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右江岑氏土司史話·三

广西右江岑氏土司史話·三(2009-12-05 20:27:09)标签： 杂谈第三章 岑宗闵去向之谜人是不可能蒸发的，在战场上失踪的岑宗闵的去向应当有个合乎情理的解释。一、死于狄青“宾州斩将”狄青宾州斩将，事在皇佑五年正月。《宋史·狄青传》记载此事文字不长，兹录于下“先是，蒋偕、张忠皆轻敌败死，军声大沮。青戒诸将毋妄与贼斗，听吾所为。广西钤辖陈曙乘青未至，辄以步卒八千犯贼，溃于昆崙关，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辰会诸将于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一人，按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沔、靖相顾愕眙，诸将股栗。”史乘体例尚简约。在这短短的百余字不但埋藏着精彩的故事，而且沉淀着一桩冤案。狄青受命南征侬智高之后，鉴于岭南官军百战百败的教训，决定“立军制、明赏罚、严防卫”，战术上则以骑兵对付侬军标牌手。“斩将”是他肃整军纪的既定方针，他需一个付诸实施的契机。知桂州、提举广南东西路兵甲，经制贼盗事的余靖，获悉狄青要来节制两广兵马征讨侬智高，心里暗暗着急。庆历年间，皇帝要擢升狄青为泾原路帅，他时为言官，认为狄青不能胜任此职，便上疏极力反对，说狄青“一介耳”即一个跑腿出身的小角色，若能独挡一路之敌，他“甘先就诛窜”云云，蔑视之意无所掩饰。他若不能在狄青到来之前打个胜仗，脸面上实在下不来。但狄青已下令禁止出兵击贼，这怎么办呢？广西转运使孙沆看破了他的心事。孙沆与陈曙有隙，便想借刀杀人，怂恿余靖藏匿狄青禁令，命陈曙出兵攻击侬军。陈曙认为不可出兵，余靖却迫使他出击，果然兵败，孙沆诡计得逞，也恰好为狄青提供了“斩将”肃整军纪的契机。狄青抵达宾州，召会诸将，辕门刀戟林立，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刽子手的屠刀寒光闪闪，在座的将吏人心怦怦：谁都道大将要殺人，谁也不知道要殺谁、殺多少人。狄青离席首先对知宾州、广西钤辖陈曙抱拳一揖，行刑队立即将陈曙拽出，刽子手刀起血光冲天、陈曙人头落地，转运使孙沆好不开心！余靖自忖难免，急忙离席给当年的“小介”作揖说：陈曙失律我亦有节制不当之罪。狄青豁然大度说：你乃文臣，军旅之责不在你。狄青放过余靖，却斥责广西提点刑狱使祖择之失职。祖择之惊出一身冷汗，却急中生智信口胡说：“太尉休得无礼！择之来时，皇上别有宣谕。”――他负有皇上特殊使命？狄青稍一犹豫，祖择之已上马急疾而去，回到住所时“便溺俱下，满于鞍韉”！余靖下拜认罪，祖择之谎称皇帝有口谕，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孙沔据理申辩，皆得免一死……陈曙死得冤枉而公道自在人心，宾州百姓在他死难地立庙祀祭冤魂，地名也改为“太守”，遣迹至今犹存。岭南战事平息后，陈曙的布衣女婿将岳父遗骨运回故里归葬。后来，苏东坡致函在宾州做官的朋友，认为陈曙等人“死非其所”，请老友修缮庙宇、善待冤魂……当日狄青斩殺将吏人数有两种说法，一说三十二人，一说三十一人，这一人之差是个永远的谜――因不存在完整的死亡者名单。当日如果岑宗闵在场，他能有幸免于一死改为“留戍其地，永不放还”吗？二、被俘降“贼”宋朝西北边陲有契丹、辽、夏等劲敌，宋军在与强敌的战争中常常败北，极少打胜仗。凡败，兵士多溃窜山野不敢归，原因是逃避惩罚。窜逃于山野的溃兵们有恃无恐地静候朝廷的赦令和招安，这种情况已经因循成例。宋朝廷对于溃窜的败兵，既耽心他们啸聚为盗，更耽心他们向敌人归顺，这两种情况无论出现哪一种，对朝廷当然都是不利的。权衡利害，朝廷不得不向败窜山林的士兵采取宽大政策，赦免他们败逃之罪，将他们调遣到另一防区继续为朝廷效力。