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西忻州、雁门关和临近省区多代长城的考古新发现
此文获2019年10月由忻州市长城学会和代县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首届“雁门杯”长城研究有奖征文活动优秀奖
一、赵武灵王长城不是从宣化经大同、朔州北面的兴和、察右前旗、卓资一线，而是从蔚县经雁门关、静乐、岢岚、兴县一线
近些年专家们诠释标画战国赵武灵王长城，都是由今宣化、怀安、张北一带经大同、朔州北面的兴和、察右前旗、卓资一线向西延伸的。
而《史记·匈奴传》中却记载着：“晋北有林胡（《正义》：《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时北地也’。如淳云：'即澹林也，为李牧灭’）”。
按此记载，今山西朔州在赵武灵王筑赵长城时还是林胡之地，至赵武灵王筑长城以后八十年左右赵国末期的李牧才夺取过来。李牧被赵王迁中秦将王翦反间计冤杀（前229年）后仅七年（前222年），赵国就灭亡了。那么，此前八十年前的赵武灵王，又怎能去朔州林胡和雁门关北大同一带匈奴的北面去修筑什么赵武灵长城呢？所以，赵武灵王时期的赵国北界和战国赵长城，都并不是在今大同和朔州北面的宣化、兴和、卓资一线，而是在今大同、朔州以南的雁门关、静乐、岢岚、兴县一线上的。
这也是有诸多史志都明确记载着的。
如《史记·赵世家》就记载着赵武灵王前的其父赵肃侯十七年（前333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按：赵长城从蔚州（今蔚县）北，西至岚州（今岚县）北，尽赵界 ]”。“岚州北”即今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北，而并不是今朔州北。
《史记·赵世家》还记载着赵武灵王时“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正义》：'林胡、楼烦即岚（今岚县）、胜（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之北也（也就是说林胡在今岚县北，楼烦在今十二连城北）。岚、胜以南石州、离石、蔺等，七国时赵边邑也’（明崇祯二年《山西通志·卷六十·古迹四》：'忻州：静乐县：楼烦王城：距县百里，马家庄之东，址存……赵武灵王城，南三里，天柱山左，东南北俱跨山，西临汾水。昔武灵自代至阴山，守楼烦于此练兵，垒存……杀子谷：东北二十里，相传秦扶苏死此，中有恨斯水，水声呜咽……长城梁：西四十五里，始皇筑，址存’。也都记载着今静乐县是赵武灵王守楼烦和秦长城经过的地方）]……西略胡地，至榆中（《正义》：'胜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献马，归[明崇祯二年《山西通志·卷六十·古迹四》：'保徳州：林涛寨：保德，故林涛寨也。周赧王十九年（应为九年），赵武灵王略地，林胡献马。长城：在偏桥村，西扺黄河，南接兴县八十里’。《三关志》：'秦并赵筑长城于岚县紫塞。或云赵肃侯筑’]”。
所以，按这些记载，赵武灵王时所修筑的赵长城确实是在今雁门关和静乐县、岚县、兴县一线经过的。“林胡王献马”也是在今兴县赵长城北面的林胡居住地“林涛寨”今保德县。
《水经注·卷三》又记载：“《虞氏记》云：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阴山河曲而祷焉。昼见群鹄游于云中，徘徊经日，见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为我乎？乃即于其处筑城，今云中城是也”。也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
也就是说，《史记·匈奴传》中记载的“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正义》：《括地志》云：'赵武灵王长城在朔州善阳县北。案《水经》云：白道长城北山上有长垣，若穨毁焉，沿谿亘岭，东西无极，盖赵武灵王所筑也’），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的这些战国赵长城，并不都是赵武灵王所始筑的。而是自《史记·赵世家》记载的“烈侯卒，弟武公立”的比赵武灵王早70年左右的赵武侯，就开始从五原向东至阴山修筑了赵长城，又经赵肃侯和赵武灵王等继续修筑的。
《史记·赵世家》还记载着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正义》：'今延州肤施县（今延安一带）也’]”。
