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志4因日记得大名
早年逛琉璃厂古旧书店，高高的书架顶上码着高高的一摞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线装书，所以用一张白纸条写着书名，从高处垂下来，隔着柜台也看得很清楚，如果是平装书，也许就真看不着了。垂下来的白纸条，没有标价，没诚心买的话还不好意思询价。有一次，终于壮着胆儿问了，很贵很贵，又知道是影印的，那就“买不起”加上“不想买”了。也许李氏日记卷帙浩繁，所以一直没有排印本问世。
我对李慈铭最初的浮浅认知，除了这部日记，再有的就是鲁迅说过的两段话和不知出处的李慈铭关于藏书印的一段话。
鲁迅的一段话在《马上日记》里：“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鲁迅将李氏日记归于“以日记为著述”那一类，并加以嘲讽“不像日记的正脉”。
鲁迅的另一段话是不是真的出自鲁迅本人，我不敢乱说。1948年6月《子曰》丛刊第2辑刊出歇翁（黄萍荪）文《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黄萍荪由于虚构过《雪夜访鲁迅翁记》（载1936年11月《越风》第5期），再加上其他一些“污点”，所以在《鲁迅全集》的注释里及许广平的笔下，黄萍荪均背负“招摇撞骗”的恶名，所以黄萍荪在《子曰》的这篇文章里记录的似真似假的与鲁迅面对面在上海某酒楼的谈话，可信度大受怀疑。还有一个巧合，《越风》和《子曰》的主编都是黄萍荪，难免有“自编自演”之嫌。我只负责摘抄，真伪由读者诸君自辨。
在酒楼上，靠窗坐下，（鲁迅写过《在酒楼上》，其中有云：“就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下了。”）鲁迅要了一碟白鸡，开始从杭州谈到北平，从北平谈到绍兴，谈到李莼客，也谈到章太炎。鲁迅说：“莼客的可爱处，全是穷与不遇所造成的，在他是不幸，在我们适沉浸其中，为之倾倒。他若出身富豪，得志宦海，少不了也是个沾满头巾气的俗物。”
饭后，话入本题，鲁迅居然答应在我“腾其口说”。我请他写“李莼客论”，且预约翌岁春间，作湖上之游，遂尔分手。不意隔月即闻噩耗，音容有日，缅怀不已。
李慈铭关于藏书印的话据说出自他的日记：“书籍不可无印记，自须色篆并臻妍妙，故选不调朱，收藏家争相矜尚亦惜书之一事也。”“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无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据为己有，即传之他人，抑或不即灭去，此亦结习难忘者也。”
《越缦堂读书记》实为《越缦堂日记》的摘录本，出版者云：“李慈铭是清末同光年间的一位文人，他从二十岁起就写日记，直到晚年，中间只有短期的间断。本书就是从他的日记中辑录有关读书札记的部分而编成的。”
我的存本是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布脊精装，上下两厚册，印数仅800套，定价5元9角。我十几年前买来时用去了300元，还是打了折扣以后的价。
“读书记”自“日记”中来，少不得留有“日记”的语气，如“早起”“夜取某书”“夜阅某书”“是日北风劲寒，阅《论语类考》二十卷”“以钱二百文于书铺买得茹三樵先生《周易三闾记》三卷”“亭午坐窗下看《唐书·元德秀传》，风来翛然，秋气满怀”等，随处可见。
有意思的是，李慈铭日记中有对同朝人日记的评点，读书记里有三则记录：钱大昕（钱竹汀先生日记），郁永河（采硫日记），臧镛（拜经日记）。其中钱大昕日记迹近李慈铭“读书记”，李慈铭称其“卷一所见古书，卷二所见金石，卷三策问”。《越缦堂日记（套装共18册）》是李慈铭积四十年心力，铢积寸累而写成，洋洋数百万言，不仅记载了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足资后世学者参考，同时书中也记录了他的大量读书札记，“略如四库全书提要之例，而详赡过之”，学术价值极高。（）
《越缦堂日记》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
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记文字达数百万言，对清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
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坦然承认自己重新提起写日记的兴趣是受了《越缦堂日记》的影响。当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说道：“《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二是许多墨涂，……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越缦堂日记》已列入台湾国中国文教材之一。