宋军对西北劲敌作战常常失利，在对南方溪峒“蛮夷”的征剿中，也往往占不到多少便宜。边将以为“蛮夷”弱小可欺，经常深入溪峒扰挠，偶获小胜，往往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战斗中失散的士兵不敢归，甚至一些违纪犯罪的士兵，也逃入溪峒藏匿，也都是依着葫芦画瓢——静候朝廷赦令招安。宋朝廷从来未让“溃窜山野”的败兵、逃兵失望。在宋代，几乎每一次稍具规模的军事行动后，皇帝一定会颁布敕令、诏书处置败兵、逃兵问题。有时甚至来点“提前量”，如狄青南征尚未离就出发，宋仁宗就内降手诏，命令狄青处理败兵、逃兵务必宽大。朝廷处置败兵、逃兵如此宽大，自然影响到士兵们作战时的勇气。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岑宗闵在馆门驿战败时逃亡、藏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岑宗闵不是“逃亡”而是“失踪”。所以，更大的可能性是岑宗闵被迫投降，甚至成为叛将。战争是殺戮，不是做慈善道场，馆门驿之役是惨烈的。广西钤辖王正伦战死，藏匿在附近山洞里的老百姓被发现，侬军火焚烟薰，死者甚众。幸存者被俘，被俘者中就有西头奉官、閤门侯王从政。侬军劝他投降，王从政拒降并且破口大骂；侬军以沸汤沃其口，他仍大骂不止，于是被杀。另一些被俘又拒降的将吏，不但被杀而且被肢解，残尸挂在树上示众。岑宗闵其人。那么，他也可能为侬军所俘，甚至被迫投降成为朝廷的叛将。侬智高反宋兵败，他所统辖各部落首领一些战死，一些被俘杀，其母及兄弟、儿子也被宋军追获后押往京城杀害。侬智高辗转逃入大理国，国主段氏既迫于宋朝廷的压力，又惮忌侬智高的勃勃雄心，最终将他杀害。一些部落首领或降于宋，。其降宋的首领于史有记载，但不见岑宗闵其人。据沈括《梦溪笔谈》说，皇祐二年，侬智高与其四大首领“卢豹、黎貌、黄仲卿、廖通等拔横山寨，陷邕州，入二广”，侬智高兵败后，“卢豹收其余众归广源州刘纪。”那么，跟隨卢豹投奔广源州刘纪的残部中是否有岑宗闵呢？宋代史籍、文献都没有记载；在发现新文献之前，他的身份、去向等等都不可能有最后的结论。二十四年后，交趾入侵邕州，宋朝调遣数十万大军反击，兵临城下之际，突然冒出一位岑姓的交趾“门州贼将”，向宋军“通款输诚”……第四章              岑庆宾之谜一、反击交趾之役――惩恶先锄梟侬智高起兵离开广源州后，交趾任命当地另一土著首领刘纪为“观察使”，此人骄横跋扈，相邻的左、右江溪峒首领若不肯对他俯首帖耳便兵戈相向，卢豹率领侬智高残部直入旧地隶其麾下日子并不好过。据《宋会要辑稿》：“熙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广南西路经略使潘夙言：广源州侬智高残徒卢豹、黎顺、黄仲卿归明，乞各与左班殿直於省地渓峒顺安州居住。从之。”卢豹等人被迫向邕州当局“归明”，原因是刘纪欲利用卢豹等人攻击一直在同他较劲侬智高的族人侬智会、侬宗旦等人，卢豹等不干，只得向邕州“归明”寻求保护，被安置到顺安州居住。但，卢豹等人在顺安州的日子仍不好过：“熙宁四年十一月壬午，广西经略司言：交州刘纪见领二百余人在顺安州及引带交人，未见其数。”刘纪并不把邕州放在眼里，公然领兵入犯顺安州。对於广西经略司呈送的邕州边報，朝廷的答复是：“上批：近累探報广源州蛮贼聚众集讫无实狀，使渓峒之民日不安居，恐贼情狡狯，故虚传事势惊动人情，因得胁迫使人归己，黄仲卿、卢豹是也。若不处置事理不便，可令萧注速遣官往体量处置，无令长成边患。”朝廷认为刘纪入侵无非是胁迫卢豹、黄仲卿等人“归己”，不过问说不过去，该“遣官往体量处置”。萧注如何处置此事不详，《梦溪笔谈》说“熙宁二年，豹等归顺。未及，复叛从纪。”……在趙宋王朝袖手旁观交趾边吏与侬智高旧部“斗法”之际，交趾李氏王朝终於坐不住了。