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死亡”是很少被看到的。就像电灯的发明驱逐了黑暗一样，现代化的生活也让“死亡”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在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原先属于私人的、生活性的事务或活动（例如家暴），渐渐被推到公众视野中，这种“生活领域的公开化”本身是现代化的特征之一，然而对死亡而言却正相反：它从公开事务变得隐蔽化了。
在意大利，很多人只看到当地中国城的华人忙忙碌碌，但从未见到他们中有人死去，因而甚至出现了一个离奇的传闻：“不死的中国人”。这固然好笑，但的确，在意大利米兰的城市中心里就有一大片墓园，甚至像东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上野等地都有大片的灵园，生者与死者比邻而居，这种在国外城市里寻常的景象，在中国却几乎绝无仅有——要不然清明扫墓，也不会年年堵在郊区高速公路上了。从这一意义上，当下的中国人与死亡的距离特别遥远。小时候在乡下，死亡是生活中常常见到的事。村子里每个人的葬礼都不是丧家的私下纪念，而是隆重的公众仪式，几乎全村人都要参与，甚至没有血缘关系的邻人也要送白礼（“邻舍人情”）并上门帮着操持白席。那时母亲还会带着我去邻村去看别人家的葬礼——虽然有时连她都未必认识死者，但在寂静的乡下，高亢凄清的哀乐一起，几乎五六里地内都会知道哪里出事了。人死之后要“搁三朝”（停尸三日），有时为了便于外地亲友赶回或猝死不及准备后事，还须“搁五朝”，而对于丧家女眷“会不会哭”、酒水如何、办的礼节是否到位，私下评议还会更久。对生活在这样传统社会中的人来说，死亡是每年都会目睹多次、近在眼前的事，人们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既是私事又是公众仪式的葬礼上学会如何做人、如何遵循风俗礼仪、乃至如何哭丧的。这样的场景如今已渐渐消逝。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里，一场场葬礼多是高度仪式化的、亲友私下的小规模追悼，按固定流程致词、默哀之后，再吃一顿素饭，通常差不多就算是结束了。在我十岁第一次经历时，这堪称十足的文化震撼。但这些年来，即便抵制变迁最顽强的葬礼，在乡下也不可避免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还是火化后不再捧回家里供在堂屋或埋入村里地头，而是在殡仪馆举办追悼会后直接埋入公墓。这使得人们不再像我小时候一样，有时还会在田间的土墩上看到露出地面的骨殖瓮或墓牌，或在家族的堂屋里看到列在两边的祖先照片。在云南、贵州旅行时我也发现，很多村寨的老房子堂屋中央都供着“天地国亲师”或“历代宗亲”之位，但这些在城里新居的设计格局里，也大抵无处安放。除了自杀、交通事故这类戏剧性的非正常死亡，城市里的绝大部分死亡都发生在医院的密闭空间里，死后通常也毫无例外地包裹好推进太平间，之后悄悄送往殡仪馆，火化后遗体就此消失。在城市环境下，死亡已从多数公众视线中消失。我在一个小区居住了十一年，迄今为止从未见过小区里有人死亡或哪家办葬礼的情形，不像婚礼还会容易关注到。死亡和葬礼，在这里逐渐隐退，变成仅仅与死者最亲近人群相关的私密事件。维特根斯坦的话恰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死亡不是人生事件：我们活着就不能体验死亡。如果永恒（eternity）不是意味着无尽的时间而是无限的当下经历，那么永恒的生活就属于那些活在当下的人。”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亡、悲痛和伤痕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蔽化、私密化了，越来越少被公开展示；所有人真正在意的是自己怎样“活在当下”，至于死亡则是一个无比遥远——甚至遥远到无须考虑的事件。不仅如此，我们与死者的距离也变得前所未有地遥远，很少人还经常想起死去的亲友，毕竟自己现实中的事就已经忙不过来，每年清明节能去扫墓一次，在心理上就算已经交代得过去了。考古学者罗泰曾在《宗子维城》一书中指出，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的繁荣与世俗化，“死去的祖先已经从上天的超自然保佑者转变为可能有害的存在”，因而当时的墓葬一方面向死者提供更好的地下家居环境，另一面也将之更严密地隔绝起来，换言之，人们想方设法把死者与生者分开，让它们安安心心待在属于自己的冥界里，不要来搅扰活人的生活——这与当下何其相似。就此而言，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生死观急剧变化的时代：“死亡”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视野中逐渐隐退；“生”与“死”变成了相距遥远的两个不连续世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关心当下的生活大大超过了关心死亡——那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终点，直到它突然降临之前都和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关系。