也就是说，赵肃侯、赵武灵王所修筑的赵长城是自代郡今蔚县经雁门关向西南到达今兴县北黄河岸边的，黄河西岸一直到今延安一带也都是赵国的地方。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赵武灵王又“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即是赵武侯在五原向东至阴山、赵武灵王在五原向西至高阙也先后修筑了赵长城。
所以，赵武灵王长城并不是从大同北面的兴和、察右前旗、卓资一线向西延伸到今呼和浩特西面的白道长城上的，因为今大同、朔州一带赵武灵王时期还是匈奴、林胡所占据着的地方，赵武灵王是不能到匈奴、林胡境内去修长城的。是赵末李牧才将这一带夺取过来的。所以，赵肃侯和赵武灵王也就是赵国的北界和长城都是在雁门关、静乐、岚县、兴县一线上的；赵武侯长城在五原东到阴山，赵武灵王又自五原向西修筑到高阙。
二、今内蒙古河套古黄河南岸壕墙是秦将蒙恬“收河南，筑长城”“因河为塞……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的秦长城，秦代并没在黄河以北的阴山一线修筑长城
《史记·秦始皇纪》：“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集解》：郑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正义》：今灵（今宁夏灵武）、夏（今陕西靖边红墩界镇白城子）、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等州，秦略取之]。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集解》：徐广曰：在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并（bàng）河以东（《集解》：服虔曰：并音傍。傍：依也），属(zhǔ。《康熙字典》：属：相连续，若尾之在体）之阴山（《集解》：徐广曰：在五原北。《正义》……按：五原：今胜州也），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正义》：高阙：山名，在五原北。两山相对若阙，甚高，故言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吕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索隐》：徙有罪而谪之，以实初县，即上'自榆中属阴山，以为三十四县’是也）”。
《史记·蒙恬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史记·匈奴传》：“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索隐》：韦昭云：九原：县名，属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境内）也。《正义》：《括地志》云：胜州连谷县，本秦九原郡，汉武帝更名五原。云阳：雍县（今陕西省凤翔县），秦之林光宫，即汉之甘泉宫在焉。又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正义》：'《括地志》云：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即今宁夏固原、陕西靖边一线的战国秦长城故塞”。
以上可见，秦统一后，秦始皇是派蒙恬先“略取河南地……城河上为塞”、“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的。
也就是先修筑了经古黄河河套内黄河南岸上“城河上为塞”、“收河南，筑长城”、“因河为塞”，并经过这里而“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秦代万里长城之后，才“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吕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的。
也就是秦代只是在今黄河河套内的古黄河南岸修筑了秦代的万里长城。
而并没在黄河以北的高阙、阴山一线筑长城，在那里只是修筑了一些“亭障”、也即古代边塞要地设置的堡垒。