据《大越史略》载：“太宁二年（1074年·宋熙宁七年）……发诸道兵十万人，分为二道，使阮常杰领水军出永安，攻钦、亷；宗亶领陆军出永平，攻邕州。我师所向无前。常杰攻陷钦、廉二州，复与宗亶会围邕。”趙宋王朝不得不奋起反击了……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元宵节。京师三街六巷人潮如涌，一派歌舞升平景象。宋神宗皇帝今天的兴趣极佳，先在集禧观太乙宫大宴从臣，之后游幸大相国寺，接着又在宣德门召群臣观赏花灯。游乐之际，他没忘国家大事，就御便坐宣辅臣奏事。辅臣知道皇帝要了解岭南战事，调兵遣将、筹集粮饷正在按部就班进行，但进度迟缓；牒报说邕州陷落只在近几日内，此类扫兴消息不宜现在奏闻。终于有辅臣想起广南西路经略司曾经奏报，有几位交趾守将和土著首领“潜输款诚”；表示欲“降宋归明”的意向，便权当喜讯奏报宋神宗。宋神宗闻奏果然大喜，当场就给未来的交趾降将封官：“以化外蛮知苏茂州韦安守、知门州黄金满、侬顺零并为供备库副使，刘纪为左藏库副使，岑庆宾为内殿崇班。”其实，刘纪因奈何不了卢豹等人、早在治平四年(1067年）就向宋朝边吏“潜输款诚”表示愿意降宋，条件是请宋朝替他杀掉卢豹。边吏不傻，虚与蛇委，不置可否的拖着――今日派上了用场。元宵节过，反击大军统帅趙卨入朝向皇帝辞行，皇帝面授用兵之道说“用峒丁之法先须得实利然后可以使人，不可以甘言虚辞责其效命”，既而明确指示：“卿可选募精劲土人一二千人，择枭将领之以胁峒丁，谕以大兵将至从我者赏，不从者殺，若果不从即诛三两族，兵威既立，先胁右江，然后胁左江，此等既归顺，则攻刘纪巢穴不难也。”――可见刘纪是反击大军首先要解决的障碍。但，邕州未能坚持到大军的救援。元宵节过后第八天――即熙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邕城陷落。据《大越史略》载：“知州苏缄以城固守。我为飞梯以临城，彼施以火炬，飞梯不能近；又以毒矢射之，城上人马死者相枕。彼以神臂弓发，我之象军多有殪者。城髙而坚，攻之四十余日不能下。获宋人，教以土囊傅城而登。常杰从之，城遂陷。苏缄奔还州廨，先杀其家属三十六人，后乃纵火自焚。军士求缄不得，乃尽杀吏民五万余人。是役也，所杀获邕、钦、廉三州人无虑十万。”熙宁九年五月，大军尚在途中，有人通过枢密院向皇帝为刘纪说情言：“广源州刘纪等虽昨随交贼为寇，而纪等素有归向朝廷之意，但为交趾所驱迫，无路自新；兼据诸处探報，交趾但为自守之计，將来王师所过，纪等当先诛锄。”话说得明白：交趾已作好自守准备，让对王室心怀叵测的刘纪做替死鬼。宋神宗当然不肯干，立马下诏：“郭逵趙卨遣人招谕纪等，许令効顺，如即今未可投附，但密通诚款俟大军到出降，当议申奏优与官爵田宅及金帛之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九年七月，反击大军入交趾境，“贼将黄金满、岑庆宾皆来潜輸誠款”，同书夾注“门州首领黄金满、岑庆宾降当在八月、九月间”。刘纪虽早就向邕州“暗输诚款”，但宋军於十二月兵临城下时却率部对垒，一战而败才“率家属峒长降”，宋神宗立即下诏：“刘纪如因大兵压境不得已而出降，并家属护送赴阙。”次年正月丙，趙宋王朝“以广源州为顺州”，结束反击之役…这里值得推敲的是宋神宗的封官文字：“以化外蛮知苏茂州韦安守、知门州黄金满、侬顺零并为供备库副使，刘纪为左藏库副使，岑庆宾为内殿崇班。”为何韦安守、黄金满、侬顺零有阶官又有职官，为何刘纪、岑庆宾二人只有阶官而无职官？也就是说：难道岑庆宾同刘纪一样“罪恶累累”不能留任原地吗？二、交趾门州首领岑庆宾等人“归明”后的去向岑庆宾与黄金满同为交趾“门州首领”，不让他留在门州任职，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从姓氏上看，交趾的将吏、土著首领，以及邕州羁縻州峒的土著首领中此前未见有岑姓者，其人可能并非门州土著而是“客籍”。