高小毕业。
后来母亲和三个姨妈都嫁到方圆十几公里不算太远的地方，可喜的是，家家人丁兴旺，生活平凡但都幸福美满。舅舅高小毕业后，做了多年的生产队干部，在母亲的撮合下娶了我们村远房的姑姑，后养育了我表兄弟姐妹六人。
尽管舅舅是单传，但他的两个儿子都早已开枝散叶、子孙满堂了。我一直记得，小时候每到年初二，母亲带我们兄弟姐妹和大姨、二姨、小姨几家相约一起，到姥姥家拜年的场景。姥姥总是能张罗一桌好饭，总是不忘给我们每一个晚辈一些压岁钱。
姥姥家临街的狭长小院、门前的青石板、推油的大磨盘、吃饭的小方桌、后院的石榴树，早已深深刻进我的脑海，每每出现在我的梦中。多年后，只要是我回到老家，在见过父母后，是一定会去舅舅家看望他们的。
那个小院虽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但那种植根心灵深处的亲情依然浓烈。
母亲17岁时，嫁给了我的父亲。先后生过十个孩子，但因种种原因，最终养活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即哥哥、姐姐、我、大弟、妹妹、小弟。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就没有打过我们任何一个孩子。责骂肯定是有的，但从不骂有关死的咒语，也不允许别人对她孩子骂有关死的咒语。据几个姑姑和姨妈回忆，我们小时候，母亲生怕孩子出了意外或受到惊吓，将我们家里的门栓门鼻上都包上棉花，房间里可能会伤到孩子的地方也都做了处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小时候基本上都很晚才学会游泳和爬树，因为母亲不让，生怕我们发生意外。
母亲的禁忌还有很多，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过年时，母亲才会给我们缝制新的衣服，但年后走亲戚时才能穿。
年前，母亲会让父亲早早地买上一大块猪肉，但先是高高地挂在堂屋的第二根横梁上，年三十才能取下来吃。
过年的那几天，孩子们不能随便跑动，也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更不能将碗碟打破。
除夕守岁时，谁睡的越晚谁就会得到奖励，年初一谁起的越早谁就是好孩子。
过年的第一碗饺子，一定要先敬过天地和祖先，大家才能吃。还有，母亲在过年包饺子时，会在饺子里放进一枚硬币，若是谁吃到了，不能张扬，要偷偷将硬币放到灶台上才会灵，否则一年的好运气就没有了。
母亲总是忙碌的。除了忙地里的农活外，担水、洗衣、做饭、磨面、缝补衣服，好像一刻都没停歇过。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鞋子基本上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在我印象中，到上初中前，我都没有穿过买的衣服和鞋子，后来上高一了，才穿上买的第一双球鞋，上大一时才穿上买的第一双皮鞋。
农闲时，母亲总会忙着喂鸡、喂鸭、养猪、养羊，有几年还养过桑蚕。还记得，每当蚕结了茧，母亲总是高兴地拿到街上卖，还会用卖茧的钱买回很多好吃的东西。现在想来，不过是些烧饼、油条、煎饼果子或糖糕之类，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的感觉却值得永远回味。
每当雨水季节，大雨后，我家的院子里总会有不少积水，母亲总是第一时间扫除积水，并为我们用砖头或石块铺出一条小路。并憧憬地说，等日子好了、等你们长大了，我们就在院子里铺上水泥路。
母亲心灵手巧，会不少手艺呢。母亲剪出的窗花就远近闻名。每当有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家中办婚嫁喜事时，总是请母亲前往帮忙，母亲剪出的大红喜字和各种动物造型总能为婚礼增添喜庆的气氛。那时，帮着剪纸是没有报酬的，但母亲回来时总会将一把糖果或花生放在我们面前，孩子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每到元宵节，母亲就会用面食做各种动物属相，个个栩栩如生。我们家每个人的属相母亲都清楚地记得，父亲是属小龙的，母亲属鸡。做好后，大人的属相要放在桌子的中间，哥哥属猴、姐姐属猪，我们孩子们的属相要放在四周。围在一起后，要等母亲许过愿，我们才能吃。
但面做的自己的属相开始是舍不得吃的，我们会在各自的属相中兑上香油，点上花灯。然后，就和同村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去了。母亲做的属相花灯总会引起其他孩子的羡慕，有的还提出要和我交换，我总是不肯。而我们也总是要玩到花灯的香油熬尽才肯回家。
母亲给小孩缝制的老虎头帽子和老虎头棉鞋，很多人求之不得。但我的很多亲戚家，几乎每个孩子都有，我爱人至今还珍藏着母亲给我女儿缝制的一双老虎头棉鞋。
母亲烧的饭菜，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饭菜。尽管生活艰难，但母亲总能变着法子，改善我们的生活。胡辣汤、面鱼子、蒜泥鸡蛋、白菜炖豆腐都是母亲的拿手好菜。记得有一次，家里突然来了客人，来不及去街上买菜，母亲用晾干的猪肉皮和老豆腐就做了一锅好的饭菜，吃得客人们连连称奇。
我一直认为，母亲对我的爱比对我的其他兄弟姐妹要多一些，尽管他们都不认可。他们都坚信，母亲对子女的爱是一样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小的时候，我体弱多病。据说5岁左右得了一场大病，而且打针时针眼发炎了，好多天高烧不退，几位给我治病的医生都要我母亲放弃吧。母亲怎么可能会放弃？抱着我四处求医问药，据说是丹城集一位叫姜文雅（音）的土郎中治好的。多年后，我还和母亲一起去找过这位救命郎中，找没找到已不记得了。