因为那一线上原本已经有了《水经注·卷三·河水》中所记载的“《虞氏记》云：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和《史记·匈奴传》中记载的“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正义》：《括地志》云：'赵武灵王长城在朔州善阳县北。案《水经》云：白道长城北山上有长垣，若穨毁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盖赵武灵王所筑也’），自代（今蔚县）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战国时期赵国所刚修筑完不久的赵长城，秦代只进行维修利用就行了，并没有必要、也并没有记载是在那一线上还再另起炉灶修筑了什么另外的“秦长城”的。
这条在古黄河河套以内经过的秦将蒙恬所修筑的秦代万里长城，即应该是在今鄂尔多斯市西北部的杭锦旗、乌加河古黄河南岸的今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乌拉特前旗的古黄河今乌加河冲击形成的乌梁素海以西、今鄂尔多斯市北部的达拉特旗、东北部的准格尔旗一线的古黄河南岸上修筑的。在这一线古黄河河套内的南岸上，有众多连续不断的自杭锦旗西部起称为沙壕子、黄芥壕、刀老壕、南沙壕、闫家壕、十二连城刘三壕，一直到准格尔旗东部的城壕、阳壕、董家壕等古黄河河套内的南岸上都有的连续不断的叫“壕”的村名，并以“圪旦”等高岗地与之相互连接，应即此秦代“略取河南地……城河上为塞”、“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的在古黄河河套南岸所修筑的秦长城。其“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的“直道”，也正应该是自“云阳”古“雍县”今陕西凤翔县（今说淳化县）至“九原”今五原县（那时五原县北乌加河是黄河，九原县今五原县以及乌拉特前旗属当时古黄河河套内的黄河南岸地区，故秦直道可直接通到那里，而极利于控制当时的黄河以南地区。而并不是通到修完直道和河套南岸“起临洮，至辽东”秦万里长城以后才又夺取过来的、一直是黄河北岸的今包头市西南。“直道”偏偏稍稍修过极难经过的黄河刚至黄河北岸而就停止，也更是毫无作用和毫无道理的）。2017年参加内蒙古第二界长城研讨会后，笔者与参会的北京市洪峰、马彦明先生一起考察十二连城时，也看到其中九个城连在一起的西城的西面和三个城套在一起的东城的东面，也都还有连延不断的古边墙、墩台在沿黄河南岸高地向东、西两面延伸。
2016年7月27日，中国考古网也以《内蒙古准格尔旗新发现一处古代石墙遗迹》为题，报道了鄂尔多斯博物馆和鄂尔多斯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考古队在黄河西岸准格尔旗东部的薛家湾镇梁安窑子村西哈拉社境内，发现了“蜿蜒曲折，绵延数公里……东端的石墙紧临黄河，位置颇高，保存也较为完好……在基址南部隔河相望处还发现一道石墙。石墙大体呈斜向分布，砌筑十分规整，下宽上窄，甚为陡峭，它是利用岩体峭壁而建，部分墙体则利用山体凹缺处补筑而成……如此大规模的石墙建筑遗址，目前在鄂尔多斯地区非常罕见……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石墙遗址在整体面貌上与准格尔旗东部的包子塔石砌遗址非常接近，其性质可能为防范黄河东岸来犯之敌的防御性边墙建筑”。此次所发现的也正应该是秦将蒙恬所修筑的黄河河套内侧的秦长城。
三、今清水河县“大边”并不是明长城，而是由河套内向黄河东延伸的秦长城
这次在黄河河套内准格尔旗东部薛家湾镇西哈拉社境内黄河西岸发现的毛石土筑古长城，也正应该是《史记·秦始皇纪》中所记载的“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bàng）河以东，属(zhǔ）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的“并河以东”的秦长城，而且其也正是对着黄河东岸今清水河县西南的大路壕、大壕、大壕阳坡、朝天壕、大路壕村、清水河县东北的边墙壕村，也即紧依清水河县北面山顶上现在立有“明大边遗址”水泥碑的“大边”一线古长城遗址的。
而现在的专家们称其为“明大边遗址”，也是与明嘉靖二十四年《三关志·卷三·偏头关地理总考》中所早已明确记载着的“长城：在关北一百二十里紫塞村，秦筑”、“大边：在关北一百二十里，起大同之崖头，至黄河七十里，无墙，而有潘篱（即遗迹）。旧筑广宁、哨马营二堡，去边一里许，今废”、“兔毛河：在关北一百三十里大边下，其源出威远卫，北环大边，西入黄河”、清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偏关县》：“大边在关北一百二十里，起大同之崖头，至黄河七十里，无墙，而有界”、民国四年《偏关志·边隘》：“大边：在关北一百二十里，东接大同镇平鲁卫崖头墩界，西抵黄河，长二百九十里。今失，在二边之外，久属草地，只有藩篱遗址，未详修筑始末”等史志记载和明长城的建筑规制也是全都毫不相符的——明代的《三关志》明确记载其为“秦筑”、“无墙，而有潘篱”，也就是说不是我们明代人修筑的，而是秦代修筑的秦长城。而且在我们明代时就已经只剩下一些痕迹了。而现在的专家们怎么就反倒说此明代人说是“秦筑”的当时就已经没剩多少痕迹的古长城就是明代人修筑的呢？明代人说是“秦筑”的而现代人说是明筑的，很显然现在专家们的说法或“定论”确实是毫无史志记载和明长城遗址根据的极其错误的诠释和标识做法。其只剩些痕迹甚至是痕迹也找不到了与南面丫角山老牛湾明代修筑时普遍宽一丈五尺，髙一丈三尺的明长城也更是丝毫无法相比或相提并论的。
