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叶嘉莹：诗与士的相遇
2020年10月，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在国内上映，片子从叶嘉莹先生近百年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将人们的视线重新聚焦在中华传统诗词和这个诗的国度上。导演陈传兴说，“她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诗的女儿。”
时间回到世纪初。2003年，有着200年历史的北京察院胡同23号，在推土机的撞击下轰然倒塌，化为瓦砾。这正是诗人叶嘉莹的故居。
在叶嘉莹心里，这仿佛是中国文化百年来的隐喻：传统瓦解，青黄不接。
对诗礼传家的叶嘉莹来说，诗词即人生。她说，除了感念古典诗词给予她的疗愈，她还有一份更大的责任——跟随老师顾随，从杜甫、孔子那里传承一种“士”的情怀。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抱负完全落空，却以“先师”的形象留在人间。叶嘉莹也说，此生最愿意跟孔子做朋友，只愿做一个教师，这是她“己欲达而达人”的方式。
九十六岁的叶嘉莹相信，她还能像神话里的蓝鲸一样，在海上留下点点遗音，期待将来更多人听到——
“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古典诗词专家，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
1924年夏，北平西城察院胡同的一所老四合院里，一户人家迎来了他们的大女儿，起名叶嘉莹。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十多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带来了民主共和的观念，但是军阀割据，混战仍在持续。近十年来，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与专制复辟的“尊孔复古”针锋相对。时代变局自上而下，改变着每一户人家的生活。
但是，在这家人身上，交替却是以融合的方式显现的。
父亲的祖父曾是光绪年间进士，母亲的祖母则是一位出过诗集的女诗人。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却写得一手好书法，母亲在女子职业学校教书，接受的却是旧式教育，熟读古诗经典。就连这家人的姓，也是从满族的“叶赫那拉”简化而来的现代姓：叶。
儿时叶嘉莹（中）
“融合”尤其表现在父母对大女儿叶嘉莹，以及之后出生的两个儿子的教育上。
父亲首先教叶嘉莹认汉字。他用毛笔在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把字写出来，碰上多音字，就用朱笔在字的上下左右画上小红圈。同时，父亲认为只学中文是不合时代的，他还教儿女学英语，并和中文对照。比如他告诉孩子们中文的多音字通过读音来变化词性，与英文通过加词尾来变化词性的情况是一样的。为了激发孩子们学习的兴趣，父亲还给他们买了英文字母玩具，谁先拼出一个英文单词，就算谁赢。
父亲虽然重视叶嘉莹的学习，起先却并没有送她去学校读书。在他看来，儿童幼年时的记忆力最好，应当多读“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古典诗书，不必去新式小学里学什么“大狗叫小狗跳”。父母找来同为教师的姨母来做家庭教师，教三岁的叶嘉莹背古诗词。
那时叶嘉莹尤爱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这位“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词人一样，叶嘉莹生长在深宅大院，未经世事，正因如此，她能够以清澈不染的眼光看待季节更替、草木荣枯。夏夜，她念着姨母教她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躺在凉席上仰望星空，常常忘了进屋睡觉。窗前秋竹、阶下紫菊、天上星光，皆成了她的素材，被她写入最初的诗篇。
六岁时，家人开始以“四书”为她启蒙，教她诵读。虽是“旧思想”，却不是刻板道德，而是诗礼传家。在叶嘉莹的记忆中，这个大四合院里，她从未见谁大声说过话，更没有谁为了生活琐事争吵。
家人对叶嘉莹管得严，女孩玩的游戏，抓子儿、踢毽子，她都不曾学过；冬天的北平，北海、什刹海结了冰，许多孩子去溜冰，她也只能在家读书。诗词的美感和《论语》中为人处事的道理，在叶嘉莹身上相融合，渐渐形成了她柔顺坚韧的性情。
叶嘉莹与弟弟们的童年合影