有论者认岑庆宾应当是交趾土著，依据是今越南同登与七渓之间有个地名称“那岑”，按壮语语义即为“岑氏族人的土地。”笔者查阅地图及文献，“那岑”亦有译为“那琴”或“芹站”。《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明永乐十三年八月“并琴县入渊县”。又据越南学者著《越南历代疆域·陈朝和胡朝时期的大越囯》称，当时七源州辖水浪、琴县、脱县、容县、披县、平县，认为“当时的琴县在今那岑〈'岑’与'琴’字相近〉”。据此，笔者认为“那岑”亦可理解为“琴县的土地”，进而认为不留岑庆宾在门州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事实上后来“知门州黄金满、侬顺零”以及刘纪等交趾都未能留在原地，因趙宋王朝守不住以广源州改置的“顺州”而不得不放弃，不得不大规模移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三年（1008年）十月移民完毕，“知邕州、安抚都监刘初奏：迁徒归明人户人九千九百二十九人，并在近里州峒，可以弹压。仍乞左江委道路巡检侬保福、知江州黄迁兴；右江委知田州黄光倩、知冻州黄案高都大照管觉察。”宋神宗可能感到既“照管”又“觉察”未免伤害“新民归顺之情”，旋下诏除去“觉察”二字以示仁慈。“归明人”迁徒地由左、右江土著首领具体安置、监视。土著首领们不可能让出肥美的土地给归明人，大石围山区既有荒地可垦，且便於侬保福、黄迁兴、黄光倩、黄案高们“都大照管”。“归明人”的具体安置地史籍不载，有论者认为“黄金满、岑庆宾”为“七源门州将”，并认为“内附的岑庆宾担心受利交趾的報复，虐殺族人，于是率族人远徒桂西北今广西百色市以北地区”，进而“从现有的材料推断”南宋时横山寨市马路上的“北七源州一名的缘起盖在於南七源州岑氏族人的内徒。”笔者以为这个推断尚可探讨。据《元丰九域志·广南西路》载，邕州辖四十八“羁縻州”，左江三十州中仍见广源州、七源州。右江名下有：武峨州、武笼州、思恩州、鹣州、思城州、勘州、万州、蕃州、倫州、归乐州、昆明州、婪凤州、侯唐州、归恩州、田州、功饶州、归诚州、龙川州等十八州。移民安置在左、右江一帶是明确的，“今百色市以北地区”当时是否属广南西路邕州羁縻地则不明确。刘纪被朝旨明令押送京师后如何发落不详，《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九十四》载：“光尧皇帝建炎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枢密院言，守阙进义副尉刘九狀：昨随父纳土归明，九係头领，只作小儿排行称呼。今蒙枢密院收留充使臣，願乞改正作刘槩名字。从之。”――《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七年六月壬申“……初，郭逵宣抚安南刘九，以广源郡建为顺州，朝廷以为不足守，诏给赐李乾德”，可见刘九当为刘纪之子。黄金满“归明”后，於次年三月“导苗履所部兵过富良江”，此后一直在为当局効劳――“元丰二年十一月庚寅詔西京左藏庫黄金满等十八人等第迁官，论讨侬智春功也。”岑庆宾有可能在“黄金满等十八人等第迁官”之列，但二人的具体安置地皆不详。岑宗闵“失踪”二十三年之后岑庆宾出现在交趾门州，不能不引起笔者的联想：岑宗闵偕子（偕子及族人於军中効劳在宋代为寻常事）及部众被迫降侬――侬智高兵败后随卢豹依附交趾――其子岑庆宾被命协守门州――反击大军至出降――死可赦而罪不免――就地安置、永不放还……趙宋王朝熙宁末年反击交趾入侵之役改变了岑庆宾们的命运，而广西岑氏迁祖及其子孙却在熙宁末年面临灭顶之灾！三、广西岑氏土司二世祖“叛逆”之谜熙宁十年，趙宋王朝反击交趾之役结束后，正在安置刘纪、黄金滿、岑庆宾等人之际，广西岑氏土司始迁祖岑仲淑亡故，其子岑自亭为人诬陷，面临灭顶之灾。关于这场灾难，广西岑氏土司谱牒有两种说法。《田州岑氏源流谱叙》说岑仲淑死后，“边民诚岑氏之德，不忍使去，留自亭代镇。