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明清时期江南丝竹繁荣缘由的探究 / 开普饭

编配：张晓峰

演奏：太仓五洋丝竹乐团张佳林等

太仓明清时期江南丝竹繁荣缘由的探究

高雪峰

摘要：本人从1992年至1996年参加《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太仓市资料的普查工作，经过调查，发现历史上江南丝竹在太仓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班社众多，曲目丰富。本文着重从明清时期太仓发达的经济基础、繁荣的文化环境和领军的音乐人才等方面探究江南丝竹在太仓繁荣的缘由。

关键词：太仓；明清时期；江南丝竹；繁荣；探究

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太仓，亦名娄东。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间音乐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素称“人间天堂”的江南享有“金太仓”和“丝竹之乡”的美誉。

二十世纪50年代初定名的江南丝竹在明嘉靖、隆庆年间已在太仓广为流传，时称“细八派”、“清音”、“十二细”，后又称“国乐”[1]。

明清时期，太仓城乡有过许多昆曲堂名和丝竹班社，不少堂名也常演奏江南丝竹。主要的丝竹班社有“停云社”、“清音班”、“新方社”、“茜泾班”、“应乐社”、“盛和社”、“太胜班”、“胜泾班”等。太仓境内的丝竹曲目除《三六》、《行街》等“传统八大曲”广为流传外，还流传有《乌夜啼》、《槐黄》、《春花秋月》、《太子骑车》等[2]。

据1999年出版的《苏州民间器乐曲集成》截至1997年6月30日的主要情况普查统计，历史上太仓的江南丝竹艺人为175人，占苏州各县市区总和的42.2%；江南丝竹班社25个,占41.7%；江南丝竹曲目135首,占51.7%。除此之外，太仓的“十番锣鼓”、“苏南吹打”、“道教音乐”、“佛教音乐”的总量也高居苏州市首位[3]。

千百年来根植于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结晶的民间音乐，尤其是江南丝竹，为什么在太仓历史上会出现如此繁荣的景象？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后发现，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究其缘由，证明有它的必然性，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雄厚的经济基础

一位诗人说：“一听到太仓的名称，就可闻到稻谷的清香，听到丰收的歌唱”，这不是诗人凭空的联想。据太仓地方志记载，太仓地名的由来，是因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在此屯粮置仓而得名。这里错综交织的河流，青黄相接的田野，温和湿润的气候，是典型的“锦绣江南鱼米之乡”[4]。

明代，是太仓在元代崛起的“天下第一码头”——刘家港开通漕运后，成为经济繁华、人文昌明、外通六国码头的“通都大邑”的基础上，在各方面取得成就和发展并著名于世的年代。那时太仓的经济和城市建设已具相当规模，永乐皇帝利用刘家港优越的港口条件，作为郑和七下西洋的起碇港和收泊港。明初，贯彻了“农为国本”、“安养生息”的政策，大规模兴修水利，至1497年（弘治十年），每年都有大批粮食可供输出，太仓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粮仓”。棉花从元代引种后，到明代也已大范围种植，成为主要农作物，太仓棉布“衣被天下”。其他如粮棉加工、食品酿造、造船和铁器等手工业制造都有一定发展[5]。

清代的太仓，经济富庶，民丰物阜，享有“金太仓”之美誉。1725年（雍正三年）升太仓州为直隶州，领镇洋、崇明、嘉定、宝山四县，隶江苏省，这一建制一直延至清亡。历经清初兵荒马乱，太仓经济已处凋蔽，待全国政局稳定后，清政府实行“奖励农耕”、“蠲免赋税”、“兴修水利”、“重开海禁”等一系列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太仓经济的迅速复苏。其间，先后对境内主要河道进行了数十次的疏浚，使土地终年无旱涝之忧；刘家港再现了昔日的繁荣，成为沿海南北货物的转输港；农业方面因军卫屯田的撤消而使耕地面积大幅增加，加上不断改良品种，扩大棉花、油菜、薄荷和药材、香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粮油加工、棉织染布作坊也不断增多，至1736年（乾隆元年），各类牙行已多达329户，惠安布、老意城糟油畅销全国各地。其它如冶炼、造船、竹木器、木雕、印刷等都有相应的发展。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现代工业在太仓兴起，沙溪富坤蒋伯言创建的济泰纱厂（今利泰棉纺织厂）拥有纱绽一万三千绽，是当时江苏省三大棉纺织厂之一，所产太狮、醒狮棉纱誉满江南[6]。

明清时期，农业、手工业、制造业、酿造业等的飞速发展，为太仓江南丝竹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为江南丝竹的繁荣创造了独特条件；港口城市的形成，为太仓种下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基因。

（二）多彩的文化环境

元代以来的太仓，经济发展到了极高的顶峰，同时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太仓不仅是个“漕舟之津”、“商货之区”，还是个人文荟萃之地。繁荣发达的经济，宽厚朴实的民风，吸引了天下无数英才在这里汇集。明清时期，太仓的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显活跃，经祖籍或客居太仓的鸿儒先贤、仁人志士的积极倡导、身体力行，在经史理学、文坛艺苑、科技工艺等方面，涌现了数十名史有记载的著名人物，如：独主文坛二十年，《明史》称其“才最高，名望最显，声华意会，笼罩海内”的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明末文学家，《古文观止》压轴篇《五人墓碑记》作者，明末最有影响的文人社团“复社”领袖张溥；明末清初大诗人，“娄东诗派”开创者，多才多艺，善诗能文，精通音律，擅长度曲填词，还喜绘画编剧，著作甚丰，写诗千余首，有“清初诗坛第一人”之称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吴梅村；“娄东印派”创始人、明代篆刻家汪关；被中国思想研究中心列为从孔子到孙中山，对中国思想进程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精研程朱理学，创立了“桴亭学派”的“江南大儒”，清代理学家、教育家陆世仪，以及明清之际在画坛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的以王时敏为首的“四王”画和以王原祁为首的“娄东画派”[7]。