然而好景不长，时代的车轮碾了过来。
叶嘉莹初二那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北平被日军占领。当时任职于国民政府航空署的父亲，跟随国民政府南下，不久便失去了音信。母亲因此忧思伤身，得了重病，到了不得不去天津动手术的地步。
1941年秋，叶嘉莹刚上大学，母亲怕耽误她的功课，便没有要她陪伴同行。不想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母亲因手术感染以至病危时，放心不下三个孩子，拖着病体出了院，在回家的火车上去世了。
叶嘉莹忍着悲恸，带着母亲的衣服到医院为她换上——父亲不在，作为长女，她要参与料理后事。在两个幼弟跟前，她无法流露太多悲伤，只能在白日已尽的夜灯下，和着淋漓秋雨，写下一首首《哭母诗》——
叶已随风别故枝，
我于凋落更何辞。
窗前雨滴梧桐碎，
独对寒灯哭母时。
——《哭母诗八首 其四》
本是明珠掌上身，
于今憔悴委泥尘。
凄凉莫怨无人问，
剪纸招魂诉母亲。
——《哭母诗八首 其六》
原是“掌上明珠”，却一朝母亡家破，叶嘉莹只得带着两个弟弟到伯父家一起生活。凄凉孤独不可言说时，她拿起书本和纸笔，躲进诗词的“小楼”里自我疗愈。
晚年，叶嘉莹总结自己历经坎坷离乱的一生时这样说道：“因为沉浸于读书，我对人生的得意失意都不太在意。”
“他站在讲台上，把围巾解开，再把帽子摘下来，把外边的皮袍脱下来，然后转头不说话，在黑板上写一首诗，或者就写两句，或者就写几个字，然后从此讲起。”进入辅仁大学的第二年，叶嘉莹开始师从顾随学习古典文学，对这位“上课从来没有课本”的老师感到好奇。
那么在顾随先生眼中，叶嘉莹又是怎样一位学生呢？一次课上，他这样评价叶嘉莹——
“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勉之，勉之。”
顾随先生欲将叶嘉莹的作品交给报刊发表，问她笔名，叶嘉莹说没有，先生便提示她，佛经上有鸟唤作“迦陵”，为“妙声鸟”，符合她清丽的文风，而且发音亦与“嘉莹”相近。于是，“迦陵”便成了叶嘉莹的别号。
顾随对这位生性内敛的女学生颇为爱惜，常为她字斟句酌批改作业，更对她的诗心细加呵护——在看过她怀念母亲的词《忆萝月》后，劝慰道：“太凄苦，青年人不宜如此。”
1943年，叶嘉莹（右二）与顾随先生（坐）及同班同学
叶嘉莹听老师讲“诗教温柔敦厚，教人平和”，讲“诗是感发，使人向上、向前、向光明”，甚至老师“旁征博引，兴会淋漓，一片神行”的讲授方式，皆使她获益良多，为她今后的教书研学立下标尺。但是在她看来，老师讲学最大的特点，是把学文与学道、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
一次讲课，顾老师首先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度、度人”，然后以此为原点，发散开去。在顾随先生看来，如《论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做人，自己得好处、得成就远远不够，更要使别人得好处、得成就。
有感于当时社会的动荡，顾随先生对学生们说：“现在不允许我们写超世俗的、超善恶美丑的诗了，古人作诗可以无意，我们现在作诗要有意……如果做人总是穿着白袜子，不肯沾泥，总是自己保持清白，这样的人比较狭窄自私，遇事不肯出力，为人不肯动情。”从诗品到人品，顾随先生尤为推崇杜甫。后来，杜甫也成了叶嘉莹毕生所追求的诗人的形象。
作为文人，顾随先生“利他度人”的方式是教书讲学，如果得遇良徒，则尽力提携，使文脉不至失坠，甚而开枝散叶。他常用禅宗的“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来勉励学生。1946年7月，他在给叶嘉莹的信中这样写道——
“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他希望叶嘉莹不只做一个唯唯诺诺、遵守师说的弟子，更希望她如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那样，对于老师的“法脉”“别有开发，能自建树”。
那时，叶嘉莹刚刚大学毕业。她平时沉默少语，除了与老师时有诗文唱和以外，在众学生中并不显眼。她欣喜于顾老师的赏识，但也感到困惑：为何老师对她如此期许？诗词除了悦己自度之外，究竟还能做什么？
自1942年起，叶嘉莹听顾随先生讲课，前后长达六年之久。这六年间，她记下了八大本听课笔记。南下前，先生赠她一首诗以为勉励，其中有一句——
“食茶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人的一生就像吃茶，苦痛历练得多了，接受起来就成了甘甜。之后不久，叶嘉莹便随丈夫去了台湾。起初师生尚有联络，几经变故，便失了音信。感念师恩，叶嘉莹唯有随身携带被她视如珍宝的八本笔记。飘零辗转的忧患生涯中，她时常翻阅以自省——
