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校勘的新思考与新探索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100700) 黄龙祥
摘要: 通过《黄帝针灸甲乙经( 新校本) 》等书中的 25 个典型实例，剖析当前中医古籍校勘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古籍校勘的目标定位、版本考察、校勘方法的应用等方面探寻失误的根源，特别是基于古籍基本构成考察的思路，对现代校勘学的“衍文”“脱文”概念进行反思和重定义，提出中医古籍校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时，通过对文史界古籍校勘成功经验的总结，为中医古籍整理重大项目提供思路和方法创新的借鉴。
关键词: 中医古籍 校勘学研究 版本 本校 他校
在本文的标题“思考”“探索”前各加一“新”字，是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编撰大型针灸古典丛书《针灸古典聚珍》时，笔者对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的中医古籍整理工作作了较系统的梳理，并以《建国以来古医籍整理若干问题的初步考察》为题，撰文发表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6年第9期）中，后被收录于杨牧之主编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以及笔者的《针灸典籍考》中。此次为解读宋以前的针灸经典，笔者先是认真总结了自己30多年中医古籍校勘的经验教训，又以文史类古籍整理的重大项目—“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为参照，对笔者亲历的近些年已经完成的，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中医古籍整理的重大项目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并思考解决方法。这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在今后的中医古籍校勘中少走弯路、有所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为优化中医古籍整理重大项目实施方案，以及使研究成果能对整个中医古籍整理工作发挥更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提供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
鉴于评说今人校勘得失不甚方便，本文所有校勘实例主要选自笔者早年的医经校勘习作《黄帝针灸甲乙经(新校本)》(以下简称《甲乙经(新校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年出版)。选此书作为反面教材的靶子并不是很合适，因其虽是校勘习作，却是迄今笔者所校书中用功最勤的，出版之后得到了国内外同道的诸多鼓励。书中有关《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的版本鉴定、版本源流考察、编撰体例、基本构成、编者与成书年代的补白性研究成果，迄今仍在国内外同类书中被广泛引用(包括诸多不标明出处的整篇整章的“引用”)。故以此书作靶子论中医古籍校勘，揭示出的问题或许不够全、不够典型，但此书经历了足够长的时间的检验，拥有最大的读者群和最高的引用率，以此为例能给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和更大的触动。偶有正面实例不足时，以笔者《灵枢》《素问》的校勘实例补充;反面实例不足者，以古人的校勘实例补充。为行文方便，同时也为批评者和读者引用方便，文中所有实例皆采用连续编号方式举例。
PART ONE
求真复原的目标定位
古籍校勘的目的是求真复原。这里的求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求文字之真，一是指求事实之真。对于古籍校勘而言，其目的是求文字之真。而求事实之真是古籍注释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校勘的任务是发现并改正古籍在传抄及刊刻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而不是替原书作者改文章。对于这一点，文史类古籍整理已有共识，特别是近10多年对此的认识更加明确，并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医古籍校勘径改原书的做法由来已久。