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猪到老虎：獠牙图的传承和意思演变
本文摘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
湖南山丘自上古以来便系先民狩猎活动之区，从此地区的发掘成果来看，自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便已有崇拜野猪的习俗，并在高庙文化白陶上出现野猪的造型，在该地带中野猪形象的造型直至商周依然可见，但明显变得稀弱了。
与此同时，高庙文化创造出野猪獠牙符号性的构图，此构图超越了高庙文化本身的信仰意义，而在广泛时空中流传，到了青铜时代早期普遍见于长江流域文化中。前文已说，甚至长江下游良渚神的造型上也可见獠牙的影象（图八十：1），但是最明确的獠牙图出现在长江中游的礼器上，首先是石家河古国文明亦出土了带獠牙的神人面像礼器（图百三七：1；皕十九：5；皕廿四），传承石家河文化的盘龙城文化也有带獠牙的神面礼器（图皕四一：3；皕六二：10）。循着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力而逐渐扩展，使得这种造型从长江上游到山东都历历可见，如很多学者认为：日照龙山遗址出土玉圭的刻纹来源，与石家河有关；而台北故宫收藏的带神面纹玉圭，也是渊源自石家河文明的礼器之一（图八十：1）[1]；国内外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源自石家河的獠牙玉人面像（图皕十八）[2]。
图二一八 各地出土的獠牙神面玉像：1、晋侯墓出土鹰冠獠牙神面像；2、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3、陕西岐山凤雏出土；4、新干祭祀坑出土；5、石家河城址谭家岭出土额上隐刻双夔纹的獠牙神人面像。
同时，考古学者在殷商时期的吴城文化遗址中，亦发现了同类的獠牙人面像（图皕十九：4）[3]；各地商周墓里多次出土过同类玉面像（图皕十九：1—3）；陕西岐山贺家村殷末周初遗址四号车马坑中也发现带獠牙的铜面具（图皕七六： 4）[4]。贺家村一号墓出土的铜斝与吴城青铜器风格接近[5]，证明贺家村遗址的器物有部分来自南方。这都显示该传统源自长江中游并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很高。
不过，如果我们将从高庙以降所传之獠牙图，都视为对野猪崇拜的脉络，那么将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何在同一时期中，却不见大量神豕形的礼器出土？到了青铜时代，野猪造型的礼器迄今仅发现一件，即湖南湘潭县出土的大约殷商时期的铜豕尊（图皕十六：5；皕廿：1），以及仿它的西周早期晋仲卫父盉、晋侯113号墓出土的猪尊等。前文也讨论野猪形的族徽，但其出现率很有限，往往不如獠牙图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换言之，江南山丘自上古以来便系先民狩猎活动之区，从此地区的发掘成果来看，自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便已有崇拜野猪的习俗，其遗迹商周依然可见，但明显变得稀弱，没有留下大传统。同时我们亦可以发现，江南山丘同时也是自上古以来崇拜猛虎族群的活动地区。笔者经过不同礼器的相互对照，注意到两件时代相同的礼器，其构图基本上相同：即江西新干祭祀坑出土的属吴城文化的伏鸟双尾虎，以及湘潭县出土的铜豕尊，两者之间相似性极高。这两件礼器身上皆有夔纹、背盖上伏鸟、两耳竖立、四肢粗壮、尾下垂，且獠牙外露（图皕廿）。
图二二0：1、湘潭县出土殷商时期铜豕尊的线图；2、新干祭祀坑出土伏鸟双尾铜虎的线图
在长江中游湘赣地区，老虎形的礼器出现数量颇多，造型风格都十分接近，如大约在殷商时期的江西地区所见青铜礼器（图皕十二）；湖南发现的虎食人卣（图百九二；皕廿六：1）、虎纹铜钺（图皕廿二）、四虎铜镈（图皕廿三）等。上海博物馆也收藏了形状相似的四虎铜镈（图百五二）。曾在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太保方鼎的风格比较特殊，器耳以双虎组成，似乎受吴城的影响（图百五十）。弗瑞尔艺廊收藏虎尊獠牙往外凸出，出处不明但从形状来看，应该是长江中游殷商時期的礼器（图皕廿一：1）；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虎鸮觥的来源应该也接近，是殷商时期湖南地区风格的礼器（图皕廿一：2）。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钺造型为双虎吞噬人头，而双虎之脚下明显有饕餮张开的嘴，嘴里突出两个独立的矛头，即是两根獠牙（图九八：2）；造型双龙的铜钺也有类似的结构，从左右两侧的龙头，凸显出两个尖锐的獠牙，这是虎的特征与龙的形象接合的构图（图九八：1）。荆州江北农场出土的西周早期虎尊，属于进一步混合折衷风格造型，虽然保留了商时代江南虎形器的特点：长开口、獠牙外露而立，但同时把獠牙猛虎的脚做成了马蹄的形状（图皕廿一：3）。
