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泸定县沈村余氏族谱看四川余氏

最早从新编《泸定县志》中得知沈村余氏部分信息。兴隆镇去过几次，可惜未能找到熟知沈村余氏家族历史的人，也无缘见到该处《余氏族谱》。

据川内其他余氏资料：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1283）封察必皇后之妹弘吉利氏南必为后，生子铁蔑赤（谱译：铁子高）封地江南，食邑安徽休宁县。铁子高娶潘夫人生一子铁木健，膺封南平王，任东路蒙古元帅府“东路不花元帅”，封地湖广麻城县。铁木健夫人洪氏生四子，继娶夫人张氏生五子一女。

元末，铁木健九子一婿及其家属子女、随从，共三百八十余人避祸迁川。在四川泸州汇合后，为生存计，共议改“铁”为“余”姓，遂各自分散八方择地落业。九子一婿姓名分别是：秀一公，改名余靖，字德元。秀二公，改名余真，字德钢。秀三公，改名余醇，字德贞。秀四公改名余和，字德辅。庚五公，改名余藩，字德弼。庚六公，改名余恒，字德成。庚七公，改名余仁，字德胜。庚八公，改名余翰，字德隆。庚九公，改名余芳，字德兴。女金莲，适金，金改名余伯。以上归纳虽无法从正史中得到印证，但也勾画出该蒙古后裔的一段家族史。其中“余伯”显然就是泸定县沈村余氏入川始祖余锡伯。“余锡伯”名字中多了一个“锡”字，其原因可能是九子一婿在泸州分手后，为了更好地隐瞒自己的身分，而添上的。

新《泸定县志》据该支余氏《余氏族谱》说：余锡伯是“洪武二年（1369）随军来川”。如果这是事实，将向我们揭示了该余氏家家族不为人知的一段历史。因为“洪武二年”时，四川尚未被朱元璋占领，当时是在红巾农民起义军将领明玉珍大夏政权统治下。“随军来川”明显就是随红巾军明玉珍入川的。该余氏先祖铁木健“食邑湖广麻城县”与九子一婿入士分别在外地做官并不矛盾。

余锡伯一行十人及家人随从什么原因迁徙入川，目前各说不一。归纳迁徙主要原因有两个：1、元末，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汉人要杀蒙古人，北归不可能请况下，选择蒙古政权尚存的四川躲避。2、因铁木健九子一婿接受了中原文化，与当政蒙古上层执政方面有矛盾，为逃避本族人的追杀，而逃到四川。事实上，当时农民义军中仍有不少蒙古人，朱元璋的部队中及以后建立明朝后，就有不少蒙古人当官。看来当时义军并不是一定要盲目追杀蒙古人。湖广麻城县是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当麻城人邹普胜在麻城举事时，作为麻城县上层人物的铁木健族人，是众人瞩目的公众人物，要躲避义军的追杀，显然可能性不大。从而说明，铁木健九子一婿应是接受了中原文化，同情并善待了汉族人，因而没有遭到追杀。洪武二年时，明玉珍已故，子明升登大夏皇帝座已达四年。陈友谅曾对朱元璋曾形成过生死威胁，因而，朱元璋对包括麻城县在内的鄂东一带实行了严格的苛政，致使这一带民众逃到当时相对于开明的大夏国。于是铁木健九子一婿应分别从各地相约避祸四川。

根据余氏资料可看出，十人中有任太守，有任尚书之职。他们不可能都居于麻城县，如尚书职务还是京官，他们得到家书后，应该分别从各地分散进入四川的。

铁木健九子一婿聚齐泸州后， 1、为什么要改“铁”为“余”姓？2、为什么要十人又要分别继续分散“逃亡”八方？对于改为“余” 姓，虽然在麻成县九子一婿能得到义军理解，不属追杀对象，但到了四川，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为惧遭“误杀”，于是将姓氏改了。至于十人聚而又分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十人及家属随从共三百八十余人，目标显眼，遭“误杀”的可能性太大，故而分散目标。二是大夏政权将不同时期入川的移民，都分别按计划安置在各地“官庄”屯田。如，简阳傅家坪傅氏入川始祖兄弟三人，洪武二年入川，长居忠州，次居简阳，三不知所踪。邛崃孔明封氏入川始祖也是兄弟三人，一居邛崃，一居天全封家沟，三不知所踪。因而铁木健九子一婿之所以聚而又分，除自身的原因外，被大夏政权集中起来，继而分散到各地的“官庄”屯田政策实施是主要原因。十人中的庚九公“分”到自贡荣县龙潭落业，后代余广分到名山县屯田，余广后代余文龙又分到名山马岭屯田，这两处小地名都叫“官田”（“官田”是明代屯田的称呼，是明政府调用了大夏政权“官庄”后的称呼）。而余锡伯应当是从了军，先在忠州、长寿一带，后到沈黎。明朝时因征战有功，封为沈边土司。

一、六安余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