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菊与刀》何以成为经典著作？

一位学者，隔着一个大洋，对一个她从未涉足的国家和民族做深入研究，并写出一本令这个民族乃至全世界肃然起敬的书。这位女学者就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影响力至今未衰的《菊与刀》。此书在日本重印不下一百次，印数逾230万册，平均每四十多个日本人就有一册。近年还被美国《领袖周刊》列为领袖必读的100本名著之一。这本书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已超越日本学、文化人类学的范畴，而对于我则是从做研究的角度来阅读思考。

此书始于二战后期，当时美国对日本面临两大问题需要研究，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二是假若日本投降，如何占领？要不要保存天皇？为此，美国政府委托本尼迪克特做此研究。于是，她根据文化模式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她的研究为美国决策提供很好的依据，事实发展也她所预料的一样。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从这里我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要带着问题做研究，二是文化人类学是有用的。日本之所以为日本民族，始于此书！

一般来说，英美社科研究注重实证定量，中日学术传统注重人文思辨，然而鲁思这本书不仅资料丰富，而且长于理论分析，她还能抓住日本文化的基础——等级制来展开论述，不得不佩服她的学识、敏锐和想象力。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对另一个民族做如此深刻的剖析，我对日本没有研究，但她的研究是令日本学者自愧不如的。当然，也有不认同她的观点的，对于此书的不足也有学者提出批评。比如说她对日本历史梳理不够，军国主义不能代表整个日本等。总的来说，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角度评价很高，从哲学、历史学角度质疑较多。由于研究时间较短（两年），加上未能实地考察，《菊与刀》的局限性是毋庸置疑的，但鲁思的才气和灵气还是令日本学者汗颜。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鲁思还与另一位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利特·米德（1901-1978）关系密切。

诚然，人类学者采用这种质化研究方法也不被一些学者认可，甚至有人不认为《菊与刀》是一部学术著作。我认为研究方法没有优劣之分，作为分析工具只有适用与否。没有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包打天下，要看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研究无非是要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根据核心问题来进行合理的设计，就能取得较为科学的结论。研究成果一般是阶段性的，当然也会产生超越现阶段的思想和理论。当前努力学习西方尤其是英美学术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不少沉迷于所谓科学的实证研究和定量方法，重于术而轻于道，过分追求精确和精细，往往有学术没研究，缺乏对意义的理解、方法论的把握。你可以质疑鲁思某些观点解释或局部分析是否准确，但你不能不承认她对整体把握的那种领悟力和判断力。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研究者，我觉得学识高于学术，眼界重于材料。我在想，用这种方法研究一个民族或族群，能否研究一个社会系统呢？比如说媒介融合中的传统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