“一切世法皆是诗法。诗法离开世法站不住。人在社会上不踩泥、不吃苦、不流汗，是不成的。粪土中生长才能开花结籽，否则只是空虚而已。”
对于二十多岁的叶嘉莹来说，“人生之茶”的甘苦还需要她去品味，而诗词与她的人生之间的关系，也在等待一次蜕变。
叶嘉莹在辅仁大学的成绩证书
1945年夏，叶嘉莹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平佑贞女中教中文。她课讲得好，陆续有其他学校来邀她去讲课，最多的时候同时在三个中学兼课，每周讲三十个小时。因为讲的是她所热爱的文学，所以丝毫不觉得辛苦，学生听她的课也轻松愉快。
其中一所中学，男女分校，叶嘉莹起先在女校教课。当时男校高二有一班成绩不错但是调皮的学生，对不满意的老师毫不客气，已经赶走了两个男中文老师。她便将这个班也接手过来。不久之后，大家欣喜地发现，学生对这位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岁的、貌似柔弱的女老师竟颇为服气。
上世纪50年代，叶嘉莹为小朋友讲课
三年一晃而过。临走时，学生们不舍，女学生边哭边拿出自己绣的手帕送给她，男学生则以自己写的字赠予老师作为纪念。几十年后，当学生们在报刊上看到叶嘉莹回国的消息时，纷纷与她取得联系，即使不能亲往探望，也常常打电话问候。
当年，人们以为叶嘉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一场婚姻却将她拖入了生命的谷底。
一位老师把自己的弟弟介绍给了她。虽然“恋上诗词”的叶嘉莹性格清冷，于个人感情不大上心，但她又性情宽厚，不忍推拒他人的好意，且男方积极追求，甚至为她丢了工作……1948年3月，在北平教书不满三年的叶嘉莹匆匆结了婚，八个月后，随男方迁居台湾。
1948年，叶嘉莹婚纱照
初到台湾，叶嘉莹在彰化女中教书。生活的窘迫尚未好转，丈夫就因“白色恐怖”被捕入狱了，那时她的大女儿刚出生不久。随后，叶嘉莹母女也被牵连，一同被收押。虽然不久即被释放，但她因此失去了工作，无家可归，只能抱着几个月大的女儿流落街头。走投无路之下，她只好投奔到亲戚家暂居。
在丈夫入狱的三年里，叶嘉莹过得十分艰难，她盼着丈夫出狱后生活会有所好转。不料丈夫遭此一事，脾气变得古怪暴躁，动辄便拿她撒气。她记得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丈夫得知“又是个女儿”，掉头就走了。
但是叶嘉莹不敢抱怨，她一抱怨，好心人一劝说，丈夫就觉得受到了讽刺，回头对她更没有好脸色。那时，她多次梦见自己浑身是伤，梦见母亲站在察院胡同的四合院里向她招手，她跑过去，母亲和四合院又都没有了……
“我真的是把什么都放弃了，活下来就是了，除了活下来什么都不用说了。”但如果这时，她想起顾随先生的课，一定会想起老师曾经说过——
“创作必有安定情绪。然则没有安定心情、安定生活便不能创作了么？不然。没有安定生活，也要有安定心情。要提得起放得下。”
忍下心中的压抑和委屈，为了维持生活，叶嘉莹开始到处找学校任教。只有沉浸于诗词和教学中，她才能得到一些宽慰。
在台北二女中教书时，一次督学来视察，学校安排他到叶嘉莹的课上听课。那天，叶嘉莹讲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讲到兴起时，没注意下课铃响了，督学也听得津津有味，浑然未觉。课上完后，他告诉校长，这位年轻女老师讲得非常好。渐渐地，叶嘉莹在古诗词上的造诣和她的讲授功力得到了公认。
1954年，在前辈们的推荐下，叶嘉莹进入台湾大学任教。此后几年间，她的诗词评赏文章常见于报刊，敏锐犀利且感发心灵的风格获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同时，她还受邀到台湾大学、淡江大学、私立辅仁大学做讲座，在电台、电视台开讲古诗词。女诗人席慕蓉忆起当年听课的情形时说，“老师讲课时就是个发光体”。连丈夫在一次看到她的讲课视频之后，也惊奇地问她道：“这是你在讲课吗？下次我也去听好不好？”
从“为一己之赏心自娱”，到“为他人的传承之责”，“诗词”拉着叶嘉莹，渐渐从河谷密林中走出来，向着开阔敞亮处去了。
从台北到基隆之间，有个地方叫野柳，海岸多礁石。1962年春，叶嘉莹和学生们一同去那里郊游。多年来，她因生活动荡极少动笔创作，但是那天她一连写了四首绝句，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岂是人间梦觉迟，
水痕沙渍尽堪思。
分明海底当前见，
变谷生桑信有之。
——《郊游野柳偶成四绝》
三十多岁的叶嘉莹望着分隔她与故乡的大海，体会到了沧海桑田，人事流转。她从一场“大梦”中醒来了，深吸一口气，她要把梦中的情事——无论欢欣的、悲苦的——都以美的方式传达给更多的人。