余靖知民情所向，具疏代请，诏命自亭权留都督诸州。时有谗言，亭曰：'吾之留粤，犯无以诏。今若此，吾宁失民望，不可污国使也。’遂自请罢职，解印归里。边民复阻之，遮道拥留。事闻入朝，勒封自亭金紫光禄大夫、麒麟武卫大将军，仍治永宁军”。这段文字谬误太多，不拟一一推考，仅择要言之。如：余靖早于治平元年（1064年）去世，怎么可能在十四年后为活人“具疏代请”呢？——莫非余靖撰写《东京左街永兴华严禅院记》，在广西岑氏土司代代口碑相传中走了样？再者，前称“诏命权留”，怎么忽然又说留任“犯无以诏”呢？更何况宋王朝为使边陲将吏久任其地，采取了诸如俸禄从优、荫子从宽、实任期以三十个月抵三年等等优惠政策以资鼓励。岑自亭留任邕州，无论是自愿还是百姓挽留，朝廷只会支持、嘉奖，“谗言”不会发生作用。可见，这第一种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另一种说法见于《泗城土府世系考》。该文说“仲淑故，子自亭袭。时有流言，欲以叛逆中伤，自亭遂请谢邕州还朝。将装束，夷土拥道遮留不放。事闻，仍留镇抚。后累加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来安路都总管。后遂入乔利，跨有牂牁，子孙世守边土”。这段文字问题也多，亦不予细评。在这里，岑自亭的罪名由“无诏留任”变成了“叛逆罪”，若罪名成立，岑自亭难逃罪责。“叛逆”，是个顶级罪名，查遍宋代史籍文献，熙宁十年前后邕州发生二起官员“叛逆事件”，一件是欽州进士徐伯祥通敌案，惩处人員未见涉及岑姓官員。一件是被俘宋军“教以土囊傅城而登”致使邕州陷落事件，惩处结果未见史载――如果岑自亭（或岑仲淑）真有“叛逆罪”，只能与此事有关。如果真涉及这桩使数万人因城破被殺的“叛逆案”，除非皇帝勅诏特赦，否则岑自亭必死无疑。由此可见，熙宁十年只是有人主张追究岑自亭（或岑仲淑）“叛逆罪”之年，而不是岑自亭（或岑仲淑）“叛逆”行为的发生之年。“叛逆”行为发生在何时？是岑自亭个人所犯还是与共父共犯？岑仲淑死于什么情况等等，谱牒都略而不叙；而岑自亭在化险为夷、官运亨通之际，却突然莫名其妙的“遂入乔利”。作为地名的“乔利”有二，一在邕州武缘县，地处邕州、宾州与溪峒交界要冲，宋已有之，明为思恩军民府府治。一见於《百色厅志》，厅东二百四十里之龙篆里二都四图中的那怕图有村名“桥利”，里心图有村名“那琴〈岑〉”——即岑姓人的田地。今巴马县所略乡、局桑乡一带，见有“那勤”地名及“五指山”，地处右江腹地。上面所引两段谱牒原文，如果剔去其中溢美、虚饰之词，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岑仲淑、岑自亭父子在熙宁十年、反击交趾获胜后为人所诬，罪名是“叛逆”，处分的结果是“徒居乔利”――这是岑氏谱对始迁祖为何不返回中原而留居邕州原因的注解。但是，这条注解留下了太多的疑问：岑仲淑、岑自亭在熙宁十年被追究“叛逆罪”果真历史的“巧合”？岑仲淑、岑自亭父子的“叛逆”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其行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篡修谱牒竟将如此重大的“污点”留在谱牒中，为何不换一句“宦於邕州遂家焉”岂不美哉？为何不循为“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惯例将“污点”抹去？――这才是广西岑氏谱最大的“谜”。岑庆宾与岑宗闵之间有何关联？他们与岑自亭、岑仲淑之间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有待历史文献的的发现，目前只能视为“历史的巧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