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 || 吕常明系列散文：我与烟
我与烟
吕常明
我不抽烟，我被烟抽了半辈子。
小时候对烟爱得狠，看人吸烟就羡慕得抓耳挠腮，弄来一半支，便迫不及待地两指夹了装模作样起来。这享受往往是以皮肉作赌的，被父母发现了必是要被追得筋疲力尽一顿暴揍。烟害身体事小，玩火烧了麦秸垛或房子可不得了。但棍棒并不能阻止我对烟的喜欢，反如弹簧般越压越反弹得厉害。对父亲的烟不敢下手，我们就乘村里红白事时，钻过大人胳膊从桌上摸几支到一边吞云吐雾，比谁能让烟从鼻孔冒出，谁吐的圈儿圆，谁憋的时间长。红白事不常有，便找替代烟，最常用的是蓖麻根或蓖麻叶。干蓖麻根易燃烟小无味儿，但难吸得动。蓖麻叶微毒，牲畜吃多了眩晕，走路摇摇晃晃，人吸多了嘴肿，两腮鼓如屁股。我们吸得少，没感觉。干柿叶揉碎卷成喇叭筒也能抽，还不担心中毒，只是烟大易灭。几个人躺在平房上卷支喇叭筒，你一口我一口，虽呛得鼻涕眼泪，但甜蜜得云里雾里。一听到脚步响立即把烟掐了，屏住呼吸抿嘴偷笑。这行为根本谈不上瘾或享受，只是盼望长大的心理作祟吧。
那时农村称工厂的卷烟为洋烟，称自家种的烟为土烟或旱烟。爱烟者每年在村边种一小块，秋天叶子金黄了，摘下晒干磨碎，香油拌了，装在油光的黑烟袋里，聊天时一边说话烟锅一边在里面搅动，拿出来烟锅里就按满了烟丝。也有用废纸卷成喇叭筒吸的，但少了烟锅那般享受。这种烟味足劲大，一般人服不住，吸惯了的人也不喜欢洋烟的绵软。有一年我和表哥种地，休息时他抽烟，我也拿他烟锅连闷三锅，然后眼皮沉重，浑身乏力，躺在树下不想起来，醉了。哥叫我干活，我只嗯嗯动弹不得。村民们称这种烟为旱烟，大概相对于富家的水烟所言。小时看电影中富家掌柜长袍马褂坐在太师椅上握着水烟袋呼噜噜噜地吸，很有谱，只是不知烟丝有何特别，我想有钱人家可能不屑于抽土烟叶的。后来见村里有一个人用水烟袋，里面有水，吸时会呼噜噜响，抽的竟是土烟叶。由此知道，洋烟、土烟指身世，水烟、旱烟指吸烟工具，土烟与旱烟都是指本地烟。
抽烟最酷的姿势，是举着从上辈继承来的磨得油亮的旱烟锅，三四尺长，吸时伸长胳膊，仰着脸闭着眼，慢慢地咝着吸到气满，再嘬了嘴徐徐吐出到气尽，白烟和鼻涕丝在白胡子上缭绕不去，真个赛似活神仙。上小学时，我家有一根短小的铁杆铜头烟锅，被一个高年级同学用一个薄薄的生字本连哄带吓夺走了。放在今天，也许还是件文物。核桃枝或荆条根削净，用烧红的铁丝从中间通透，修理打磨也成烟锅，实际是烟杆。前端没锅，吸旱烟不行，吸洋烟可以，洋烟屁塞进烟锅可抽得干干净净。手巧者在前端挖个锅锅吸烟丝，但吸不了几次就烧糊了。那时洋烟稀少，这种烟锅玩具意义更大。现在，“洋烟”后端有过滤嘴，不用烟锅都能抽尽而不浪费，偏有的喜欢弄根奇巧的烟杆来，烟塞在前端，拇指食指捏烟杆，另三指展成扇形，吸时眯眼歪头，很有意思。
点烟的火与烟类似，也有洋土之分。村民长久以来用火石点火，我十来岁时还看到一位本家爷爷拿着火石，上按“纸媒”（引火用，薄如麻纸），噌噌噌一下下磕击。我经常从山上捡回白白的火石摆一窗台，可从来没用过。过去称火柴为“洋火”，大概是从外国传来的缘故，2分钱一盒。也有打火机，里面塞着棉花，倒上汽油，扳动齿轮点火。洋烟洋火，是西方文明击败中国传统文明的又一实例，当然消亡的不一定就不好，打火机和火柴在有风或气压低的地方就不如具有原始意味的火石优越。现在户外用品中有一种点火棒刮擦点火，不怕风雨，一个能用上万次，非常经济实惠。