所以，今清水河县的“大边”古长城遗址确实并不是像现在的专家们所都误说的那样是什么“明长城”，而正是古今中外人们所都最为举世瞩目的秦长城。
而在明代，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在此“大边”秦长城以南，都是属于山西镇又称太原镇、偏关镇的偏头关守御千户所管辖的。明代依此秦长城“大边”防线遗址上增修补筑了一些墩台，以作为偏头关守御千户所的前沿防御地带。
《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月：“己酉，山西缘边烟墩成。先是从江阴侯吴高请，于缘边修筑烟墩。至是，东路自天城卫北榆林口，直抵西朔州卫暖会口；西路自牤牛岭直抵东胜路，至黄河西对岸灰沟村，烟墩皆成”。
可见，此明初“永乐十一年十月,山西缘边烟墩成”中所“缘边”的“边”，正是明代以前古长城的“边”，也就是今清水河县“大边”秦长城一线旧长城的“边”。
《偏关志·烽堠》：“大边墩：在红门口外六十里，自窑子头墩起，至小口子墩止，共计一十六座，明宣德九年（1434年）都督李谦建，嘉靖初年犹存，今皆废为草地”。
所以，今清水河县及其以东“大边”秦长城上的“烽堠”即墩台，确实是明初的永乐、宣德等年间所增筑的。而这也是一些专家们认为墩台既然是明代的，那么其间的长城遗迹也就应该是明代的。其实，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长城也往往是有多代叠压的。今清水河县一线的墩台多是明代的，而其在明代就已经风化毁坏殆尽的古长城却是秦代“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秦长城。
明弘治间户部尚书周经《重修大边记》：“大同于九十里外筑小城，曰小边。又于百里外筑大城，曰大边。岁久小边仅存，而大边荡然矣。弘治辛酉，佥都御史刘公宇等协议佥事王从鼎，专事修筑。工兴于夏四月，讫于秋八月。城广一丈五尺，髙一丈三尺。其延亘起西阳河，接偏头关，凡九百八十里。其増置斥堠也百，加増堡砦也六百有七十，挑凿坑堑也百万。形势髙深，保障复故”。
可见，此次《重修大边记》中“重修”的所谓“大边”，并不是今清水河县的秦长城“大边”，也不是当时大同北面的“小边”“大边”，而是今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明长城也已经被称为“大边”了的。这条明长城上原来是否有明代以前的古长城？如果有，又是什么年代的古长城？也是应该进行探讨的。
而经今清水河县的“大边”秦长城，则是经过大同北面当时已经是“大边荡然矣”的凉城南、丰镇北的“大边”一线，继续向张家口、八达岭、古北口、九门口、绥中三山、锦州、义县、北镇、台安老边村南下到辽河东岸的三岔河北岸而如唐初《括地志》记载的到达秦长城的东部终点而只是“东入辽水”的。
所以，从今清水河县向东经凉城、天镇至兴和县的“大边”，也并不是像现在的专家们所都说的那样是什么明代才始筑的明长城，而首先是秦代所修筑的秦代“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秦代万里长城。明代只是在其中的隆盛庄等局部地段进行过极少量的维修补筑而已。
四、燕、秦长城是在今京津唐秦锦州一线上，而并不是在围场、建平汉长城上
目前的教科书和专家学者们著书立说，把中国东部的燕、秦长城全都给错误地标画到《汉书·匈奴传》中郎中侯应答汉元帝话中所明确记载着的“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出来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即汉武帝）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用得少安……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的汉武帝时期所才修筑的阴山南经围场、建平到阜新以西“东西千余里”的汉长城上，并且还将燕、秦、汉三代长城又都毫无长城遗址也毫无史志记载根据地给从阜新经沈阳北铁岭、开原、桓仁画条虚线一直给标画到鸭绿江，燕、秦、汉三代长城都是那同一条线。