自大病以后，小我两岁的大弟个子就一直比我高，直到后来。所以，当年母亲总是不让我干重体力的活，好吃的也总是多留一点给我。每当我生病了，母亲就会拿家里的粮食换回一小块豆腐，切成小块后用清水煮熟，然后放上葱花和香油。神奇的是，吃了清汤豆腐后，不知不觉病就好了一大半。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120多里外的亳州一中读高中，母亲也总是在父亲给过我钱后，再塞给我一些零花钱，说是穷家富路，宽备窄用。可是，有时开学了，学费和生活费还没有凑齐，母亲就会担着粮食去石弓镇街上卖或是向亲戚邻居家借钱。
现在想来，卖粮和借钱的总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可能一是父亲在村里做干部本身就忙不开，二是母亲也是顾及父亲的脸面吧。由此，我好像形成了一种习惯，父母都在世时，我向家里要钱或是给家里钱，都是向我母亲要或给母亲钱，父亲基本上都不参与。
母亲年老后，先是在太原我哥哥家中养老。可能是在农村生活久了，不太适应城里的生活，很快就回来了。后来小弟家生了孩子，母亲就一直在阜阳的小弟家带孩子，直到他的孩子上小学为止。
在身体还好的时光里，母亲先后到过我们兄弟姐妹每位子女的家中小住或长住过，我们用能想到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特别是弥补父亲已不在世的遗憾。我们多次带母亲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连云港等多地旅游，我们和母亲在天安门前的合影是母亲最得意的照片，不知拿给过多少人看过。
我还记得，我们曾向母亲许过愿，要带她老人家看看大海、看看国外，还要坐坐飞机、乘上高铁。但造化弄人，时光从来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位善良的人。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我们兄弟姐妹就在石弓镇上给母亲买了一处房子，一是离镇医院很近，二是离姐姐、大弟、妹妹家也近，方便大家照顾。
但母亲还是走了，为什么就这么走了呢？您走了，还会有谁像您一样疼爱我们呢？
刘福州
2017年11月2日写于杭州
父 亲
刘福州
今年是父亲去世20周年，我一直想写一些文字以纪念我的父亲，也是向父亲汇报我们后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此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父亲1928年出生在安徽省涡阳县石弓镇神桥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是家里的长子长孙。明白事理的曾祖母，在家庭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与我的祖父祖母一起，供我父亲读到初中毕业。在当时，父亲应该算是村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回到村里父亲先是做生产队会计，后做队长、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30多年，在我们当地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老干部、老支书了。
父亲为村里做的工作，其他我都不太记得了，但是他老人家把村里的小学由村西北破旧不堪的校舍搬迁至村东南，并建了宽敞明亮的教室，我印象深刻。
我还一直记得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我家兄弟姐妹的珠算，什么三遍九、九遍九，都是父亲亲手教会的。也还记得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我们兄弟四人的字都很不错，特别是哥哥的字就很有父亲的风范。
更记得父亲当时获得的各种奖状，曾贴满我家堂屋的整面墙壁。可惜，现在已经寻不到一点踪影，甚至连父亲写的片言只语也没有留下来。
父亲对家庭的贡献，一是作为长子长孙，他为家里的六位长辈养老送终，即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堂祖父母。父亲共有兄弟姐妹六人，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大。父亲也曾为他的其他五位兄弟姐妹的成长成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母亲在世时经常讲起，说我的几个叔叔姑姑都很依赖我的父亲，也有点惧怕我的父亲。他们家里的大事小情都会找父亲商量，每当他们遇到困难，父亲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尚在世的二姑，就多次讲过，在我姑父去世时家里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些困难，父亲总是第一时间帮她出谋划策，她说娘家大哥就是她最坚强的后盾。我一直记得，小时候，每当叔叔姑姑们家里一有什么大事，父亲总是带领我们全家一起去帮忙的场景。