《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前后历时六十余年。1894年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七十余册。当时，沈曾植、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日记)去，卒未刻”。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等及学界二十余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以《越缦堂日记》为其名影印出版了遗留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内容为李慈铭1863～1889年间的日记）。
图 | 《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四年甲寅起至同治二年癸亥止，共十三册，由蔡元培作序。
《越缦堂日记》影印出版后，士林争相一睹为快，誉之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鲁迅在《三闲集》中说“《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就是当时日记出版后的真实写照。《越缦堂日记》出版后，蔡元培根据李慈铭的遗愿拟将剩下的十三册日记（1854～1862年间日记）进行分类节录出版，后经钱玄同倡议，仍将剩余的十三册日记按前五十一册之例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影印出版。这便是《越缦堂日记补》。
图 | 此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九部《郇学斋日记后集》之手稿，计有：《郇学斋日记后丁集之上》七页、《郇学斋日记后戊集之上》一页、未出版的《越缦堂日记》一页。前两者均有影印出版记录，《越缦堂日记》写作时间为夏四月己丑朔，内容多为公务处理及高朋好友之间的往来信函，未曾出版，极为珍贵。
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的日记手稿（1889～1894年记）则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人士呼吁追寻，但始终没有下落。直到1980年才有幸被发现。这宗重见天日的手稿后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共九册，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
关于李慈铭藏书的记载极多，仅他自己的文章里就有多处提及，曾自云：“予性喜书，幼即私购之，乃苦家贫。生平无他嗜好，出入起居，无非皇皇于书，一饮一食，亦非此不乐。有一必读之书未置者，即若为深耻之事，往往形之梦寐。”又有：“自昨夕而今晨，整比书籍，甚费心力。以案头之书，必取其最要者以待相次而读，而书有常资考索者，尤宜置于群籍之前。斋中无书架，仅纵横置两案。故或箧或阁，或床或几，或近或远，或高或下，皆极费匠心。”59岁那年除夕，他为书房所书春联是“藏书粗足五千卷，开岁便称六十翁”，但是以《越缦堂读书记》来看，他的藏书当然远远不止五千卷。
咸丰九年，李慈铭来到了北京，因为那时他考试的不得意，促使他想通过捐资来得到一官半职，但是在活动过程中，他被人欺骗，带来的钱全部被骗走了，于是他的母亲变卖田产，筹资帮他遂愿，为此使富裕的家庭也衰落了下来。这个经历让李慈铭在京城的生活变得十分节俭，甚至到了冬天，他都没钱买煤取暖，就在深夜里读他买来的古书，以此熬过寒夜。吴振芝通过《越缦堂日记》统计了李慈铭在京的开销情况，竟然发现他每月最大的开销就是买书，即此可见，李慈铭的的确确是一位爱书之人。
李慈铭藏书处，除了最著名的越缦堂之外，还有困学楼、壮改斋、苟学楼、白华绛跗阁、湖塘林馆、知服堂、味水楼、桃花圣解庵等等，这些堂号看上去诗情画意，实际上却并不那么舒适。在日记中，李慈铭经常出现“地潮”、“地作潮”以及“地潮甚，不堪读书”等字句，说明他所住的地方湿气极大，对于古书的保存极为不利。不过李慈铭是学者型的藏书家，斋中所藏多为治学而备，应该没有什么宋元旧椠，这样想来，也略约可以接受了。