可是，这样的标画却是既与《史记·匈奴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也就是到今沈阳西南古襄平今辽阳市、而并不经沈阳东北铁岭、开原一线毫不相符；也与唐初《扩地志》记载秦长城是“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也即秦长城只到辽河东岸，而并不到古鸭绿水也即鸭绿江也不相符；而且与《汉书》中汉长城只是阴山至辽东间“东西千余里”、也就是只到阜新以西、而并不是还到鸭绿江也并不相符。
而且，在从阜新到鸭绿江的这一千多里地之间，专家们也并没找到他们现在所标画的这条所谓的燕、秦、汉三代古长城。而只是主观臆测地给“推断”的。
如《辽宁古长城》一书中即称燕国的“外线长城从阜新东去，遗迹不甚清楚。但经过近年的考古调查，在辽北与辽东地区分别发现一些燕国遗址，因此可以推断长城应是在这些发现地点的北部通过的……秦长城从阜新进入辽宁后，遗迹就不甚清楚了。在前面'外线长城’中，曾谈过铁岭新台子燕国遗址。这处遗址也包括秦和汉这两个时代，因此可知秦长城与燕长城是同一线路，在铁岭与开原之间跨辽河东去的。但在辽东地区，现在还未发现明确的秦代长城遗迹……西汉时期，在辽宁地区东部修筑的长城，仍然是燕、秦的'故塞’，在线路上，没有什么改变。近年铁岭新台子等地长城附近的遗址中，都是燕、秦、西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物共存，这确实证明汉代长城就是在燕、秦长城基础上修筑的”。
说来说去，就是只不过是在用一处战国燕北界长城襄平今辽阳市北很远的燕、秦、汉时期东胡国的一座铁岭新台子人类活动遗址而却来“证明”燕、秦、汉三代“长城”就“应该”是在那一线上，而却无一句史志记载和一寸长城遗址作为其根据，只是有空荡荡的空气而已！这都能“证明”个啥呀？而中国最早的楚长城、齐长城等遗址都还存在，怎么燕、秦、汉三代都在那同一条线上“修”过的所谓的“燕、秦、汉三代长城”反倒会全都是无踪无影的了呢？！又有什么国史方志的记载呢？！
所以，近些年来的这种只凭主观臆测的“推断”，就来诠释、标画、“定论”长城的方法，无疑都是最荒谬绝伦、也是最幼稚可笑的极端错误的做法！
那么，中国东部最著名的燕、秦长城又到底是都修筑在哪里了呢？
其实，燕、秦长城就是正修筑在今京津唐秦锦州一线上的，目前笔者所能找到的所有国史方志也都是这样明确记载着的。如：
清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志·塞垣志》：“燕与秦之长城俱在上谷（今河北怀来）之南……其自居庸（即八达岭，在延庆县南部）至辽东，当因燕城之旧而整饬之”。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镇边城东南十八盘西五里许有岭焉，曰长城。其巅瓦砾纵横，微有雉堞，剥落沆莽，是为秦皇之址”。也就是燕、秦古长城遗址。《西关志》和《日下旧闻考》等也都有相同记载。
元翰林学士王恽《中堂事记》：“居庸关：世传秦始皇北筑长城时居庸徒于此，故名”。
清光绪六年《延庆州志》：“古长城即燕塞，燕昭王用秦开谋，置上谷（今怀来东南）塞。自上谷以北至辽西（今山海关、锦州一带），秦始皇因其旧址而大筑之，今永宁一带遗址犹存”。
今北京市怀柔县沙峪东北山谷中燕、秦古长城旁也有明代“秦皇旧址”摩崖石刻。
《辽史·地理志》：“滦州负山带河，为朔汉形胜之地。有扶苏泉，甚甘美，秦太子扶苏北筑长城常驻此”。
明弘治十四年《永平府志》：“长城：在府治北沿边一带，即秦太子扶苏、将军蒙恬所筑……扶苏泉：在府城北，味甚甘美，秦太子扶苏北筑长城尝驻此”。
清光绪五年《永平府志》：“蒙恬井：一名扶苏泉，在府城上水关迤西”。“太子岭：在迁安县西北百里，秦扶苏所登山，因以名”。
明嘉靖十四年《山海关志》：“旧长城在城东北，延袤西北去，相传为秦将蒙恬所筑”。
明万历二十二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张栋《贞女祠记》：“土人传迤北大边即为长城旧迹，所谓起陕西临洮以至辽东者”。
《史记·蒙恬传》中唐代《正义》注：“始皇长城东至辽水西、南至海之上”。
明嘉靖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陈绾《山海关游兵议》：“故国初徐武宁王（徐达）经略北边，因秦竟海为城之址，北起角山，南属之海，修筑长城亘二十余里。中又创立卫城（即山海关城），统领十千户所，屯兵一万”。
民国十八年《临榆县志》：“铁雀关：在鸭水河庄西山上，南达角山石台，北连长城寺，为长城最古旧基”。
清光绪五年《永平府志》中“莆中黄世康《秦孟姜碑》”：“秦始皇包六合为一家，筑长城为外屏。起自陇西，极于辽左（即到辽河东岸，地理上以东为左）。督众百万，遵海而东（即沿今京津唐秦一线海边修筑到辽河东岸）”
