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荷兰市民社会：贪婪、虔诚、郁金香与家庭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生活，对于17世纪的荷兰来说，财富、幸福和家庭就是生活的真谛。在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序幕的迷茫年代，荷兰人领先一步跨入了市民社会，他们既是虔诚的信徒，又是贪婪的生意人；他们的的生活既奢靡又朴素；他们的社会充满了郁金香的芬芳，又散发着金钱的铜臭。17世纪的荷兰，充满了矛盾和惊喜。
17世纪的荷兰
贪婪和善行
17世纪荷兰人拥有一种举世罕见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赚钱与信仰不冲突，并且“虔诚地赚着钱”。在以加尔文派新教徒为主的荷兰社会，虔诚且严谨的新教伦理与世俗的商业行为之间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正是从荷兰人的生活入手，探讨信仰和商业二者的紧密关系时，马克斯·韦伯总结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著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马克斯·韦伯
韦伯认为，加尔文教义中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和其勤劳工作的伦理，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他在描述新教信仰的荷兰时说，人们努力工作并不为钱，而是为了信仰。因此在17世纪，荷兰市民赚了钱之后，首先会扶危济困。受此影响，很多无家可归的欧洲游民开始聚集到荷兰，让这个低地之国成了当时慈善水平最高的国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文原版
事实上，当时荷兰人确实崇尚扶危济困、施舍穷人等善行。富裕的物质生活让荷兰新教徒很“尴尬”，虽然新教伦理提倡人们勤劳工作，但获得的金钱太多，让他们从潜意识中感觉到跟虔诚信徒的身份有冲突，于是为了化解人性的物欲贪婪，降低自己的罪恶感，荷兰人将慈善捐款当成了“救赎”。
1606年，北荷兰哈伦市准备筹建一座赡养孤寡老人的养老院，公开募集资金，没想到此举造成了一股捐款热潮。不论是商人、艺术家、手工匠人，还是收入不太丰厚的农夫，全都慷慨解囊，想为慈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然而，荷兰人热衷于慈善的现象，却被牧师们批评地体无完肤。
17世纪荷兰的水道
当时一位牧师西蒙德（J. Simendes）就曾批评荷兰人“两面三刀”的行为，他认为，人们只有在教堂的大门内，才保有一些对信仰的虔敬之心，只要一出教堂门口，就将誓言忘得一干二净。平常也不祈祷，而是把时间拿来计算金钱和利息，他们宁愿思考自己的钱财多寡，也不愿反省自己的罪恶。一些人文主义者，也写了大量诗文讽刺荷兰人已改信“金钱教”。虽然荷兰人普遍认为以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是理所当然。不过，他们热衷慈善事业到底是出于善良的本意，还是“花钱买安心”，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管是出于新教伦理，还是逐利的本性，总之，荷兰人对于积累财富很有一套，这集中反映在股票交易所和“郁金香热”上。
郁金香和金钱
1608年，在阿姆斯特丹，欧洲第一家室内股票交易所正式诞生，从此之后，商人们不用在露天市场摩拳擦掌了，他们可以在富丽堂皇的交易所内高谈阔论。当然，商人们为了赚钱，不仅仅投资股票，还在寻找新的发财手段。对于财富的渴望，催生了荷兰的郁金香狂潮。郁金香原产于中亚，约在1570年时传到荷兰。因为它耐寒、易活，且花色鲜艳，随着花匠的改良，使其颜色越发丰富，很快就成为欧洲人最喜爱的花，不少贵族以拥有珍贵的郁金香品种为傲。
郁金香
花商们为了在花季获得足够的货源，就得在花还没有开之前，提前向花农预定。从下订单开始一直到取货，这期间的等待充满风险，因为没有人能够明确知道花的盛开量，以及开花之后的色彩和形状。在此情况下，距离开花时间越远，郁金香价格越便宜，距离开花日期近，花价则水涨船高。因此，随着采收期的接近，从郁金香订单中获利的机会就越大，往往不等花开，只要订单一转手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广场
郁金香交易蕴含的“暴富”属性，使得许多荷兰人把资金押在郁金香尚未开花的球茎上，热烈期待着手上的球茎能开出不寻常的花色，想象着未来会有大把金钱落入自己口袋。事实上，很多人根本没看到花开的样子，就将其转手以赚取暴利了，这就是期货贸易的雏形。荷兰加尔文派信徒既欣赏郁金香的美丽，又渴望投机带来的利润，这两种力量相互影响，让当时的荷兰在花香与铜臭之间摇摆不定。
《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
