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何丹萌：跑城管
穿制服的城管或市容人员来了，小商贩们就开始跑，于是就有了一个词：跑城管。这让我想起汪曾祺的一篇文章——《跑警报》。该文说的是他们早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时，躲日本飞机轰炸的一些事。汪老在文章里解释过“跑”字的妙，我也想到了“跑城管”的“跑”为什么不是躲，不是闪，不是藏呢？显然，一个跑字，最能生动地体现当时的动静，也能反映驱赶者与被驱赶者之间的强弱关系、明暗关系，等等。跑城管的“跑”，真是形象生动。我还想起小时候奶奶讲的“跑土匪”，跑李长友，跑白莲教，那是不同的土匪势力。那时，幼小的我也在琢磨，是土匪在跑，还是躲的人在跑，疑惑是双方都处于跑动状态？中国的词语很有意思，有时侯看似语法上不合理，却能最生动地表达出物像和事态的真实感来。比如西安人把馍夹肉叫做“肉夹馍”，就突出了肉的成分。跑城管，突出的当然是跑了，一个跑字，很能反映小贩们在城管到来时的动作状态和心理状态。
在A小区和B小区之间，有一条马路，因小区不小，人口稠密，所以小商贩们便看准商机，无孔不入，经常在这条马路边摆摊。卖水果的，卖小吃的，买蔬菜或内衣内裤的，渐渐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但这里是不允许摆摊的。城管经常会开着警车鸣响喇叭，开来一队穿制服的小伙子，驱赶这些摆摊设点的商贩们。小商贩们见人家来了，就迅速收拾东西跑掉。奇怪的是，这现象在这里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城管一来，小贩们就跑；城管一走，小贩们又卷土重来。甚至一天之内，可以发生四五次这样猫逮老鼠的游戏。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就不能根治呢？
对于城管和小贩，我的认识有一个交替变化的过程。起初，我同情着小贩们。他们要谋生，又没有大的本钱去做像样的生意，只有从批发市场或别的渠道进点货来，既不交房租，也不想承担管理费、税收等等的负担，可怜兮兮地站在马路沿上，经风吹日晒，历冷雨冻雪，赚取一点微薄的差价。我想我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悲悯情怀，就像白居易同情卖炭翁，就像杜甫的“堂前扑枣任西邻”一样，是对弱者的同情与怜悯。有天晚上，我和Y看罢话剧归来，天色很晚了，寒风刺骨，我们从车里一出来就缩了头，瑟瑟发抖着快步回家。但这时，仍有小贩站在灰黄的路灯下，守候着最后的买主。甚或已到夜里三四点，窗外还有小贩的叫卖声。我对Y说，经常看看这些小摊贩，就应该庆幸和珍惜我们所处的幸福境遇。今年是35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零下20几度的寒冷逼迫着我们不敢出门，可是还有许多小贩们十几个小时在风雪里坚守着，他们不知道被窝里的暖和么？一个鞋匠，或一个打烧饼的妇人，常见他们几十年在一个固定的街头摊点上做营生，是怎么过来的呢？其间没有一定的定力，没有坚强的意志支撑，一定是熬不过来的啊！但是，我也经见过一些小贩的卑琐。比如以次充好，比如短斤少两，比如在买卖过后将干净的街道弄成一片狼藉。我为小贩们带来的方便而欣慰过，也为遭遇小贩的欺骗和戏弄而懊恼过。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城管们是对的。尽管，前些年常能看到城管殴打小贩的报道，那种恃强凌弱和野蛮执法的行径，曾让我深恶痛绝。但仔细想想，城管们有时侯也确实出于无奈，面对那些百劝不听、死缠烂打、驱之不尽、形若蚊蝇般的小贩，城管的执法者们，是很难完成执法任务的。毕竟，一个城市，是需要规划和秩序的。
然而，近来我发现，小区门口的小贩与城管，似有着很微妙也很有趣的关系。早上八点多去买煎饼果子，摊煎饼的小伙子说，得抓紧，一会城管就来了。他们知道城管约九点钟会来，届时就主动撤退。但城管待一会就走了，待城管走后，他们又不知从哪儿呼啦啦又蜂拥而出。一天里，这样的拉锯式交替，要上演至少四五次。我见到过，在城管到来的时候，小贩们慌乱四窜，一会就无影无踪了。城管的执法车停在路边，街道萧条肃静。穿城管制服的小伙子们集体坐在面包车里，一人持一部手机，看微信的，玩游戏的，各行其事。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不会长久待在这里，一会儿就要离开。他们前脚刚走，小贩们后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如腐肉与苍蝇，一会儿就热热闹闹，熙熙攘攘，有了一派繁荣的市场气象。