清康熙《锦州府志》：“望夫台（今山海关东孟姜女庙望夫石）：前屯卫城（今绥中县前卫镇）西南七十里。相传秦贞妇孟姜遗迹。长城：秦将蒙恬筑，历代增修”。
清乾隆四十六年《钦定热河志·凡例》中记载着承德府：“燕、秦、两汉时在渔阳、右北平、辽西三郡边外”。在《建置沿革》中也记载着说：“承德府本境：则周、秦为东胡地，汉为匈奴左地，武帝时为塞地。后入于乌桓……今之顺天府、永平府及锦州府为古渔阳、右北平、辽西郡地，承徳府属一州（平泉州）五县（滦平、丰宁、赤峰、建昌、朝阳）当渔阳郡、右北平郡之北、辽西郡之西北……秦、汉时上谷郡之长城，即今居庸等内三关之边墙……至上谷以东之塞，则汉武帝时所开。考汉元帝时，单于请罢备塞吏卒，郎中令侯应议状云：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荗盛，多禽兽，本单于依阻其中。至孝武世，出师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所谓北边塞至辽东外东西千余里，正今承徳府属全境也”。
所以，以上能找到的所有国史方志都明确记载着燕、秦长城是在今京津唐秦锦州一线上经过的，而找不到一句史志是记载燕、秦长城是在今围场、建平至阜新以西的汉长城上的。
笔者经26年大规模自费为主史籍研究和实地考察，并于1999年一个人骑自行车历时38天自山海关千里下辽阳，2005年一个人骑自行车历时58天千里上京张，找到此燕、秦长城正是从古“造阳”今沽源县东南部的毛石土边向南，沿赤城县后城镇朝阳观、官厅水库狼山、北京门头沟大村南山“长城岭”、八达岭水关北山、慕田峪北莲花池村北山垭口、古北口外古城川、遵化片石峪、迁西王寺峪一线“旧关岭”、青龙东马道“老长城”、抚宁黑峪沟“长城古刹”、山海关望峪山庄、“老边沿”一线毛石土边到九门口。
燕、秦长城到九门口后，战国燕北界长城经九门口东南李家堡“三道墙”、“老边门”、老边村、杏山、锦州一连5个“三道濠”村毛石土边过大辽河，到辽阳市北“三道濠”村毛石土边，东接太子河以河为险而“至襄平”今辽阳。
秦长城则在九门口以东，将修筑的太靠南的经今锦州市西北角通过的战国燕北界长城又从九门口向东北，经绥中秋皮沟、三山、义县、北镇、黑山一线进行扩筑，沿台安县老边村南下过辽河到三岔河北岸，与经三岔河南岸通往古襄平今辽阳战国燕北界长城隔河相接，而不过浑河和太子河。与唐初《括地志》记载的秦长城是只“东入辽水”也完全相符。
因此，燕、秦长城都正是在今京津唐秦锦州一线上经过的，而并不是像现在的专家学者们和教科书中所都说的那样是在什么围场、建平的汉长城一线上经过的。
为此，我在2014年中国长城学会北京《遥感技术在长城保护中的应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发表的《数字技术与地面重大考证发现结合弄清多代长城遗址是搞好数字化监测保护的前提》论文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目前，长城文化研究整体水平极低，甚至将中东部多代长城大都给丢失或搞错！使长城诠释标画处于极度舛错混乱中！如将燕、秦、汉三代长城无记载遗址就给'推断’到沈阳北阜新、开原、桓仁至鸭绿江。经京津唐秦通往辽东燕、秦长城被误标画到围场一线汉长城上，导致中国东部多代长城大混乱错位！以致将山海关以西燕、秦长城误说成北齐长城；北齐长城误说成'明初老边’；将山海关以东燕长城全部丢失；将三山、小虹螺山一线秦长城和丹东虎山燕长城都误说成'明代辽东边墙’；将'明长城东起山海关’给误改为'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还将中部雁门关、宁武关一线战国赵长城给误标画到大同北面，与史志记载也不相符！清水河县'大边’秦长城，左云县北部汉长城也被丢失。北魏、北齐、北周、隋长城等也大都模糊不清”。并在论文中对此东部长城诠释标画极度乱象做了较详细的剖析论述，对中部长城诠释标画也提出了一些考证看法。
所以，近些年来，专家们都说燕、秦长城是修筑在今河北围场、内蒙古赤峰、辽宁建平一线的汉长城上了，说今张家口京津唐秦锦州一线没有燕、秦长城的说法和“定论”，毫无疑问地都是毫无国史记载和燕、秦长城实际遗址走向作为其依据的绝对错误的荒谬说法！杨雄《法言·问神》：“无验而言之谓妄”。《荀子·儒效》：“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正是目前这种种多代长城诠释标画乱象的真实写照，因而必须予以坚决彻底地立即进行纠正和澄清！
五、隋文帝为突厥启民可汗在河套内“夏、胜二州之间……掘堑数百里”建立牧场，隋炀帝在今托克托至浑河一线修筑隋长城
《隋书·北狄·突厥传》：“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至其子“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今河北省抚宁区榆关镇东北古城子村）。上敕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应即维修加固今山西和京津唐秦一线北齐长城。
