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五)送我离港赴重庆
长按二维码,即可购买
送我离港赴重庆
当时在受难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徐广迟老先生,他原是中国银行总经理。1941年11月在香港开会,由于患病而没有来得及回重庆。日军占领香港后,指名要搜捕他。由于冯幼伟先生的介绍,徐老来到我们家,我父亲热情地接待他,冒着风险,让他藏在我家安心养病。不久,他病体就痊愈,恢复了健康。
有一天,他到我父亲的房中,恳切地说:“你我之间虽是一面之交,但早已久闻大名,现在更了解到您的品德高尚,为我受累不浅。最近我已托友人取得一张化名的临时通行证,明日,我将赴广州湾返回重庆,您今后有什么困难,尤其是您的孩子如果能逃往重庆去,我会帮助他们继续求学。您此次救我一命,您的恩情我终身不忘。”翌晨,他离开我们回重庆去了。
不久,香港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当时日军正向南洋一带大举进攻,由于兵源不足,我们听说在香港强拉不少中国青年来补充他们的军队,充当炮灰。父亲为此而忧心忡忡,不得不考虑我们兄弟的问题了。
一天晚上,我们已上床入睡,父亲来到我们房中把我们推醒,商量我们的去路。他说:“你们俩此次留在香港,本想让你们在新的环境中自立成人,不料反而使你们失学了。对此学业前途问题,我已考虑了好多日子。目前,日军又在各处拉夫,你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如果日本人将你们拉走,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正巧有顾兰荪、钟可成等老友要去重庆,他们用了不少钱多买了一张去广州湾的船票,我想让你们中先走一个,不过,路上是比较危险的,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可能……”父亲决定先让我走,等我安全到达重庆之后,再让我五弟走。因为,万一我出了事,还有一个留着。总之,他要我俩从这虎口中逃出去。接着他还和我们商量是愿回上海,还是去重庆?父亲又对我说:“你不是恨日本人吗?现在先让你一人去重庆好不好?”我听了很激动,当时答复父亲,我决定去重庆,因为重庆在当时是抗战的大后方。到了那里,我也可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锻炼自己。
父亲开始给我准备必需的行装及生活用品,还给我一张1941年夏全家在香港拍摄的相片,让我想家时拿出来看看,以解思念之情。临走前的几个晚上,父亲总是要嘱咐我很多话,告诉我年轻不懂事,在路上要听顾老伯的话。他最后又对我说:“你到了重庆要先考学校,考取入学后要用功念书。虽然你在香港锻炼了一个时期,可还是太嫩,在学校与同学相处要分清好坏。在生活上是很艰苦的,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要经受得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请徐广迟先生帮助,但切不可多麻烦人家,我的话你懂了吗?主要是要靠自己去克服……”话未说完,只见父亲的双眼已被泪水湿润了。我心中也涌起了一阵难以克制的激动,对父亲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嘱咐,我要牢记在心间。
3月初,我终于一个人走了,我初次离开亲爱的父亲,独自随同顾老伯等人登上轮船,离开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历经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重庆。
在重庆我考入了广益中学,学校在重庆南岸黄角桠,是个较朴实的教会学校,操场上有座小山峰,山顶上有一座文峰塔。初次离家,人地生疏住宿在校,课毕休息时,常有同学陪同爬上小山,站在塔旁,遥望着对面山城重庆。当我听到长江内轮船的汽笛鸣叫声,使我仿佛又回到了香港、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当我看到长江码头内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向着东南方暗自思踌。父亲现在的情况怎样?不知他怎样在日寇的铁蹄下过着痛苦的生活?我默默地祈祷,愿父亲能战胜敌人的诡计。我更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念书让父亲放心,胜利最终会到来的,我不久将会回到父亲的身边。
后来,由香港逃到重庆的中国银行周克昌先生来告诉我,当我走后,日本军部要请父亲在他们举办的“占领香港庆祝会”、“东京繁荣庆祝会”及汪伪政权“还都庆祝会”等各种名目繁多的庆祝会上唱戏。经过多次交涉,费了不少唇舌,老友们也想了不少办法,最后以梅先生有心脏病为由才推掉了这些演出。
当时,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几十人住在一间屋里,条件很差,铺板上臭虫很多,一到夜间就爬出来袭扰。有一个同学被咬得实在受不了,从驻在学校操场上的美军基地中偷来一脸盆汽油,在油灯的照明下,往铺板上洒,我那时还没有睡着,见到这种情景,刚要开口提醒他小心失火,只听到“砰”的一声,铺板便烧了起来,他扔下脸盆就往门外跑。我连忙大叫:“着火了!”并马上用棉被去扑救。等同学们都跑出火海,我已被烧伤了,老师们赶到后,立即送我到美军医院去抢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才出院,为此我得到学校的表扬。
这件事故我怕父亲担心,所以一直没有去信告诉他。后来我回到上海后,当父亲看到我脸上、手上、双臂的伤疤时,我才告诉他。我得到了父亲的夸奖,他鼓励我说:“年轻人应该有这种牺牲精神,你要继续保持下去。”
不久,五弟也随来贵阳念书,他和我说起那天我乘船离港时,父亲和他站在窗口,久久地注视着山下海港中那艘拔锚启航的轮船,直到船影消失在天水间,父亲才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呆呆地望着日历——1942年3月5日。
从此,我和五弟离家历时4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们几乎与父母亲没有什么通信往来,我们过着孤独的生活。
那时,我在重庆广益中学念书,五弟在贵阳清华中学念书,我们的生活费用靠冯幼伟先生在重庆结存的一些薪金来维持,为数只够交学费之用,至于零用钱几乎没有。我的眼睛越来越近视,在课堂上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影响了学习成绩,可就是没钱配副眼镜。虽然各方面都很艰苦,但我每当想起父亲的教诲,就鼓励自己不要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那时的重庆,虽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大后方,但一点抗日气氛也没有,国民党的官僚们和各式各样的投机商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发国难财,而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一些有为的青年、抗日志士,也都觉得胜利渺茫。在学校中的生活更为清苦,吃的是平价米,其中一半是小石子、稻壳和石灰渣子。但有钱的同学,还是过着奢侈的生活。每当大部分贫寒的同学一谈到抗日,就要受到他们的讽刺挖苦。记得有位名人的公子上学时,坐小汽车,每月还要有几千元的零用钱,而我们每月只有100元零用钱,连买学习用品都不够。有一次上课时,由于我的鞋子破了,鞋底脱落,我无意识用手摸了一下,被校长看见了,硬说我上课不注意听讲,并将我罚出课堂。事后还得叫我向他道歉,真是有苦难言。
到1944年,我由重庆转学到贵阳清华中学,与五弟在一个学校读书,以便相互之间有个照顾,这对我俩确实添了几分安慰。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书,离我毕业还有半学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半年后我高中毕业,即动身返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