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安康!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

轻汗微微透碧纨,

明朝端午浴芳兰,

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

小符斜挂绿云鬟,

佳人相见一千年。

这首《浣溪沙》是苏东坡描绘与侍妾朝云共度端午的一段美好往事,也是难得的从女性视角写端午节的佳作。从词作来看,北宋的女子过端午节,除了兰汤洗,用五彩丝线缠在手臂上辟邪求福,还在头发上挂满同样效果的灵符。为什么要佩戴这些东西呢?这得从端午节的起源说起。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学生在欣赏“五彩粽子”香包。(丁根厚 摄)

端午节在中国传统节日里名称最多,由来也最多。

首先,从名称来说说端午节的起源。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午(五)节、粽子节、浴兰节、菖蒲节(艾节)、女儿节等,还有天医节、草药节、上日等20多种叫法。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按时间起名:如端午、重五、天中(夏至前后,太阳直射点在北回归线,太阳是一年里最当中的一天)、五月节、地蜡节、五黄节、夏节等。二是按气候、天气、节令起名:如端阳、躲午、正阳、当五汛等。端午接近夏至,太阳毒;南方地区潮湿闷热,多山林地带,容易形成瘴气瘟疫;各种毒虫蚁兽频繁出没;此时又属于南方汛期,容易出现山洪灾害。三是按习俗起名。如龙舟、粽子、浴兰、女儿、菖蒲、艾叶、天医、草药等。此外,还有龙节等称呼,表明端午与龙有关。闻一多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有不少学者认同。

名称可能并不能完全说明节日的全部来源。现当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研究也日渐深入,认为传统节日与原始信仰、祭祀文化及天象历法等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都有关系。

第二,从端午节的习俗来谈谈它的起源。

端午节的习俗远不止20多种,除了与其名称有关的习俗外,其他习俗多半与时间、气候、节令等有关,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吃粽子和划龙舟。

吃粽子。这个习俗长时间以来被认为与屈原有关,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楚辞》均没有明确说明屈原投江的时间,最早记录屈原五月初五投江的是南朝梁吴均所作的神话志怪小说《续齐谐记》。在晋代将屈原和粽子及龙舟关联,一则表明在当时屈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是他的气节深受时人敬重。吃粽子纪念屈原是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其实还有纪念伍子胥、介子推和孝女曹娥之说,只是屈原说的影响最广。

合浦县群众展示制作的客家风味肉粽。

划龙舟。划龙舟与龙图腾崇拜有一定的关系。据河姆渡遗址等史前文化来看,早在7000年前或更早,当时的先民就有竞渡所用的独木舟和木桨。据专家考证,进行龙舟竞渡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在产稻米和多河港的地区,所以划龙舟应该首先在我国南方盛行,后来逐渐扩大。

运动员在台北市基隆河上举行的龙舟赛中竞渡。(金立旺 摄)

古籍文献中还提到不少端午习俗。“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虽然秦汉及以前并未出现端午的明确记载,但是并不能说明端午节是晋代才有的:一来文献资料记载后续可能出现变化,二来晋代以前可能并不用“端午”称呼节日。例如,西汉礼学家戴圣在《礼记》中说,周代已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五月采摘兰草,盛行以兰草汤沐浴、除毒。《大戴礼记·夏小正》:“五月……煮梅,为豆实也,蓄兰为沐浴也。”屈原《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此俗流传至唐宋,所以端午期间又为浴兰之月。

为小朋友们开展“端午画额”活动,祝愿小朋友们驱虫避疫,虎虎实实。(陶静 摄)

汉代时,北方认为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且有“不举五月子”之俗:该日所生的婴儿不能抚养成人,一旦抚养则男害父、女害母。东汉科学达人王充在《论衡》中对此解释道:“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此月)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荆楚岁时记》(代表南方)也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而学者们认为这一习俗并非始于汉代,而是战国时期就已流行,所以才在《论衡》《风俗通》以及《后汉书》中多有记载,并出现了与之相应的文化活动,有了“避五毒”“躲端午”的风俗。

另外,《荆楚岁时记》虽然记载了荆楚一带端午的很多习俗,如沐浴、踏草、戏草、插艾、竞渡、五彩丝线缠臂等,但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荆楚》并未确切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而是把吃粽子的习俗放在夏至节中。还有隋代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把竞渡归为夏至日的娱乐活动。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品民俗 迎端午”主题活动中参加舞龙游戏。(孙文潭 摄)

按照弗雷泽《金枝》的观点,大部分文明诞生时期,先民的原始思维主要是巫术思维,源于原始人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只能通过巫术产生同化作用,以示自身和世界的关联以及一体化关系。随着先民们长年累月的观察、记录、传承,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渐转入相对理性的认知,尤其是掌握了“神性规律”——天文历法。早在夏朝,中华民族文明已经凸显其灿烂辉煌,沿袭至久的夏历即是证明。到了周代,我们与世界文明接轨进入轴心时代:一个彰显理性思维的光辉时代到来了,诸子百家应时而生。

综上所述,端午节的来源及习俗是复杂的、长期的融合结果,可以推出以下结论:

一是端午节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并产生了不同应对习俗(办法):

其一,原始的巫术思维。它与龙蛇(南方人将蛇视为小龙)的图腾崇拜和氏族部落融合有关,产生了以龙舟竞渡等为习俗的祭祀崇拜。

其二,夏至节。这主要源自先民们对太阳和月亮等运行规律的一定掌握,诞生了传说中的夏历,对中国传统农历、农业的形成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黄石先生在《端午礼俗史》(1963年)中提出端午始于夏至说。

其三,恶月、恶日、恶时。它主要源自先民对该时节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率、动物出没以及人体健康等规律的掌握,产生了诸多躲避毒时毒物的习俗,主要目标就是辟邪驱疫。

上述三点的顺序不能变换,因为它代表了先民对端午从非理性走向理性认知的过程。但不能简单地将端午节的起源归于某一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述三个来源可能并行不悖地发展着。

二是夏至与重五恶月恶日合并,神性祭祀与理性认知结合,在魏晋时期形成了端午节的初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争,人口的迁徙,加速了民族大融合。在长达百余年的融合过程中,节令文化和节日文化强有力地粘合在一起,成了民族和南北地域融合的催化剂。逐渐的,夏至与被视为恶月恶日的重五节重叠,整合成端午节,所以该名称首先出现在晋代。在进一步的大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将屈原投江传说与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统一起来的现象;当然还不止一种整合方案,前文提到的介子推、伍子胥等都属于此列。这也从侧面说明,端午节确实存在“整合”的痕迹。

三是随着文化的发展,端午节在不断完备的辟邪驱疫手段中,也产生了中国传统节日共有的团圆、娱乐化习俗,并一直沿袭至今。

明代沈榜《宛署杂记》:“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古时女子出嫁后难得名正言顺地回娘家,利用端午辟邪驱疫的机会回去正合其时。

绣娘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举办的端午节香包“选美”大赛上交流。(解统强 摄)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认知的加强,辟邪驱疫的功能逐渐固化为仪式,因此产生的娱乐心理逐渐形成。《荆楚岁时记》提到的多种习俗,尤其是对女性完成仪式的装扮要求等,都逐渐产生了娱乐审美的功能。如佩豆娘:“江淮南北,五日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加以幡幢宝盖,绣球繁缨,钟铃百状,或贯以串,名曰豆娘,不可胜纪。”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辟邪,更像是参加盛会的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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