图二二一 1、弗瑞尔艺廊收藏殷商时期的虎尊；2、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的虎鸮觥；3、荆州市江北农场出土、荆州博物馆收藏西周早期的虎尊。
湘潭县出土豕尊的造型，相当符合该地区虎形器的文化传统脉络。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古代对野猪的崇拜和对老虎的崇拜，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互相结合在一起；在礼器的传承演化中，老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对野猪的崇拜。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此种现象呢？
笔者推论：不再崇拜野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猪的驯化使得人们对野猪之类肉食来源依赖度下降，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野猪作为必须狩猎、搏斗的对象，以及其所有的恐怖敌兽形象消退了。同时，老虎作为山林主宰的形象则更加地被突显出来。到了新石器晚期，山区猎民基本上也脱离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到处可见将驯养动物作为获取肉食主要来源的策略，而狩猎则相对地次要化了。我们从两湖山丘地带遗址的情况可知，这里的人群已基本上开始定居，从事驯养、渔猎和制造石器的活动。新石器晚期很多山丘遗址亦出现专业化生产，成为石器制作坊，与平原居民进行交易。其实虽然他们的狩猎活动依然不少，但对生计的重要性却逐步退化，这一类活动本身反而强化了统治者获得权威性的“掌握”领土、资源、权力之意，猎获主要用在大的祭祀典礼、或是具有政权意义的活动里，较少作为日常的食物。
至于老虎的形象，对当时出去狩猎的人们而言，老虎并非因作为肉食来源成为狩猎对象，其中潜藏更多意义，老虎本身亦是崇高万能的狩猎者，同时也是猎人们在山林地带间的竞争对手和威胁对象。老虎还是在古人从事狩猎、接触自然界时，所认识的最强猛兽，因此而神化了牠。也因为这个缘故，江南山地的猎兵崇拜老虎并追求学习、获得牠的崇高力量，以超越老虎而确认自己的崇高权威。并且，崇拜老虎的信仰还具有一种关键意义：老虎是森林主宰、山地之王，能够与老虎合为一体的人，即是崇高的巫师，自己便能够成为自然界的神王，在山顶上、也就是最高的境界上，掌握崇高生命的权力。
上述时代与观念的变化，演变到后来，使得对野猪的崇拜往往次于对老虎的崇拜，也因此，獠牙的造型逐步开始被理解为“虎口”。（今日所谓之“犬齿”，在传统中通常被称为“虎牙”。）从诸多礼器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出，在山地猎民的心目中，虎口的形象更近似于某些农耕先民所强调的“龙嘴”，成为一种概念性的神化通道。
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出土的部份神面像中的獠牙，已不太像野猪獠牙，其露出的牙齿比起过去更加接近虎口的形状。可见当时的野猪崇拜应已失去了其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对老虎的崇拜更加兴盛。平原地带的石家河文化从中晚期以来突然出现了很多玉器，其中虎头像和獠牙人面像的造型图特别多（图九四：4、5；百卅七：1；皕十一：1、2；皕十八；皕十九）。美国斯密塞纳美术馆收藏的石家河玉璋下面有典型的石家河虎头造型，而上面有獠牙神人面像（图皕廿四）。以笔者浅见，该礼器证明了獠牙面像与神虎崇拜的关系。石家河城址谭家岭瓮棺出土结构相近的玉器，只是上部的獠牙面像以头上有三叉角的面像取代（图皕六九：4），这种三叉面像带有通天的意思（对三叉形器的讨论详见第十一章）。
5、虎牙形象的文化属性问题
以笔者浅见，这或许可以视为：作为山地族群的高庙文化后裔中的某支，从山地而下至江汉平原，并可能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能影响平地。学界常从黄河为历史发祥的角度出发来讨论和归类长江中游的族群。学者们经常以“三苗”来解释石家河文明，后被北方的尧舜禹集团毁灭[6]；张绪球先生依此推论，屈家岭石家河社会为“军事民主制”[7]。但从考古材料来看，这是当时最发达、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不可能是“军事民主制”，而是神权古国，以庙的系统为最高机构，并逐渐向王国发展。自然条件和考古资料与文献的描述比较，使笔者推论，江汉才是尧舜禹之地，而三苗应该是指平地农耕文明所面对的山地流动的族群。[8]尧舜禹集团与三苗集团之间开展互动的背景，大体折射了当时长江中游低地平原稻作农耕定居生活方式与山地丘陵游猎生活方式之间的文化景观。