另外，还有胸怀雄才大略、忠心报效国家的祖孙宰相王锡爵、王善；“明四家”之一、明代大画家仇英；抗倭名将熊浮、任环；吴中水利专家郏亶；博古通今、道德化人的经史家毕沅、陈瑚；教育家陆宝忠、唐文治；巧夺天工、斐声朝野的雕刻大师陆子冈，以及冶炼、制造、航海、地理、医学、新闻、园林等各方面名师大家，至今，在太仓这块土地上，还保留着他们不少珍贵的文物遗迹，流传着他们大量的趣闻轶事，绵延着他们留下的优秀传统[8]。

史有记载的人物还可列举一长串名字，这一颗颗闪烁于历史长河的星辰，点缀得太仓文坛星空一派璀璨，形成了江南丝竹繁荣的良好的文化环境，也为江南丝竹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三）出色的领军人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太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人济济，精英辈出。音乐方面作出杰出成就的有：

古琴家——徐上瀛，明代琴家。徐上瀛与陈星源、严徵、赵应良、陈禹道、弋庄乐等人一起结成琴川（常熟）琴社，人称“虞山琴派”，其中大多数是太仓人。徐经常与琴友们在一起探讨琴学理论，切磋操琴技艺，并注意广收博采、取长补短[9]。徐上灜最大的贡献是在《溪山琴况》中别创一格，提出了“和、静、清、远、右”等的“24况”，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运指、用力、取音等弹琴要点和琴学的美学原则，丰富和发展了虞山琴风，被虞山琴派奉之为准则，对后来琴学理论和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以“和”为核心的“24况”，很多适用于江南丝竹的演奏要求。

昆曲鼻祖——魏良辅，明代戏曲音乐家[10]。明嘉靖、隆庆年间寓居太仓南码头，对昆山腔的革新发展有巨大贡献，后人尊之为“昆曲鼻祖”。魏良辅在过云适、张野塘、张小泉、季敬坡等人的帮助下，借鉴、吸收了当时流行的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以及江南民歌小调的特点，对流行于太仓、昆山一带的土腔进行了深入研究、整理加工。“足迹十年不下楼”，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将南曲北曲融为一体，十分优美动听的新腔――水磨腔。著作有《曲律》一卷，流行甚广，书中提出的关于歌唱艺术的理论，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11]。

演奏家、乐器革新家――张野塘，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著名乐工，与魏良辅因共同的爱好，很快成为忘年之交。张与魏合作后，开始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使之与南音相近，组建了一个以弦乐、管乐、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规模完整的丝竹乐队，创制出了一种“颇相谐和、殊为可听”的吴中新乐――弦索，当时主要用于为昆曲伴奏，野塘死后，吴中弦索清唱之风盛行一时[12]。

除以上太仓杰出的音乐家外，还有古琴家徐秋山、宋尹文、陈爱桐、陈星源、张渭川；洞箫名手张梅谷、上百户；著名笛师谢林泉；提琴家杨仲修。在清代余怀的《寄畅园闻歌记》和明代张采的《太仓州志》中详细记录了在张野塘组建的伴奏乐队里有谢林泉、上百户、张梅谷、张野塘、杨仲修、魏良辅、赵瞻云、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等人的演唱、演奏活动。他们既唱昆曲、又奏乐器，既歌又唱，一专多能（如魏良辅还会拉提琴），太仓人称之为“歌吹”。“歌吹”和丝竹活动除参加庙会及婚寿喜庆等民俗活动外，还有是具有抵制当时的不正之风——赌博的作用，所以不少父母支持自己的子女学习器乐演奏，如九曲（今浮桥）的大陆家宅几代男性都会演奏丝竹，主要的有陆继长、陆仲山、陆心一、陆志轩、陆义轩、陆少轩、陆德轩、陆仁荣、陆大元等。在《太仓州志》“物产”一栏中，还记载了太仓特产“提琴”和“弦子”二件乐器。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当代著名太仓籍作曲家张晓峰回忆的一个故事：他小时候听其祖父形容某人做事特别精到时常说的一句话，叫做“阿正卿胡琴滴滑溜”。阿正卿生于什么年代，无从考证，但却能证明此人的胡琴演奏技艺达到了非常高超的水平，这个“溜”，又符合徐上瀛提出的琴学理论“24况”中“溜”的要求。

太仓明清时期雄厚的经济基础，多彩的文化环境，出色的领军人才，这种天时、地理、人和的大环境，是江南丝竹发展的基础，是滋养江南丝竹的沃土，在这块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水宝地上，才会出现“团队遍及城乡、邻里丝竹相闻”的繁荣景象，才会有一个个具体的数字记载在《苏州民间器乐曲集成》中。

愿太仓江南丝竹在新世纪再铸辉煌，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