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现代意义的大学章程
清朝的最后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围绕新政进行的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改革当推教育体制改革。1901年11月4日，由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光绪皇帝《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提出在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的动议，并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这份章程为山东大学堂的创办和制度建设、学生培养、学校管理等各方面提供了依据，对当时各省“国立”大学的创办发挥了示范性的指导作用，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基础。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大学章程。2000年，《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档案原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被发现，山东大学校史馆现存有复制件。
《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复制件之一
《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复制件之二
新政教改的产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庚子之变后，经历了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痛苦遭遇，中国人对变革的要求愈发强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才培养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亦使清廷统治者切实感到若不谋图更张，这个王朝就真的会在内外交困中被席卷而去。于是，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诏书。而山东大学堂的创办则是这场新政措施中教育改革的产物。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1901年9月14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随着新政的实施，全国各地逐渐出现各类官立新式学堂。
根据慈禧、光绪皇帝“着各省兴办学堂”的上谕，山东巡抚袁世凯调蓬莱知县李于锴充任山东大学堂监督，负责山东大学堂的筹建事宜。同时，网罗一批人才，撰写《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并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1901年11月4日）上奏，以待清政府正式批示。从当时的情形看，袁世凯是执行兴学政策最为有力的一位地方督抚。光绪皇帝因为一些督抚贯彻不力曾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日（1902年3月11日）下谕：“前经通饬各省开办学堂，并因经费难筹，复谕令仿照山东所拟章程，先行举办。迄今数月，各该省如何办理，多未奏复；即间有奏到，亦未能详细切实。”光绪皇帝认为“变法求才，实为当今急务”，因此各位督抚应“妥速筹画，实力奉行，即将开办情形，详细具奏。如再观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此时离袁世凯上奏开办山东大学堂之事已4个月有余。
11月25日，清政府正式批准山东大学堂成立，并下谕：“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拟先于省城立学堂一区，分斋督课，先从备斋、正斋入手，俾初学易于速就。渐有师资，再行次第推广。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而谆谆于明伦理、循礼法，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资之道。着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之后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转至各省，要求各省参照办理。
11月底，山东大学堂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挂牌开学。当时，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尚未复校，山东大学堂便成为一枝独秀的“国立”大学堂。而这份《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是新旧教育体制转型过程中首次对学堂规制、课程设置、学生管理与培养等方面进行科学而详尽规划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章程，因而成为继京师大学堂建立后各省兴办大学堂过程中第一部具有可操作性的大学章程，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之后，各省纷纷遵旨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或另开设大学堂。各省大臣在相关奏折中多有提到山东办学章程，江苏巡抚聂缉在《遵改书院为学堂疏》中称学堂“课程、等级、班次，不外山东章程，先从备斋、正斋入手，再习专斋之意……将来应如何增设译书局、藏书楼、博物院……除批令再行参酌山东章程，设法逐渐扩充，认真办理，期收实效”；广西巡抚丁振铎在《奏陈桂省改设大学堂情形折》中表示“所有一切事宜，仿照山东章程，就本省情形现有财力，斟酌妥办”；浙江巡抚任道镕在《遵旨改设学堂疏》中表示“大学堂先设正斋，未设专斋……其余一切条规，略仿山东章程”；河南巡抚林开上奏《遵旨设立学堂谨陈筹备情形折》中亦称学堂“章程则仿照山东学堂规制，由备斋、正斋而入专斋，次第毕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已然超越了一所大学办学章程的范围，并在当时全国大学创办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示范与指导作用。
寻找档案原件
《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既是中国最早的大学章程，也是山东大学百年历史的证据，是山东大学的立校之本。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于1901年11月29日、12月18、19、20日刊登在《北京新闻汇报》上，随后一些报刊摘要转登，但奏折全文各报都未刊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章程却找寻不到档案原件。虽有各种文献记载可供研究之用（如清人甘韩辑录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光绪朝批奏折》《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以及由廖一中、罗真容整理的《袁世凯奏议》等），但没有档案的原件，终究是个缺憾。当时报纸刊登的上奏“折稿”和其他文献资料，都证明这份章程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山东大学校史办的人员对档案原件进行了广泛的查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校史办工作人员先后发现了当时各省仿照《山东大学堂章程》筹建大学堂的奏折以及它们的章程，可是唯独没有发现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的章程。在大陆范围内有影响的档案馆、图书馆的查找中亦均无所获。
另一个最大的可能是这份档案原件在1949年前被运到了台湾。根据这一思路，工作人员即把查找折稿原件的目光放到了台湾故宫珍藏的档案上。2000年山东大学建校100周年前夕，山东大学代表团访问台湾，代表团特地去拜访了曾任“美龄号”机长和台湾空军“情报署长”的衣复恩，提请台湾著名的衣林氏家族帮忙查寻袁世凯奏折及《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原件。衣复恩托付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孙震，从台北故宫博物院着手查找，终于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件中发现了沉睡近百年的“折稿”原件。台北故宫博物院制作的《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仿真复制件及光绪皇帝批的复制本，成为2001年山东大学建校100周年最珍贵的礼物。
开创先河的历史意义
山东巡抚袁世凯在1901年11月奏折中阐述了之所以改设大学堂的目的：“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于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他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11月16日，即袁世凯上奏12天之后，光绪皇帝批：“知道了。政务处及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袁世凯的奏折得到朝廷批准，山东大学堂于当年11月底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开学，成为继京师大学堂之后的第二所“国立”大学。
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一并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尽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分为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和学堂经费4章，计96节，1.2万多字，从学堂规制，课程设置，学生管理、培养与考核，学校的经费来源，甚至是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安排，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规划。
初创的山东大学堂，设总办1人，相当于校长，总理学堂一切事务；设总教习1人，总理择聘教习人员和核定课程（即教务长）；设监督1人，负责督饬学生。学堂聘用中学教习6名，西学华人教习6名，西学洋人教习3名。另外聘有司事等管理人员、夫役等服务人员。
《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明确提出了学堂开办的宗旨，即“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材，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人才观，在清朝末年的乱世中可谓开风气之先，表达了一种天下情怀和家国担当。自山东大学创办伊始，一百多年以来，“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传承至今。在这样一份内容详尽的大学章程规划之下，山东大学堂得以发展起来，并具备了现代高等学校的雏形。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不仅在中国大学肇始之初和办理过程中具有开创先河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当前推动依法治校进程、建立并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实施教育改革等都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