我知道的李慈铭故居有两个，一个在北京的米市胡同北部与保安寺街口一带，当时的藏书室名叫环翠舫，如今这里已大半拆除，我专程前往拍照那天，看见环翠舫旧址附近仅余一个院落，墙上写着几个比卡车轮子还要大的“拆”字。另一个在绍兴老家的黄花弄，李慈铭同治七年四月初九的日记中记载：“夜偕姬人，自西郭移居锦鳞桥下黄花弄。小舟一灯，破箧数卷。主人之面，瘦如削瓜。侍姬之鬟，乱于历稞，倚身一襆，入霉欲斑。传家片毡，与蠹俱丛。”但是“锦鳞桥下黄花弄”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2013年元旦过后，我的寻访之旅来到绍兴，越缦堂当然是希望找到的地方，其实黄花弄的故居是否就是越缦堂所在，我也不清楚，不过古人的堂号未必都有实指，还有些藏书家各地的书房全用一个堂号，所以我觉得凡是李慈铭曾经藏过书的地方，都可以称之为越缦堂，何况李慈铭还曾在答友人诗中写到黄花弄故居，称其“陋巷打头一间屋，乱书堆床雨淋漉”，如此说来，将黄花弄故居亦称为越缦堂，应该也错不到哪里去。
但是我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能找到越缦堂，因为许多资料都称，李慈铭故居早已毁至无处可寻。来到绍兴，我特意入住了绍兴饭店，因为这个饭店是在张岱的故居快园旧址上改建而成，张岱的许多文章都脍炙人口，最著名也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那句“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同时也是藏书家，曾记家有三世积书三万余卷，而他自己从垂髫即始聚书，积四十年，不下三万卷。
那几天我白天四处寻访藏书家遗迹，晚上回到张岱藏书旧址，记录日间所见所闻，我在绍兴的这三天，正赶上那几日大雪压城，奇寒无比，这种奇寒虽然给我的出行带来了许多的不便，但我还是能苦中取乐的找到欢快的理由。寒斋所藏稿抄校本中，时时得见藏书家跋语，最后一语多有“呵冻记”字样，遂自我暗示，那些前贤们在古书上写下跋语时，也是这样的奇寒天气，能与这些前贤们“环球同此凉热”，这也是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快乐。
盘桓到最后一天，访完祁彪佳墓，回到饭店略事休息即往前台退房，准备离开绍兴。在等待前台办手续时，我隔着酒店大堂的玻璃，看见外面有小石桥一座，桥上有“渡世津梁”四字，心里想着毕竟是张岱住过的地方，且不管真真假假，新新旧旧，到底还是有些微古意。
办完手续后，我背着背包，提着一大袋资料离开绍兴饭店，准备前往火车站，天气已经变成了半雨半雪，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湿润的空濛，绍兴饭店的正门前一段路颇为僻静，出租车与行人都不见踪影，我在这湿漉漉的空气中往外走着，心里仍然惦记着张岱，走出几步后，又忍不住回头想再看一眼快园旧址，就在这一回头见，我忽然看见旁边小弄的墙壁上清清楚楚贴着“黄花弄”的标牌。
难道这里就是越缦堂曾经所在的黄花弄？!我顿时间变得兴奋起来，脑子里迅速的调动出关于黄花弄与越缦堂的资料，越想越觉得肯定，几日的进进出出，我已经对这里大概熟悉，知道穿过这小弄前面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桥，难道那就是锦鳞桥吗？如果是，这也来得太容易了，我觉得不大可能，但我仍然穿过黄花弄，又去看了一下那座小桥。
黄花弄极窄且短，瞬间就走完了，这条小弄仅是几排房屋中间空出来的过道而已，其尽头有一个小院，里面看样子像是刚刚拆迁出来的空地，临时充当着停车场，停车场的地上仍然保存着原有的青石条，院中有一棵老树被保留下来，下面围着一个简单的花坛。
被拆成平地的范围约有两亩地大小，最里面还剩有一进院落，被水泥墙围了起来，从外观的样式及破烂程度看，很像是清末建筑。我觉得这里极有可能就是李慈铭故居曾经的旧址，即便不是，也相距不远了。
而当年的李慈铭一定曾在这棵老树下面乘过凉，当然，这个雨雪天气，他也不会站在这棵大树之下。我围着这棵老树拍照，看车者走过来制止我，我严肃地告诉他自己是来考察的，他品味了一下“考察”二字，可能觉得这样说话的人多少应该有点儿来头，于是他没再吭声，转身回房间去了。
从停车场出来，前行不到5米，就是一条小河，跨河而过的是一条古老的石板桥，从制式和结构看，应该也是当年旧物，护栏只剩下了一部分。我想到资料上称“锦鳞桥下黄花弄”，试图在这条小桥上找到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很可惜没有找到任何痕迹，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离开。
一个人在小桥上踱来踱去，积雪越来越厚，两旁的植物都变得银装素裹，虽然不敢肯定这里就是李慈铭日日踏过的小桥，但黄花弄一定是这条小巷了，当年的李慈铭应该就是这里的某一处房屋中月旦文坛，以“先生秉生于冬，冬气寒，故性冷”来解释自己的言行。
独自踯躅间，一位路人从黄花巷中出来，也上了这条小桥，极少留影的我赶紧请求他为我拍照留念，大雪小石桥，这样的天气与李慈铭、张岱擦肩而过，怎能不留下印记，今日敷此小文，看见照片中的自己，肩扛手提，风尘仆仆，但是脸上写着的，全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