二是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即哥哥，姐姐，我，大弟，妹妹，小弟。哥哥高中毕业后曾做过初中民办教师，1976年参军入伍。父亲和我们一起送哥哥入伍时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在我印象中，哥哥当兵后我好像一下子就懂事起来，主动干起了家务和开始知道照顾弟弟妹妹了。两年以后，哥哥入党、提干，好消息不断，一下子把我们全家人的信心和幸福感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家也成为亲戚朋友和乡里乡亲们羡慕学习的对象。
是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父亲就以哥哥为榜样，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走当兵之路，而是要像哥哥一样努力，可以走考学之路，通过考学改变命运。我清楚记得1976年的除夕夜话。1976年前后，淮北大地小地震不断，并听预报说春节前后将有大的地震，所以家家户户都搭起了防震棚。那年除夕夜我们全家就是在简易的防震棚里围炉夜话。当时，父亲希望我们每个子女都能有个好的前程，通过读书考学，争取都能成为公家人、都能吃上商品粮。
父亲鼓励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要好好读书。他老人家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们愿意读书，读到什么时候我都支持，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你们读书到底”。
后来我和小弟都考上了大学，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我又到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3所大学任教，现在杭州的一所大学任教，已是教授、研究生导师。小弟大学毕业后也留在阜阳的一所中学任教，现已是中学高级教师。大弟高中毕业后任小学民办教师，后也转正为公办教师，现在家乡的小学担任校长。姐姐中学毕业后，虽没能升学，但后来嫁给了一名中学教师，家里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大学毕业。妹妹卫校毕业后，先是在我们镇里的医院做护士，现在也随丈夫一起在县城生活和工作，女儿在美国留学。
父亲是1997年10月去世的，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除哥哥、姐姐和大弟的工作和家庭已经确定外，我还在北京读研究生，尚未毕业，小弟大学刚刚毕业还正在联系工作，工作单位和前途都未确定。我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杭州工作，也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我一直怀疑，父亲生前是不是曾为我们子女取得的成绩自豪过、骄傲过。但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肯定地告诉我，父亲曾以我们所有的子女为骄傲，包括对我继续读研并向往去更好的城市工作、将会有更好的前程都坚信不移。
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身体也体弱多病。据说一年级就断断续续地读了好几年，初中时还因生病休过学，高考也是考了两次才考上。但父亲对我从来都不放弃。我记得，1984年我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就遭遇失利，当时最低分数线（高中中专）是431分，我考了426分。得知成绩后，十分沮丧。最难过的是感到对不起父母，也最怕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但父亲好像什么也没有多说，而是一再鼓励我再去复习，说只是差5分吗，明年肯定有希望。第二年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了471分，当年安徽省的本科线是460分，虽然考分并不算高，但在亳州一中整个文科班、复读班总共也只有不到十人超过本科线，大多数是专科和高中中专。
当时，我是骑着自行车走100多里去学校查看成绩的，本想第一时间告诉父母，可惜的是那时候没有电话可打，所以我只能再快速骑自行车回家。当我汗流浃背回来时，父母还在包河边的田地里劳动，他们看到我回来非常高兴，但却没有一个人敢直接问我考得怎么样，因为去年失利的阴影还在，而且当时还有其他村民在，父亲只是注意观察着我的情绪变化，看到我情绪稳定且十分兴奋，就知道我肯定考上了，也就不用问了。后来，当我告诉父亲，我考上了，并且是大学本科时，父亲只是说，只要考上了就好，管他是本科还是专科呢。
斯人已逝，二十年过去了，但血浓于水，我们仍时常想起父亲，特别是当我们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遇到困难，或者是取得进步，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我们都会说，要是父亲在就好了。
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我们走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美景，吃过不少美味，却一直都在心里问，父亲怎么就不在了呢。
刘福州
写于2017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