叶嘉莹和丈夫、女儿。大女儿后来因车祸去世。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场变故让饱经磨难的叶嘉莹重新思考并选择
鸿飞无问西与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大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大多去了台湾求学，而台湾几所知名大学的古典诗词课，都是叶嘉莹在讲授。这些学者便成了叶嘉莹第一批海外“学生”。
1965年夏，在台大中文系的一场谢师宴上，校长找到了叶嘉莹：“叶老师，我们与密西根州立大学签了交换合约，明年你就去美国交换任教吧，你回去先准备一下英语。”
在当时的形势下，叶嘉莹知道从台湾回大陆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出国，将传统文化传承给海外游子，不也是“别有开发”么？想到这一点，叶嘉莹欣然接受了。她先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不久又应邀去哈佛大学讲学。
在美国，叶嘉莹颇受优待。在哈佛大学写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时，校方特例允许她在图书馆关门之后仍可留下工作。“窗前是枫树，四壁是图书，当所有人都走了，我一个人可以工作到任何时间。”叶嘉莹回想起来道：“那真是最美好的时光。”
随着英语的进步，叶嘉莹开始涉猎西方文艺理论。她发现，这些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多有暗合之处，这使她感到非常惊喜。“须通一两种外国文，能直接看外文书，方能开扩心胸，融会贯通。”想起老师顾随的教导，叶嘉莹开始调和西方的分析思辨和中国的“心通妙悟”，她尝试淡化时空、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使各种肤色的学生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领略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
叶嘉莹渐渐有了名声。三年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向她发来了终身教授的聘书。她于是在温哥华买下一所老房子，供一家老小同住。
飘零二十载，年近五旬的叶嘉莹总算有了“安定生活”，但当她独自一人看到白云倏忽、黄叶翻飞时，心绪还是难以安定——
寒入新霜夜夜华，艳添秋树作春花。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鹧鸪天·用友人韵》
几年前隔海望乡的怅惘从未消失，如今因为隔了更宽阔的海，变得更加浓烈了。在台湾时，她知道无法直接回大陆，以为到美国之后便可取道而回，但大陆那时正在“文革”，她只好搁置了联系老家亲戚的念头。她想到陶渊明在《归田园居》里写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却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够“归耕植桑麻”，甚至不知道那片“土地”是否安在。
在温哥华，叶嘉莹给大学生、研究生讲课，也给幼儿园小朋友讲课。一次讲古诗时，一个男孩问叶嘉莹“什么是诗”。叶嘉莹没有回答，而是问他：“你的心会走路吗？”男孩疑惑地摇了摇头。叶嘉莹笑着继续问他：“你的故乡在哪里？亲人们呢？”男孩说：“在河南开封，常想念爷爷奶奶。”叶嘉莹点头道：“对了，想念就是心在走路，用美妙的语言把想念写下来，就是诗。”
对于叶嘉莹来说，童年记忆和故乡的怀抱是最温暖的，足以抚慰心中一切伤痛，而诗词，就是引她回乡的那条路。
叶嘉莹《给孩子的古诗词》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卅年离家几万里，
思乡情在无时已，
一朝天外赋归来，
眼流涕泪心狂喜。
——《祖国行》
1974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叶嘉莹立即回国探亲。飞机终于抵达北京上空，得以俯瞰北京城的她，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一条长街上都是灯火，那会不会是西长安街呢？会不会是我当年每天走过的地方，是我的家所在的地方？”从旧居写到故友，从历史写到新城，阔别重逢的兴奋、人事迁移的感怀，都被她记录在了1870个字的长诗《祖国行》里。
夙愿已了，叶嘉莹回到加拿大，打算安度晚年。不想变故又生——曾与她患难相依的大女儿新婚不久后，与女婿在一场车祸中同时去世。忍着悲恸料理完后事之后，叶嘉莹把自己关在家中，以诗遣悲，写下十首《哭女诗》。
