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收音机

人们都说每个人的世界是走出来的，我的世界却是分了两个步骤：先是听出来的，后来才去一步一步走的。

在我还小的时候，应该是读了初中吧，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像枕头那样大小，是凯歌牌的，上海生产。

就像赵本山春晚小品所说，收音机是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我们全家人都给疼惜的不得了，母亲缝制了一个布套，只露出开关部分；我们凡有空闲时间，就要给它细细地擦洗。

全家人吃饭的时候，收音机就被稳稳地放在炕台上，相声啦，评书啦，戏曲啦，就哗哗落落的洒满了屋子里。秋忙时节剥玉米的夜里，收音机会摆放在窗台上，我们听着牛群冯巩的相声《小偷公司》，哈哈哈的笑声在月亮底下传出老远老远的夜空里。

那时候，每天中午12:30的长篇评书联播，吸引着大人小孩所有人的心思。刘兰芳的《岳飞传》、《杨家将》，单田芳的《三国演义》，勾得大人们刚到收工时间就扛了锄头往家跑；小孩子更是厉害，放学铃响第一下，人就飞出了教室，撒了脚丫子往家奔，到家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儿，先要把收音机打开，放到中央广播台，瞪着眼睛等着评书开始。

我那时候的心情，更是急迫得不得了。为了把握时间，干脆用了油笔，在左手腕上画了一块儿手表，指针固定指在12:30那个地方，自己的心思紧紧地系在了评书里……

这收音机，其实我占有的时间最多，放在炕头的窗台上。我常常借了做作业的名头，很小声音地偷偷放开了收音机，欢畅地听，磨蹭着做作业。

那时候，收音机里最流行的节目广播连续剧、评书和相声。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观看的电视连续剧、电影和其他文艺节目，在当时却都是要通过收音机听的。

我那时候经常听的电影有英国电影《虎口脱险》、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南斯拉夫电影《桥》，和国产的《骆驼祥子》、《铁道游击队》、《夜幕下的哈尔滨》等等等等，最熟悉的配音演员有童自荣、乔榛等大师。我当时还很纳闷，怎么外国人的声音都是同一个很有磁性的中国人声音呢？

在没有视觉欣赏的年代里，我的听觉被开发出了奇妙的功能，我的想象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发。——如果说我的想象力还不错，那一定是那台收音机的功劳。它让我凭借着声音的翅膀，遐想到了无边无际美妙绝伦。很多后来看到的电影，跟我很早时候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无比精彩的展演比较起来，居然逊色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眼睛看到的演员的表演，远远没有我借助听收音机的配音和自己的想象精妙，有趣儿。

在听过的电影里，《骆驼祥子》这部电影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在我后来在银幕上看了电影的时候，我很失望，我感觉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待我再后来读了老舍先生的原作之后，我发现无论广播剧还是电影，已经把老舍先生的作品，破损了许多，距离老舍先生的风格有了那么大的距离。

正是从那个时候，我真真正正地关注老舍先生的作品，从《骆驼祥子》，到《四世同堂》，再到《茶馆》。我被老舍先生纯正的京腔京调儿、短小碎词的幽默风趣语言所折服。

九十年代我工作以后，一次无意之中在《收获》杂志上看到了余华先生的中篇小说《活着》，我的想象力与作品达到了完美的契合，我完全沉醉在了作品之中。我为作品所震撼，在细细研读数遍之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这部小说手抄了一遍，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被写完了三分之二。

后来，听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福贵》。我从来不敢看一眼，我只怕编剧的蹩脚和演员的浅薄，破坏了我对作品的理解和想象。那种感觉，就像我对于一个钟情的姑娘，都不愿意让别的任何一个人看她一眼，仿佛那样也会玷污她在我心目中的圣洁与美丽。

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家里给买了一台单卡录音机，我常常用来听英语磁带，但也时常听听收音机里的东西，尤其是在独自静坐的时候，听着听着，思绪就回到了附耳听评书的情境之中。

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做的事情是泡图书馆和逛古旧书市，往往会淘到很多很多老版本的好书，然后便缩在教室里或者校园僻静处啃读。那些文字，带着我的思绪飞到了我从来没有去过，今生可能永远也不会到达的地方，但仅仅是凭着想象的游历，也让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那台收音机已经很过时了，妈妈把它还珍惜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每年过年的时候，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常常会打开盒子，久久地望着它出神，摸着它已经被磨得光亮光亮的外壳，追忆那些逝去的岁月。

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这梦想，就是从那台收音机里开始萌发的。那时候，听着收音机的时候，我的心里暗暗树下了一个志向:一定要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一遭，去看看，去闯一闯，即便不能满载而归，起码可以满意而归。——我告诉自己：经历过，就是最大的收获！

(作者简介:陈启,陕西西安惠安中学教师，省诗联协会会员。文风力求散淡，干净。2008年，歌曲《因为有你，因为有我》（词曲）发表于《中国音乐报》；散文《酸汤挂面》、《一件棉袄》、《吃搅团》等发表于《教师报》。诗歌《船夫之歌》、《向往北方》等发表于文学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