以前的老人是“不怕死”的，现在很多人开始“怕死”了。不怕死，是因为早些年在那样一个生死连续的世界里，人们很自然地感到自己的生命会在子孙后代身上得到延续——自己血脉的一部分就在儿孙身上流淌，死后也年年有人祭祀，代代不止，至少还作为祖宗活在一个连续的系谱里；所以小时候我在乡下见到老人们普遍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棺材寿衣，走的时候只要儿孙满堂、大事已了，也就平静地走了。但现在，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命是自己的”，死后很难指望儿孙如何惦记着（我妈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一死，都是空的”，什么金钱、儿孙，统统不管用了），既然如此，那当然只有好好活着才是真的。这不是说以前的人就没有恐惧，但他们恐惧的与其说是“死亡”，不如说是“断绝”。先秦就有“若敖鬼哭”的典故，指出了传统中国人最大的忧虑：子孙断绝，自己死后无人祭典，血脉也得不到延续。正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骂人“断子绝孙”、“绝后”或“香火断绝”是最恶毒的诅咒，甚至比直接用脏话骂他本人更严重得多。不夸张地说，重男轻女的文化，与这种生死观密切关联。价值观越是传统的那些人，对“男丁”、“宗法”、“上坟”乃至孩子冠父姓之类的执念也越重，因为他们会格外在乎有个“自己的种”，这说起来只是一个象征，但对他们而言却是莫大的精神慰藉。十多年前，我一个朋友曾想去做临终关怀，结果发现这一块在国内可说空白。这恐怕不仅是因为医疗延伸领域尚不够发达的缘故，也因为以往中国人很少这样的需求。常常为人忽视的一点是：“临终关怀”本身就是从个体生命出发的，它着重的不是让人享有作为连绵世代中的“祖宗”所具有的尊荣，而是个体如何少受痛苦，在获得精神安慰的情况下，有尊严地离开人世——“临终关怀”顾名思义，只关怀临终的状态，不涉及到死后的问题，死亡就是终点。因此，现在人的“怕死”，说到底还是因为“死后元知万事空”，因而更迫切地想要“好好活着”。虽然死亡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淡出，仿佛遥不可及，但它又像是房间里的大象，只要偶尔一想到它，就知道它始终都在那儿，没有人能逃避。不过，看似奇怪的是，如今人们对死亡反倒不像过去那样忌讳了。传统社会大多忌讳谈到“死”，但或许正因为死亡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中已很遥远，人们反倒可以相对轻松地谈论起它来。近些年，临终关怀在欧美社会兴起，在加州甚至有人倡导“正能量死亡”（positive death）运动，不同人聚集到一起来谈论死亡。“死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祛魅化了，变成了一个可以探讨和“处理”的“问题”。这与其说是西方人在文化上比我们更开放，倒不如说，这是因为他们更现代化：正如《最好的告别》一书中所言，在发达的技术条件下，迅疾的、灾难性的疾病已成例外，“对大多数人而言，死亡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医疗斗争，由于最终无可阻止的状况”。这样，死亡逐渐被医学化了：它是在生命最后阶段应对危机过程的终点，在此期间，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心理准备来坦然迎接不可避免的结局。换言之，“死亡”的问题从原来那种“世代延续”的意味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个体如何有尊严地对人世和亲友进行“最好的告别”。当死亡这样渐渐被个人化，伴随的一个结果或许是深深的孤独，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死后还有什么等待着我们。但也因此，很多人或许会放下以往那种对“传宗接代”的执念，少去想如何在子女身上延续自我，而更多专注于过好自己的日子。超越性的存在对人来说当然也不可或缺，但那应该更多指向如何实现自我和构筑亲情。在看完电影《寻梦环游记》后，我家的两个孩子都哭了，虽然去年我父亲离世时，他们年纪尚幼，但毕竟也有不少记忆，他们感受到了电影中传达的那个信息：“人活着的时候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死后则活在亲友的记忆里。”能让人记住的，不是因为“祖宗”的身份，而是活着时候的作为与感情。这一点，孩子也懂得：“如果我们不记得爷爷了，他才真的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