对于唐代王冰校勘《素问》时所做大尺度改编的弊端，今人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但仍有不少人赞其改得好。宋代校正医书局在对宋以前的重要医籍作校勘时，除了像《素问》《甲乙经》这类原本有注文的医经外，对其他医书的改编尺度之大丝毫不亚于王冰对《素问》的改编，尤以《备急千金要方》《脉经》最为突出。笔者正是在校勘《甲乙经》的过程中发现了宋臣在医书校勘中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失误，系列研究成果于1997年［1］、2001年［2］发表后，虽引起多个团队长时间深入地研究，但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医古籍校勘者的重视。当下的中医古籍校勘替古人改文章的作法仍屡见不鲜。
复原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恢复古籍的文字旧貌，一是恢复古籍传本的结构旧貌。关于后者在古籍校勘中的重要意义，文史类古籍整理专家对此早有阐述，而中医古籍校勘在这方面似乎至今尚未有足够的认识，故本文将对此作重点论述，并给出具体的实例分析。
PART TWO
版本源流的考察与校勘法的应用
在这个环节，笔者实践最多、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几点：版本源流的考察、对本校的理解与应用、他校的史源及引文方式的考察。
不注重版本源流的考察是目前在中医古籍校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而在确定底本及选择校本这一最基础的环节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少中医人误以为校本选择越多、用功越多，质量就越高。其实衡量校勘质量和校勘者的功力不是看选择版本的数量而是看精准度，属于同一系统的版本选一本即可，尽量不用同一版本系统下晚出的刻本或抄本来校改早期的版本。对于这一点，西方校勘学认识得更早，如今中外汉语古籍校勘专家也有明确的认识［3-4］。不细核版本、不辨源流、一味罗列校本常常是经验不足的表现，或是偷懒的做法。笔者30年前撰《甲乙经(新校本)》时选了两种通校本，6年后出重校本时则只选了一种。
关于版本源流的考察，笔者1990年出版的《甲乙经(新校本)》存在以下缺憾和失误之处。
其一，在版本鉴定上，笔者发现了大量有力的证据可举证所谓的明正统本有明显的充古作伪之嫌，不足为校勘之据，但仍选其作为参校本。6年之后，当笔者重校《甲乙经》时(收于1996年华夏出版社《针灸名著集成》)，及时纠正了这一明显的失误。但直到今天，在校勘、研究《甲乙经》时仍有不少人将明正统本视为极为珍贵的版本，甚至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传本。关于《甲乙经》的版本鉴定，有两点需再次强调：第一，关于所谓的南宋刊本。笔者在《甲乙经(新校本)》出版后即逐条考察了《幼幼新书》《针灸资生经》这两本南宋医书所引《甲乙经》的条文，发现此二书皆系间接引用。其中王执中《针灸资生经》中所引“甲”“甲乙”“甲乙经”条文皆据《备急千金要方》宋臣注文转引，且有不少误读和误改之处。笔者的研究成果早在1996年的第二次《甲乙经》重校时就已经阐明。然多年之后仍有专家据《针灸资生经》引《甲乙经》条文推断，在南宋时或有与林亿等校定本不同之传本存世。第二，关于所谓的明清抄宋本和影抄宋本。继日本发现明蓝格抄本后，近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又发现了明汲古阁抄本，今人未详细考察便认定此为毛晋据宋本抄，且早于明代吴勉学校刊本。此本已于2017年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一年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又推出拍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景宋《黄帝针灸甲乙经》抄本，吸睛的“重大发现”接踵而至。实则，明汲古阁本与明蓝格抄本行款同，异文极少，且从两抄本错误多同、又在相同地方据明刻本出校来看，两抄本是转抄的关系，抄本的校勘价值不在于其所据底本比明刻本更好，或抄录时间更早，而在于校改较少。而所谓的光绪景宋《黄帝针灸甲乙经》抄本，从公开的几页文字来看，与传世的吴勉学刻本特征相同，与宋本差之甚远。这就提示了，中医古籍整理在版本鉴定，特别是在版本源流的考察上，还有许多需要补课的地方。最有效的改善方法是吸收和消化中外古籍校勘在这一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操作规范，而认识差距、看清方向是其中的第一步。