日子久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小贩们一定要来，城管们一定会走。对于小贩们一定要来，这很好理解，为生存嘛，哪里有商机，那里就会有生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吹风吹又生。”但对于城管们为什么待一会就走了，我却不甚理解。他们斩草，好像不愿意除根。若说此地绝对不许摆摊，你就死守于此，坚持数月，小贩们还敢来吗？若说此地还可以摆摊，那又为何要不厌其烦、每日不断地前来驱赶呢？假如在路边设个执法亭，不撤不离，常年警戒，小贩们又怎能耐得过这样的坚守呢？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更愿意天天和小贩们来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出摊者执着，驱赶者也执着。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在百思不解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我好像明白了，原来城管和小贩，确实像猫和老鼠的关系，也和草原上的角马、斑马，与狮子、豹子一样，是一种生态关系。没有了老鼠，猫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没有了食肉动物，草食动物就会疯长。这也让我想起了警察与小偷，曾听公安上的朋友讲，警察与小偷的关系也很是微妙，他们有时候要打压那些贼，有时候又要依靠那些小偷来帮助破案。矛和盾，是在相互对峙也相互依赖中共存的。如果小贩们都规规矩矩在指定的地点和摊位上合法经营，城管们似乎就要失却存在的意义，他们就要被裁员或下岗了。俗语说得好，一物降一物，斑鸠降鸔鸽。世间任何一物的存在，都是因了另一物像的泛滥应运而生的。现在，城管来了，小贩们不慌不忙地撤退，卖豆腐脑的还在给顾客盛的最后一碗上撒调料，城管车上的喇叭就喊：豆腐脑！还不走？豆腐脑笑着说：就走，就走。卖煎饼的正给顾客找钱，执法者无言地站在一旁，等候找完了钱，再接着驱赶。他们现在几乎是和睦相处了，既不争吵，也不对抗，相互理解着对方，心照不宣地各行其事。
如果仅仅记录城管和小贩的相处形态，那不是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通过对于他们间久而久之的观察，竟然让我的心态变得平和、坦然，甚至凭添了许多包容之心。比如，我不再为城管的骄横跋扈而义愤填膺，也不再为某些小贩那可怜兮兮的假象而徒生怜悯。我知道，他们都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是21世纪的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时的一道景观。其实，什么时候都有管理与被管理存在。小时候在商州城生活，记住了一句童谣：“热红薯，冷粽子，老李来了夺笼子。”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的市场管理，老李是市管会的黑脸大个子，与如今的城管扮演同一角色。不过，那时候是不许买卖，现今是规定着买卖的地点和秩序。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罢，总是生存和欲望打破了秩序，又必须让约束来承担管理。你听，楼下的叫卖声通过喇叭传来：“打奶了，打奶了，新鲜的牛奶......”
作者简介：何丹萌，陕西省洛南县古城镇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现为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中国作协会员，陕西剧协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出版有散文集《有了苦不要说》《将就屋笔记》《冬月流水》等；传记文学《贾平凹透视》《见证贾平凹》。戏剧作品有：话剧《火烧寨》（合作）；山歌剧《鸡窝洼人家》、花鼓山歌剧《天狗》；五集实景花鼓山歌电视剧《天狗》。其中山歌剧《鸡窝洼人家》1985年即获文化部农村戏剧创作奖；戏剧论文《戏曲的困境与突围》获陕西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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