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支宁青年在国营农场的岁月(上)
了解宁夏，从《口述宁夏》出发
六十年前，两万八千名浙江青年，告别江南水乡，来到宁夏，被安置到农垦系统的9个国营农场，为开发边疆、建设农场奉献青春年华，谱写创业篇章。
01
艰苦创业的难忘岁月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为加快边疆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国家决定从内陆省区调一批支边人员。
1959年5月和1960年5月，先后有两批浙江支宁人员分别安置到平吉堡奶牛场 7503人，前进农场 6780人，暖泉农场 2771人，连湖农场 2158人，灵武农场 2127人，巴浪湖农场 577人，南梁农场(原芦花台园艺试验场) 2924人，贺兰山农牧场(原贺兰山畜牧试验场) 1000多人。
1959年12月，从当年5月安置到中宁县各人民公社的浙江青年中抽调了2023名，组建了国营渠口堡农场。
这些支宁青年，分别来自浙江省的杭州、湖州、温州、台州、嘉兴、绍兴、金华、宁波等地的几十个县(市)、区。他们年龄均在15一35周岁之间，大都具有小学、初中文化，有些是高中生。
来宁夏之前，浙江各地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当时广大青年的追求与理想。因而报名非常踊跃，有些青年瞒着父母，个别少年“虚报”年龄来到宁夏支援边疆建设。
已成婚的年轻夫妇毫不犹豫地带着幼小的孩子，有些独生子带着年迈的父母一同来到宁夏安家落户。
浙江和宁夏两省区，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浙江省要求，凡有支宁任务的县区、人民公社都要选派3一5名干部带队(也称随迁干部)，负责集结转送，协助安置，保障生活，发展生产等工作。
由于人员多、路途远、运输条件差，支宁人员从乡村、城镇乘车或乘船到县、地区级火车站集结，统一乘坐棚车组成的火车专列。火车一路走走停停，3000多公里的路程，历时10天才能到达宁夏。
宁夏方面也做了最大的努力，各农场都成立了接待安置组织，派专人负责。农场干部和老职工把自已住的房屋腾出来，让给支宁青年住，自已住“地窝子”、马厩、饲养社小房。
各生产队都开办了食堂，指定复转军人，老职工担任支宁青年的生产、生活指导员，帮助解决各种问题和做思想工作。
浙江青年的到来，为各农场生产建设增添了有生力量。
1958年，农垦系统总人口只有9575人，职工4468人，到1960年底总人口达42861人，职工26485人，浙江籍人口和职工占到垦区总数的三分之二，是绝对的主力军。
浙江青年在老职工、复转军人、大中专学生的带领帮助下，将支援边疆的热情全部投入到垦荒造田，艰苦创业的劳动之中。他们克服环境恶劣，生活困难，居住简陋，劳动艰辛的困难，为建设农场奉献着全部力量。
5月，正是夏耕夏种的农忙季节。第一批从浙江东阳到灵武农场一站一队的青年，不顾路途劳累，立即投入到平田整地，运送肥料，播种插秧的劳动中。
为了比先进、学先进，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的浙江带队干部黄林法，动员支宁女青年娄淑女、卢瑶珍、马冬光等成立了“十五姐妹突击队”，她们提出了“学男子、比男子、超男子”的口号。平田整地时，由每天人均二亩提高到三亩八分，插秧时，平均每人每天插一亩七分，秋天割水稻时，她们披星带月、加班加点，最高人均每天割二亩四分，样样农活都超过男职工。
“十五姐妹突出队”连续四次受到集体奖励，队长娄淑女获得了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1959年9月，被选为宁夏观礼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
1959年，经过半个月路途跋涉的浙江平阳县五个公社的600名支宁人员，被安置到了前进农场八队，由21名老军工带领，开始了紧张的劳动生产。
1960年8月，农场决定在离八队三公里外的地方新建九队，当时派了50名强壮青年组成基建突出队。二人一组，每天必须完成1000块脱土坯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他们早岀晚归，手上磨岀了血泡，忍痛坚持继续干。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他们用土坯和草泥巴建造了四排土窑洞，装上门窗，盘好火炕，入冬前100多名青年住进了新房。
02
艰苦创业的难忘岁月
安置浙江青年的农场中，有6个农场、一个分场处在贺兰山东麓南北长约200公里的冲积扇地带上，这里生态恶劣，植被稀少，土地荒漠，地表泛碱。春天刮大风起沙尘暴；夏季下雷雨发山洪；秋末初冬寒流侵袭；冬季寒风凛冽刺骨难忍。
浙江青年和老职工就是在这种人烟稀少的荒原上筑渠挖沟，垦荒造田，治理盐碱，发展生产，建设家园。
1960年10月23日，前进农场集中了1200多名职工到“八一渠”清理渠中的淤土，准备冬灌。下午忽然乌云四起，天昏地暗，西北风裹着大雨铺天而来，气温骤降至零下几度。避之不及的职工，赶紧收工，在返回途中，有100多名职工在茫茫荒原中迷路走失，农场组织人员连夜寻找，找到时有60多人被冻伤。
每年因下暴雨发山洪，冲毁农田、沟渠、道路、住房和冬季下大雪刮大风，造成职工住房倒塌，砸伤、冻伤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塞外的恶劣气候，给在南方长大的浙江青年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考验。
如果说天灾还能躲避、克服和战胜，那么缺少粮食，没有食物充饥，如何度过饥荒将是农场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浙江青年支边，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全国上下勒紧腰带度饥荒。
农场生产的粮食要上交国库，保证城市居民供给。农场职工由每月30到40斤口粮，一下降到13到18斤，家属小孩更少，大家吃不饱，只能靠麦麸、稻糠、菜叶、草籽补充食物。
各农场积极组织职工进行自救。农垦局指示各农场将从水稻中分离出来的秕谷、稗籽、不作为粮食产量上报，供给职工食用。各农场组织职工到贺兰山上采摘野果、蘑菇和树叶；下湖面凿冰捞小鱼充饥；屠宰病弱耕畜供给老人和孩子食用。
渠口农场是为安排浙江青年而成立的。1960年当年开荒3000亩，种上了小麦和糜子，亩产只有50多斤，到11月份农场就无粮可供，青年们只有靠树皮、草根充饥，无奈之下才踏上返乡之路。
1960年9月，宁夏开展的“双反运动”，也波及到了各农场。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浙江青年变卖随身物品返回原籍。
到1961年底，约有2万人返回浙江，留下来的不到30%。
渠口农场四队党支部书记王天珍，1960年冬收留了一名因伤病、母亲无法带走的浙江女婴，他抱着不到一岁的孩子到各家讨奶水、喂“面糊糊”养大，培养至高中毕业。
后来，女孩在农场当了一名幼儿教师，有幸与分离20多年的母亲和哥哥姐姐相认。成为奶奶的她退休后，每年都要到浙江绍兴看望年迈的母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