上高中后有了零花钱的支配权，可突然对烟失去了兴趣，呛得满眼流泪的感觉与小时的享受迥然不同。于是不仅给烟不抽，还对同学装腔作势地抽烟非常反感，甚至将他们与被严打的“二流子”划等号。同时也发现，烟就像衣服里的虱子，你越不喜欢，它越出现。弟弟不知何时也学会了抽烟，我劝他别抽，花钱害身体。他充耳不闻。步入社会，烟更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我无时不在被动吸烟。每每在议论抽烟的危害时，烟民们就拿伟人说事，说周恩来喝酒不抽烟活到73岁，毛泽东抽烟不喝是酒活到83岁，邓小平抽烟又喝酒活到93岁，张学良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活到了103岁。实际上周总理活了78岁，张学良活了101岁，调侃之言不攻自破。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因常常废寝忘食工作，身心俱疲而以香烟提神，久之成瘾，烟不离手，烟草供应紧张时逮着什么吸什么，与农民在一起也抽旱烟。但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始终未抽一支。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同我谈话期间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由于健康原因，毛泽东从1974年起彻底戒烟，人生最后两年与烟绝交。可见，他抽烟是有为有不为，而且默认抽烟的危害。
每个单位都有几杆烟枪几个烟鬼。二十多年前，舍友有几个牌鬼加烟鬼，屋里时常人声鼎沸，烟雾弥漫。我生性面软，当时又是一个小兵，便在睡觉时戴上口罩作无声的抗议。大学期间希望与不抽烟者住一起，但烟民十之七八，很难如意，只得认了，抽就抽吧，就当半夜有人磨牙说梦话把你吓醒一样，也是没办法的事。后来年长了辈份高了，年轻同志倒也会注意下我的感受。
烟在生活中如此普遍又无法躲避，所以与喝酒的经历相似，突然某一天我口袋中也揣上了烟，自己不抽，给别人抽。敬人一支烟，说话一步先，必要时递烟陪笑一气呵成，立马亲近了许多。敌特电影中，我地下党人员常假装给对方递烟拉家常，很快将敌麻痹打入其内部。我身上的烟就如糖衣炮弹，表面递烟，实有所图。一般来说，你一递烟，人就知道你有话要说。大恩好拒，小惠难推，最重要的是这种简单便捷的示好中包含着尊重。俗话说不打笑脸，便是如此。接了烟就不好再扳脸，一切就有了余地。但烟不像酒可只在餐桌出现，有事没事都需要随身携带，麻烦，我便专门弄了个包背着遮人耳目。当然，也有人给我递烟。我一概笑着说：“谢谢，我不会抽。”推不过，便接了，不点，只闻闻，香香的味道还是很怡人的。拒绝别人的善意和礼貌，心里便欠欠的。我递烟给他人，他们的感觉可能也类似。都感觉不好又都在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种矛盾中勉强为之，害人害己。以前有位同事炮筒子脾气，见抽烟就骂，被送外号怪侠。如此个性者委实不多。我们许多时候都是为了生存而委屈着个性，被裹挟着无奈地混沌向前。