面对突厥的侵扰，隋文帝采取了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和弱的策略。
《隋书·长孙晟传》“'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晟又奏：“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今陕西靖边红墩界镇白城子）、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上并从之”。
当时突厥分为五部分均为可汗，隋文帝便按长孙晟的建议厚待其中比较忠厚次要的突利可汗染干。
《隋书·北狄·突厥传》：“十七年，突利遣使来逆女，上……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上欲离间北夷，故特厚其礼……雍虞闾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于是朝贡遂绝，数为边患……雍虞闾与玷厥举兵攻染干，尽杀其兄弟子侄，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骑与隋使长孙晟归朝。上令染干与雍虞闾使者因头特勤相辩诘，染干辞直，上乃厚待之……高烦、杨素击玷厥，大破之。拜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华言'意智健’也。启民上表谢恩曰：'臣既蒙竖立，复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上于朔州筑大利城（有说即今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以居之。是时安义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部落归者甚众。雍虞闾又击之，上复令入塞。雍虞闾侵掠不已，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
笔者考证，在今河套内准格尔旗最东南端龙口镇黄河中心太子滩的西侧，就有四垧地壕、沙壕、刘家壕等诸多连接成串的叫“壕”的地名，一直到西北十二连城西面的敖包壕、何四壕、张二壕、圪留壕等抵达黄河南岸，应该就是“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的壕堑。
到了隋炀帝时，也厚待启民可汗染干。还为了炫耀武力而不惜民力大修长城。
《隋书·长孙晟传》：“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幸榆林（今十二连城），欲出塞外（即黄河南岸十二连城一线的秦长城塞），陈兵耀武，经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惊惧，先遣晟往喻旨，称述帝意。染干听之，因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咸萃。晟以牙中草秽，欲令染干亲自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放效之。乃发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帝闻晟策，乃益嘉焉。后除淮阳太守，未赴任，复为右骁卫将军。五年，卒，时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赗赠甚厚。后突厥围雁门，帝叹曰：'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计，务功名。性至孝，居忧毁瘠，为朝士所称。贞观中，追赠司空、上柱国、齐国公，谥曰献。少子无忌嗣”。
《隋书·炀帝纪》：“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贡方物。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秋七月辛亥，启民可汗上表请变服，袭冠带。诏启民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赐启民及其部落各有差。丙子，杀光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太常卿高颎。尚书左仆射苏威坐事免。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即今浑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乙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上谓高丽使者曰：'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义城公主帐。己丑，启民可汗归蕃。癸巳，入楼烦关。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