荷兰人对于郁金香的痴迷令人瞠目结舌，英国学者麦克·达什（Mike Dash）所著的《郁金香热》一书中写到：1636年，一朵价值三千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到一艘船，以及一整船的食物。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在1632年创作的名作《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荷兰语：De anatomische les van Dr. Nicolaes Tulp）背后，也有一段关于郁金香的往事。画中的主人公本名叫做查理・彼得兹（C. Pietersz），这位医生由于对郁金香的狂热，在1621年改名换姓为尼古拉斯・杜尔（N. Tulp）。Tulp就是郁金香的荷兰语写法，因此，如果直译这幅画的画名，应该是“郁金香医生的解剖课”。
“愚夫的花车”（Floraes Mallewage）
在郁金香热潮的影响下，当时很多人沉醉于发财梦中无法自拔，但也有不少清醒的人，他们笑看投机客的丑态百出。1637年，荷兰报纸争相刊载讽刺画，调侃泥足深陷的投机者，其中最有名的是“愚夫的花车”（Floraes Mallewage）。其实荷兰人自己也爱看这类讽刺画，毕竟画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调侃一下无伤大雅。然而看完之后，大多数人还是一笑了之，继续玩他们的投机游戏，直到最终危机的到来。荷兰人喜欢财富，也爱自己的家庭，因为信仰的原因，他们对于家庭看得格外重要。
爱、住宅和家庭
17世纪荷兰人在城市里的住宅，外表看来平平无奇，但是屋内的装饰摆设却极尽奢华。以阿姆斯特丹城内的巴尔托洛蒂豪宅（Bartolotti）为例，这位商人的房子是典型的的17世纪荷兰豪宅，一进门就能看到宽敞的客厅，当中悬挂着一幅东印度群岛地图，在会客室和其他房间也挂满了各式画作，连佣人房内都布置了一些画，以显示主人的艺术素养。在家庭演奏厅中摆着各式乐器、镜子和高级胡桃木制成的家具，非常气派。
除了商人的豪宅，普通百姓的房屋也不差，当时即便一个服装裁缝，也能买得起中等规模的住宅，而且普通人的生活也充满了艺术气息，到处都会挂满油画，不仅彰显了屋主的品味，也显示了生活的情调。
巴尔托洛蒂豪宅
从住宅的布置就可以看出，虽然17世纪的荷兰人忙于赚钱，但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却毫不含糊。曾有历史学家形容荷兰共和国的“根”就是家庭。当时，荷兰家庭就已经发展成了现代模式的核心家庭，仅由父母和孩子组成。教会认为，人格培养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家庭，信仰的美德也在家庭中得到发展。男人除了养家糊口之外，也要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女人不仅要处理家务，还要兼顾养育孩子。
巴尔托洛蒂豪宅
在荷兰家庭中，女孩从小被教育成端庄、随和、耐心、爱家庭、讲卫生的好妻子，男孩则被灌输“男子汉”思想，被教导成不仅要扛起照顾整个家庭的职责，还要做个忠实的好丈夫。儿童在家中备受宠爱，在社会上也被百般呵护，任何伤害儿童的行为，都会被判重刑或死刑。从很多荷兰画作中，都可以看出孩子在家庭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存在于家庭中的那种和谐的天伦之乐。有历史学家认为，荷兰人的文化中虽然缺少对英雄的崇拜，但他们却不缺乏勇气，尤其是在维护家庭时，他们能展现出无所畏惧的精神。
巴尔托洛蒂豪宅
正是由于荷兰人对于家庭的爱护，造就了近代市民社会的雏形。随着经济的发展，欧洲逐渐摆脱了农业社会的桎梏，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城市化进程，荷兰作为传统的航海大国，本就受农业影响较浅，自然容易开展城市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原本农村的“熟人社会”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互相并不熟悉的市民，城市秩序如何组织市民就成了一个难题。荷兰人重视家庭的传统，正好给城市化提供了出路，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交单元，所有家庭合起来就成了市民社会。对整个社会来说，每个家庭既是生产细胞，也是消费细胞，无数个家庭造就了荷兰的市民社会。
近代历史的开端
信仰与财富、投机与善行、爱与家庭，17世纪的荷兰是个有趣的历史样本，折射出中世纪的漫长黑夜结束之后，蛰伏的欧洲人重新站立起来的精神状态。对于财富的追求，对于信仰的敬畏，让荷兰人带剑出航，创造了大航海时代的奇迹；对于家庭和亲人的重视，让荷兰早早迈入了市民社会，为即将出现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劳动力和市场基础。17世纪的荷兰，虽然纸醉金迷、莺歌燕舞，却也生机勃发、蠢蠢欲动，近代历史由这里启航，也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资料：
《欧洲史》约翰·史蒂文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16-17世纪宗教改革与荷兰风俗画的产生》张康
《海洋帝国：荷兰-海上马车夫的海权兴亡（1568-1814）》宋毅
《欧洲视野中的荷兰文化:1650～2000年》格里曾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