正如她所敬佩的近代学者王国维所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场变故，打通了她人生的最后关节。“人不经过绝大的痛苦，是不会觉悟的。不把自己打破，就永远不能够超脱。我一世辛勤，忍气吞声，养家的责任我已经尽到了，不再被家庭子女所束缚了。”叶嘉莹走出来，望望来路，渺然不可追，她知道到了寻找归途的时候了。
1977年，叶嘉莹第二次回国。这次她和丈夫、小女儿一起，游览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在去西安的火车上，她看见有个年轻人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在读；参观名胜古迹时，她听到导游熟练地背诵着古诗词里的句子……所见的一切使她感慨良多。“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尽管经历过许多磨难，却依然在用诗歌表达自己。”在叶嘉莹看来，传统文化的种子并没有湮灭，它只是潜入了人们的心底，等待着被发掘、被培育。
她想，这个发掘者，为什么不能是她自己？她之前的人生，都不是自己选择的——婚姻不是自主选择，教书是本职本分，讲座是受人所邀，渡海去台是随波逐流，出国讲学是机缘巧合……如果说一生唯有一次自己的选择，那么她要回国教书。“诗词的根在中国”，当她这样说时，已然把生命的根和诗词，和中国，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1978年改革开放，国家大规模地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新时期的教育蔚然成风。身在温哥华的叶嘉莹趁此机会，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她想利用假期回国教书的意愿。
叶嘉莹回到了魂牵梦绕的诗词故土，她想要在这片故土上，用汉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
她还记得寄信那天的情形：“那天我在黄昏的时候出去，走过树林，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光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着落英。”美妙的景色唤起了叶嘉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警醒。她想到自己五十四岁了，时间还能留给她多少机会？会不会回国教书的愿望又会像梦一样，终归了无寻处？
因此，信寄出之后她便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报纸，生怕错过任何一条重要信息。一天，她看到一则消息：“文革”中的许多老教授得到了平反，其中有位名叫李霁野的老先生。叶嘉莹忽然想起，这不正是当年辅仁大学外文系的教师、老师顾随的旧友，李霁野先生么？她立即写信问候，并告知老先生自己想回国教书的想法。很快，她收到了回信，老先生在信中向她讲述了国内教育界的新情势：“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转变”，并欢迎她归国。叶嘉莹这才放宽了心。
1979年，叶嘉莹的申请被批准了，她立即动身回国。在香港的国货商店，她特意买了一件当时流行的蓝色女装换上。飞机在北京一落地，她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随后，叶嘉莹被安排在北京大学教古典文学，之后又应李霁野教授之邀，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教学之余，叶嘉莹喜欢看话剧《茶馆》、游览圆明园，常常兴之所至，与人唱和，出口成篇。诗词与人生，在这位年近六十岁的归乡人身上，再一次重合了。
从前在海外讲学，每讲到杜甫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叶嘉莹都会黯然伤情，现在，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构厦多材岂待论，
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
难忘诗骚李杜魂。
——《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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