这样的观察，远比将尧舜禹集团与三苗集团之间的互动，想像为相隔遥远的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之间族群的互动，更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传世文献中所载有关三苗的史料零散，很多是汉代以后编写，但是成书最早的传世文献中的描述或许可以连接到石家河时代的情况，例如《书‧舜典》曰：“窜三苗于三危。”《书‧禹贡》又言：“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据马公所述，三危为西裔之山。《史记‧五帝本纪》据此再补：“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9]以笔者浅见，这或许表达当时情况：三苗就是活动于鄂西、湘西山脉的游猎族群，依据其生活地区与生活方式的传承关系，三苗应是高庙文化猎民的后裔（当然未必有直接的血缘上的关系）。他们一方面与石家河文化的居民有分工、交易关系；另一方面经常下来掠夺低地的富有农民。《书‧舜典》和《史记‧五帝本纪》又载：“分北三苗。”泷川龟太郎考证：“北如字，又为背。邹诞生《音》步代反。愚按三苗有生熟之别，或既从化，或狡抗命，所以分处之。”[10]这种理解应该准确，并符合历史的过程：鄂西、湘西山区游猎族群从游猎生活发展到游商，与平地农耕文明密切合作，从事山地所产石器、盐、山珍果品、狩猎产品，与平原所产粮食、陶器进行交换的生意，甚至部分人群有可能融入到石家河社会之中，而掌握一定的权力。本书在绪论上已引《竹书纪年》和《墨子》所留下的记录，暗示在夏禹王室统治之前，有三苗统治的朝代，从石家河晚期玉器的形状来看，三苗朝代或许符合石家河晚期，即距今约四千二、三百年至四千年间。这些源自西山而崇拜老虎的统治者，在受定居于平原生活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以自身的精神文化影响了石家河文化。所以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上开始出现虎头像和獠牙神人面像的礼器。2015年石家河谭家岭发现四座瓮棺墓共有242件玉器，其中老虎的造型特别多，尤其是出土64件玉器的较大的瓮棺墓，其大部分的玉器是老虎形状，可能是三苗朝代的很高级的贵族墓，甚至有可能是王级墓。
[1]如参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19；王劲《石家河文化玉器与江汉文明》；邓淑萍，《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六）──饰有弦纹的玉器》，页82－91；林巳奈夫（日）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页232－243；杜金鹏，《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页51－59。
[2]杜金鹏，《略论新干商墓玉、铜神像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页49－54、19；邓淑苹，《新石器时代神祖面纹研究》，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230―274。
[3]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靑铜王国：江西新干出土靑铜艺术》，图85。
[4]陕西周原考古队、陈全方，《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八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页77－94。
[5]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6]如郑若葵，《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文化与古苗蛮文化关系》，《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页74－80。
[7]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页634。
[8]参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9]曾运乾正读，《尚书正读》，台北：华正书局，1983年，页21－22、71；汉‧司马迁撰、泷川龟太郎（日）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页29。
[10]曾运乾正读，《尚书正读》，页27；汉‧司马迁撰、泷川龟太郎（日）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