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遥远的敦煌距离雁城衡阳3333公里，却一直是我脑海中难以抹去的记忆。

36年前的早春二月，我随父亲踏上西去的道路，在火车上穿越河西走廊，看到了唐诗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象着“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感伤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样的一天一夜，二十五六个小时，场景繁复多变，诗意诡谲绮丽，我仿佛经历了一生一世。尽管后来也曾多次走过这条路，但都没有初次经历那么惊心动魄。

名气超越古今

我们凌晨在柳园下车，见到了令人恐怖的黑戈壁，茫茫无际，蜿蜒伸向天尽头。在一位湖南老乡家休息一天后，清晨换乘青海油田的公共汽车，前往128公里外的敦煌县城。下午3点钟左右，车在北台站停下，司机告诉我们，明早启程去冷湖，大家可在敦煌转悠大半天。

敦煌县城并不大，只比我老家茅洞桥大一倍而已，但它的名气却是超越古今。阳光下的风刮得人脸上有些疼痛，树木都是光溜溜的，视野中没有一星绿色。女人的头上都蒙着一块纱巾，男人都穿着深色的棉袄。在县城中心的反弹琵琶飞天雕塑处，我怔怔地站了好一会儿。不远处的一堵墙壁上，刷新着一首黑底白字的诗歌，明代王偁《赋得边城雪送行人胡敬使灵武》：“万里敦煌道，三春雪未晴。送君走马去，遥似踏花行。度迹迷沙远，临关讶月明。故乡飞雁绝，相送若为情。”

我问父亲：“敦煌是什么意思？”父亲说：“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二字，就是盛大辉煌的意思。”

在我到达敦煌的1700多年前，东汉学者应劭注《汉书·地理志》也这样说过。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编撰《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挥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在我后来客居敦煌七里镇石油轮休基地时，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走过敦煌，其西行日记也是这样解说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有鸣沙山和月牙泉两处旅游胜景。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敦煌石窟”和“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国学大家季羡林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来历众说纷纭

“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河西四郡，其中武威、张掖、酒泉的命名都有含义，唯独敦煌沿用原名。但敦煌一名究竟是怎么来的，历史留下的悬案至今未解。

古代人一般用汉语字面意义来解释“敦煌”地名，但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敦煌”的词源不是汉语。一般认为，《山海经》中记载的“敦薨”，即是敦煌最早的称呼，而“敦薨”或敦煌，则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至于是哪个民族，又是众说纷纭。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考证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Tokhara）译音，而都货罗也就是当时居住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中国学者岑仲勉认为敦煌的词源是“桃花石”（Taugas），王宗维认为“敦薨”或敦煌为“吐火罗”的音译，并推断敦煌为吐火罗人居住的故地。从敦煌方言也可看出，古代是“华戎杂处”的一个繁盛之地，“敦煌”地名的词源，是汉朝以前游牧于此的古老民族的“胡语”，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近读两位当代学者的研究文章，更加引起了我对“敦煌”这个地名的兴趣——敦煌为啥叫敦煌呢？

在《敦煌为什么叫敦煌》中，研究蒙元史、边疆史的著名学者姚大力说：“汉文明的覆盖面向西延及河西走廊，时间不算太早。西汉置四郡于兹，郡名恐怕都属于用汉字记音的当地地名。东汉人应劭注《汉书·地理志》，谓'张国臂掖，故曰张掖’，只可能是一种望文生义式的'通俗辞源学’解释。敦煌和吐鲁番两地名同样是进入汉语的外来语词。”

就“敦煌”这个地名发音的源头，姚大力分析道：“中古汉语读作dun的'敦’字，其上古发音当为dur，正好用来译写源词里的首音节dr(u)-。至于用'煌’来译写-vāna，盖因古无轻唇音，故以汉字写其音时读van-为wan-，词尾的a省略不译。”

盼知音释敦煌

在此大约十几年前，我曾读李文实先生《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据说这是青藏高原历史地理学最重要、最有见解的著作之一。

东汉应劭、唐人李吉甫关于“敦煌”的说法，几千年流传下来鲜有异议，而李文实率先提出质疑。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沙州敦煌县条目中，不仅用“大”和“盛”解释敦煌，还自作聪明地将敦字改为火字旁，以示其盛明。对此，李文实认为完全是望文生义，强自为说，失其真相。他经缜密研究羌语与藏语语音的对音比较后提出：“因其地既原属羌胡杂处，地名也自当名从主人，这样才能得其名的由来，甚有助于史事的解析。”他考证后认为：敦煌为羌语译音，是现代藏语“朵航”的对音，其意为“诵经地”“诵经处”，即寺庙所在地。他进而考察到，敦煌的名称，在汉武帝通西域时早已存在，换言之，在汉武帝时，佛教已盛行于天竺西北部，就其近，佛教也早已传播于河西走廊。由于此地早已有寺院，并有敦煌之名称，故汉武帝置州郡时，即以之为郡名。如是，敦煌之名才得其实。若不通晓突厥语、羌语，仅从汉语字面解释，难究其中曲折。

我将李文实研究之帖在网上发出不久，即有网友匿名跟帖指出：“将汉武帝时代'敦煌’释为藏语'朵航’，似显牵强。1、当时佛教既入西域，也并未普遍流行。如此，则'诵经’等词显然无据；2、当时此地有羌族活动，而'朵航’按作者说法为藏语。羌藏究属两族，'朵航’是否同用，存疑；3、就藏族而言，晚至唐代才慢慢接受佛教。'朵航’既属藏语，何以穿越（提前）五六百年，横跨千山万水，现身于河西走廊？”

刚解疑，又生疑，确实挺有意思。大抵学术研究就应该这样往前推进，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也。

敦煌！朵航！到底应该怎么解读，盼知者有以教我。

（甘建华，高级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地理学会会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