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作家】许光辉/玉池山上搞调研 / 开普饭

玉池山上搞调研

作者：许光辉

198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农业大包干取信于民岳阳地区集体个人一齐上生机勃勃粮食两年季季增产多种经营迅速发展社员逐渐富裕起来》一文，报道了岳阳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情况。在反映群众对承包责任制更加相信，对生产更加用心方面，文章中引用了汨罗县玉池公社安山大队袁有军写的一副对联“去年动动摇摇提心吊胆吃了饱饭，今年稳稳当当放手大干定有余粮。”横批是“取信于民。”这副对联是怎么发现又怎么登上《人民日报》的呢？这使我想起了那次玉池山上与彭访贤副县长的调研之行。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来年，我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经营管理模式。所谓“三级所有”是指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分别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队为基础”指的是在三级所有中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农民都在“生产队”的大集体框架下统一从事生产劳动，“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人在田里磨，计工一个砣”，一个正当盛年的劳动力辛辛苦苦一天记10分工，大概搞得两三毛钱收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率先实行了农村经营体制改革，1978年冬的一个寒夜，小岗村18个鲜红手印悄然拉开了包干到户的序幕，农民朋友激情迸发，生产效益大为改观，以致社会上“要吃米，找万里”成了流行语。但是，经历了几十年大集体，基层领导普遍思想僵化，改革起来也是阻力重重，十分困难。80年代初反对者中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农村体制改与不改，当时的思想斗争是非常激烈，农村情况的调研自然总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

1982年时，我在汨罗县政府办公室任职，是情况综合组（市委政研室和政府经济研究室的前身）成员之一，负责人是王德恩。此公后来任过汨罗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岳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以调研员身份退休。是年的2月22日，农历是正月二十九。时任政府副县长的彭访贤叫我同他到玉池公社去搞调查研究。那时工作条件不比现在，我们没有专车，两个人是挤公共汽车去的。

玉池公社在玉池山上。玉池山为汨罗境内最高山，主峰达摩岭海拔777.5米。山脉峰岭相连,山势巍峨,突兀峥嵘;山间林竹苍郁,清泉幽邃,瀑布垂帘。登上山顶,可远眺湘江,俯瞰市境,旷远开阔。相传当年王母娘娘曾在山顶上的一个池子中沐浴而得名；亦说是晋太尉陶侃之孙陶澹在此隐居,凿有炼丹池,后世称为玉池。玉池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后期,王震、王首道率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驻此,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里最具特色的是数万亩森林中，有2万多亩竹林密密麻麻广布山上，一年四季，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我们到达玉池公社后，因出发前已与公社通了电话，当天即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主要是讲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事，给群众吃定心丸。因为玉池公社1981年才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群众心里还不踏实，怕变，家里收了多少粮食都不敢说。彭访贤副县长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又语重心长的讲话，群众的情绪很激昂、很感激！

23日吃过早饭，时任玉池公社党委书记的王经伟便找了一部手扶拖拉机，当地人叫“土狗子”，带我们迎着凛冽寒风爬到了在山顶上的安山大队。安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叫袁有军，他接待了我们。安山村9个生产队，545人，只有水田320亩，除荒山和自留山外，有成林山1200亩。他说，群众分了田后，那硬是不一样了。社员杨国勋，家里5口人，原来队上一年只分得2000多斤谷，最好年成不会多于2500斤，看哦哩够吃。去年分了3.4亩田，调了2.4亩，一季杂交稻就收了6000多斤谷。还有刘耀生，家里4人，现在家里有粮5600多斤，真的是有饭吃了。如果再把山分到户，今后也不操用钱的心了。分田到户就是好啊。因为头天公社开了会，书记放心了，他的劲头也很足，于是就告诉我们：他写了副对联。上联是：去年动动摇摇，提心吊胆，吃了饱饭；下联是：今年稳稳当当，放心大胆，定有余粮。横批是：取信于民。我问他：“那哦里包产到户的产量高这么多？”他说：“现在不同啊，一拳可以打过壁，劲大。过去搞集体，挖十锄自己还冇一锄，冇劲噻。现在嘞，扶起一蔸禾就多一蔸禾，拔掉一根草就少一根草，那哦里同搞集体比得嘞。”

记得23日晚上我们睡在公社干部腾出来的铺上，因为路走得太多太长，人感到累，很快就入睡了。也许是第一次在高山上住夜不适应，后来感到通身没发热有点冷，冻醒了。打开眼睛看看窗外，白白的，悄无声息，以为是天亮了。一看手表才到6点。然后是噼噼啪啪响声，以为是放鞭炮。穿衣起床后一看，天下了好大一场雪，漫天皆白，公社机关所在地的周围都是竹子，那雪厚厚的又静静地压在竹子枝头上，所有的竹子不堪重负弯了腰，有的承受不住，便断裂了，发出鞭炮一样的响声。这个情形，与白居易的《夜雪》中描述的“已讶衾枕冷，复见窗外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的诗境，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景象。同样是汨罗境内，玉池山在这个时候还下这么大的雪，对我也算是一次难得的生活体验。

24日早晨要回县城时，王经伟是再三再四地要送我们上班车，说没有班车可以回；彭副县长嘞，是再三再四地不同意，说“你们忙，我们自己搭车就是。”等走到搭车的地方时，才知道因为下了大雪，不通车。当时是两难：不走吧，客气话都讲尽了；走吧，又没车。彭副县长问我：“光辉，何里搞？”我说：“您老人家说何里搞就何里搞。”他犹豫了一会儿，说“走吧”。几十里山路，天又不好，山道弯弯，举步维艰，我们走到下午两点才到山下的白水公社。在路上时，我们就谈调查情况，也谈干部作风。彭副县长说，不论多么大的领导，不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就掌握不了真实情况，情况不真实就做不出符合实际的决策。回来后不久，我把这次调研得来的情况形成了专门的材料，报送给了地委政研室。这年8月，含有这副对联的专题材料，就由当时主管农村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副专员刘阳春送呈了胡耀邦总书记。胡耀邦总书记阅后作出批示，得以在《人民日报》发表。

现在，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当我翻看当时的笔记本时，往事历历在目。在今天看来，我并不觉得那个调研材料有什么好、有什么了不得，尤其是那个对联，根本就没讲平仄不像对联。我的感慨是：几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强大了、强盛了、强健了，现今无论从哪个方面比，与40年前都是天壤之别，特别是群众生活上，最差的也比过去最好的强！但我更为那时的干部作风感慨万千：古往今来，“县太爷”在平民百姓中并不是一个小官，何况当时彭访贤副县长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下乡调研居然自己挤公共汽车，居然能坐在手扶拖拉机上下乡，居然能在大雪封山时候，跌跌撞撞走几十里山路，而且一路兴致勃勃，没有半句怨言，如今怕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