其二，没能考明《甲乙经》所据之《素问》《九卷》及《太素》的所据本，与传世之《素问》《灵枢》是否出自同一祖本。今天回过头来看，笔者认为当年没能解决这一难题，虽然有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经验不足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如今笔者已经考明，《甲乙经》所据的《素问》《九卷》及《太素》的底本，与传世的《素问》《灵枢》并非出自同一祖本。由此可判定，笔者《甲乙经(新校本)》中那些直接据《素问》《灵枢》《太素》对《甲乙经》原文所作的校改是欠妥的，但是这样的校改在今天的中医古籍校勘中还在时时发生。
关于本校法的应用，如果现存版本只有一个，则校勘以本校和他校为主。中医古籍校勘最需要注意的是对本校法概念的正确理解。本校法是陈垣先生古籍校勘四法中被应用较广的一种。在近10多年来文史类古籍校勘的实践中发现了不适用于本校法的情形，即“古籍不出一手不能本校”“史源不同不能本校”［5］。《甲乙经》恰好能为如何正确应用本校法提供典型实例。
例一：“忧”“悲”之校。
心气虚则悲忧，实则笑不休。(《甲乙经》卷一第一)
神有余则笑不休，不足则忧，《素问》作悲，王冰曰：作忧者误。(《甲乙经》卷六第三)
《甲乙经》这两条文字，前条出自《灵枢》，后条引自《素问》，所出不同，不适合用本校之法以此律彼而改。
关于他校法，情况更复杂，风险也更大，稍有不慎就易出错，古今校勘大家也常在这一问题上出错。
例二：心气虚则悲忧，实则笑不休。(《甲乙经》卷一第一)
30年前笔者校《甲乙经》时已指出此条中“悲忧”之“忧”字为古人的旁注混入正文。王冰注《素问·调经论》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又曰：“心之藏也。《针经》曰'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也’。悲，一为'忧’，误也。”新校正云：“详王注云'悲，一为忧，误也’，按《甲乙经》及《太素》并全元起注本并作'忧’。”受新校正注文影响，今人校《甲乙经》者将此条文字校改为“心气虚则忧”，即以“悲”字为古人旁注而删之。实则《甲乙经》此条文字引自《九卷》，而新校正所说“《甲乙经》及《太素》并全元起注本并作'忧’”者，其引《甲乙经》者出自卷六第三，原文引自《素问》，《太素》并全元起注本也皆出自《素问》。《太素》引《九卷》文字见于卷六《脏腑之一》篇，作“心气虚则悲”，与《甲乙经》此条完全相同。宋代新校正未能考明原文出处，误以引自《素问》的各书经文校《甲乙经》此条引自《九卷》的文字，今人又未复核，径以新校正错误的他校文字改《甲乙经》此条，从而一错再错。关于《甲乙经》此条原文作“悲”者，还有更多有力的证据，限于篇幅不展开论证。此外，宋臣引他书文字校《甲乙经》出错最多者，是大量用《备急千金要方》卷三十《孔穴主对法》校《甲乙经》卷七至卷十二《明堂》的文字，出错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明《孔穴主对法》的编辑体例，当引以为戒。
关于他校，除了确认引文出处之外，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处理好以下几点：第一，考察他校书的引文方式。古人引书较随意，有多种方式。有直接引用，有从他书转引(如宋代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引《甲乙经》文字皆据《备急千金要方》转引)；有引全文，有引节选，有引用原文大意。只有那些直接抄录原书原文的他引文字才能作为校改的依据。第二，考察引文采用的版本。古人引书多会采用当时流行的版本，极端的情况还会有引同一书而用不同的版本，例如《针灸资生经》引用《备急千金要方》就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版本，如果不能一一考明，径以宋校本校改则必定出错。第三，考察引文的基本构成。例如《备急千金要方》引有大量《甲乙经》原文，其中有原作者引用的唐本或唐以前本，也有宋臣引用的宋代通行本。若不仔细甄别，皆以之为唐本《甲乙经》作他校则误也。
关于底本和校本的选择，以及本校法和他校法应用的禁则，文史古籍校勘界通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再探索和实践检验，已达成明确的共识，并在修订本中充分体现［6-7］。中医古籍整理应当吸纳文史界古籍校勘的最新成果，及时修订2012年出版的《中医古籍整理规范》中相关概念的定义，使之更有效地指导中医古籍整理的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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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中医文献》杂志2021年01期
审核|张丰聪
本期编辑|林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