我曾怀疑瘾烟之说，那东西当不了吃抵不了穿，何瘾之有？有人劝我说，路遥抽烟写出了《平凡的世界》，陈忠实抽烟写出了《白鹿原》，贾平凹抽烟写出了《废都》，你也抽吧。我说我不抽烟，所以不用费神写就读到了三部名著，而且还是泡了一杯茶，坐在台灯下翻开来慢慢读，岂不比坐在窑洞浸在烟雾里写书自在？单位原来有位烟鬼前辈，每次打牌只装几支烟，给大家发烟时，每人一支，正好完，烟盒一扔。待大家烟瘾又犯了，急得如吃了辣椒的猴子般抓耳挠腮时，他可怜地说：“我看看烟盒里还能不能找出来。”拾起烟盒撕开，果然就找出了一支，自言自语地说：“哎，还真找到一支。”仔细将烟捋直了点上。下次打牌就先搜烟，搜出来放桌上，他就将烟藏在电棒上，乘大家上厕所的机会拿下来伺机而抽。还有的烟瘾来了，又讨不到烟，就捡了烟屁股吹一吹擦一擦，点上，抽一口便醉了。后来，我每每在写作时思路断片后，总想吃点啥，于是便喝茶。从此，写作时便在手边放上一杯茶，然后一趟趟上厕所。始知写作时抽烟也是有原因的，至少免了不断上厕所，由是也理解了烟民对烟的喜爱。但爱烟直爱烟，不爱直不爱，不管什么烟，不管抽烟如何爽快，都勾不起我一丝欲望。
现在烟盒上都印着“吸烟有害健康”，还印着“焦油含量中”。这话让人想到烟进入肺后，像炉烟一样在烟道凝了沥青般的焦油，粘粘的，刮不净洗不掉，想想就害怕。烟厂明知这是直接被入口消费的有害商品还要生产，并分成三六九等，假惺惺地标出有害健康字样，似在提醒，似在关心，其实就如将耗子药卖给人吃，一边开心地数钱，还一边说那是有毒的可不是我让你吃的。国家出台禁烟令是好事，如果有虎门销烟的勇气，直接关停烟厂那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公共场所烟少了，又不住集体宿舍了，被烟抽了半辈子的历史行将结束。窃喜之际，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对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似乎也容忍了它的存在，虽无少年时那般狂热，倒也不像前几年那般如避瘟神，走起了中庸之道。贾平凹先生的小说《老生》后记中这样写到：“我吃过四十年的烟啊，加起来可能是烧了个麦草垛。……现在我是老了，人老多回忆往事，而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树是闪过去了，但树还在，它需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呀。”他说这本小说是他在烟中熏出来的，话语中透着一位日渐老去者的内心沧桑。想象一个人坐在桌前，什么也不干，就默默地一支支抽烟，那种平静与沉默的力量是多么悲壮而又惊人。烟是有生命的，燃烧着自己，燃烧着他人，自己完了，人还在。而人在烟的明灭中思索，与记忆交谈，与心灵对话，与岁月沟通，任往事在烟雾中缭绕，直到自己变成一张黑白相片，直到一柱香飘着轻烟一截截燃了掉下去。烟如人生，人生如烟。想想前半生与烟的爱恨情仇，叹了口气，对烟不再那么深恶痛绝，对它的坏处似乎也作了饶恕。于是，有时回老家也给弟弟带条烟，无法制止，那就让他抽好点的，总比劣质烟对身体损害小些吧。父亲生前也抽烟，上坟时我总要点支烟放在坟头，让思念随烟飞舞，让往事千丝万缕地扯出来重现于眼前。
我与烟，如一对分手的暧昧男女，隔窗相望。
（2015年9月17日）
作者简介：吕常明，男，笔名冀根，籍贯河北，居西安。好书画和旅游，业余文学爱好者，小说、散文、诗歌皆涉足，在诸多报刊和网站有诗文散发。出版有散文集《生灵》，小说集《路归路桥归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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