对于这次“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即今浑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的最惨酷修筑的长城究竟是在哪里？目前解释的人极少。有的则认为是西起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黄河以南河套内，东经内蒙古和林格尔、凉城、至浑河上游苍头河的山西平鲁、左云一带，也是语焉不详的。而且《隋书·长孙晟传》记载着“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幸榆林（今十二连城），欲出塞外，陈兵耀武”，也就是十二连城榆林郡这里如笔者前面所述是沿黄河南岸已经有了秦长城的。若再修也只能是从黄河东岸接着修就行了。
笔者考证：此“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即今浑河）”的隋炀帝时所修筑的隋长城，即是从今托克托县西面黄河北岸的二道壕村，向东北经城墙壕村、壕沿村、南壕畔、大井壕村、芦根壕、杜家壕、北壕、定向壕等诸多一连串叫“壕”的村名，向东南后壕赖、前壕赖村而到达浑河北岸清水河县王桂窑乡又称宏河镇（应为浑河镇谐音）东北的乌兰不浪村和二道河村之间而抵达紫河今浑河北岸。
《隋书·地理志》:“榆林郡:开皇二十年置胜州（隋于今准格尔旗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置胜州，辖榆林、富昌、金河3县）。统县三……榆林:开皇七年置，大业初置郡（即置榆林郡，治十二连城，辖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一带）。富昌（今准格尔旗南部一带）:开皇十年置。金河（今黄河北岸托克托县一带，治托克托县西北哈拉板申古城）:开皇三年置，曰阳寿，及置油云县，又置榆关总管，五年改置云州总管。十八年改阳寿曰金河，二十年云州移，二县俱废。仁寿二年又置金河县，带关”。
也就是说：这道隋长城就是在十二连城的胜州后又称榆林郡已经有了沿河南岸防御北方黄河方向的秦长城以后，又把在今托克托县一带设置的榆林郡金河县和榆关总管府后又改置云州总管府也给沿黄河北岸修建一条半圆形的长城给围绕保护起来了。
六、偏头关即偏关县得名于县东“如人首之偏隆”的孤峰韩光岭
现在的专家们解释偏头关即今偏关县名称的由来，都说是因为“偏关县城东面山高西面山低，'如人首之偏隆’而得名”的。
其实，这种解释也是并不正确的。今偏关县城东西两山夹一谷，又哪里像什么“如人首之偏隆”呢？
那么其实，此地就是今偏关县城东侧的韩光岭或称韩广岭。
民国四年《偏关志》：“北汉天会元年，城偏头寨，盖以其地形东仰西伏，如人首之偏隆，故名偏头……元以其地东仰西伏，更名偏头关……洪武二年设太原五卫，镇西卫置偏头关”。“北汉天会间，于韩光岭随其地势始筑岩寨，控制西北关塞，是为城守之权舆……然非所论于今之关城也。迨明洪武二十三年，镇西卫指挥张贤改筑关城于西原河坪，是为今之关城，盖去旧址里许矣”。“韩光岭：在关东一里，即北汉建寨处，或云辽时置武宁县于此。上有'玉清真境’，崔巍壮丽，为本关名胜之一”。“偏头寨:北汉刘钧天会元年立寨于韩光岭，在今关城东一里，上有遗址。废于宋嘉佑六年”。
2016年，笔者找到其就是今偏关县城东文笔塔南侧的独立土山，确如史志所记载的“其地形东仰西伏，如人首之偏隆”。恰如一个巨大的人首矗立在那里，东侧和中间是后脑和头顶，西侧是额头向下倾斜呈“偏隆”状，确实是极形象的！
所以，偏头关即偏关县得名于县东“如人首之偏隆”的孤峰韩光岭，而并不是像现在的专家们所解释的那样是什么因为“偏关县城东面山高西面山低，'如人首之偏隆’而得名”的。其就在现在偏关县城东一里的长途汽车站上面，地形十分陡峭幽静，是一处很险要的古关寨遗址，据有较高的历史文化文物旅游开发价值。
以上考证，难免诸多疏谬之处，敬祁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正。
山海关李亚忠
201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