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的警示
文/王兆贵
齐桓公问管仲，君王应该敬重什么？管仲回答说是“天”。桓公仰起头来，看了看天。管仲说，做人君的应该敬重的“天”，并非莽莽苍苍的天空，而是老百姓。百姓亲附他，国家则安宁；百姓辅助他，国家则强盛；百姓非议他，国家就危险；百姓背弃他，国家就灭亡。
刘向在《说苑》中引用的这段君臣对话，听起来有点急转弯。然而，将百姓视为“天”，以此抒发天道，却不是管仲的个人发明。在我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中，天道无处不在。如，《尚书》中出现“天”或“天道”的频率很高，核心思想在于把敬畏天道注入到治国安民的理念中。
当然，古人所谓的“天道”，同今人提及的“天道”，在指向上不完全相同。比方说，许多人喜欢“天道酬勤”这样的警句，并请书法家写成横幅挂在书斋或客厅，其意无非是说，成功之道，尽在勤奋，以此诫勉自己发奋努力。至于说“人在做，天在看”或者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则是警示人们做人做事不能存侥幸、昧良心、伤天害理。
天道这个概念，在古人的阐述中往往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而且也不止一种解释，或者说，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警示。在占卜术中，天道可以通过天象来预测吉凶；在因果报应学说中，天道轮回是不可抗拒的神谕；在老庄的朴素哲学中，天道近似于自然法则；在推翻暴政的义军队伍中，“替天行道”的号令伸张的是“师出有名”的正义；在朝臣们的奏议中，天道则是透过灾异向君王拉响警报。
据《史记·殷本纪第三》记载，帝太戊主政时，桑榖共生于朝堂，一个晚上就长成合抱粗细。太戊吓坏了，请教伊陟。伊陟回答，我听说邪不压正，莫非你的作为有所不周？以后注意修行德政吧。太戊接受伊陟的劝告，那两棵怪树不久就枯死了。
这件事，在《尚书大传》《说苑》中均有记叙，涉及的年代、人物与细节略有出入。野树萌生于朝堂并不奇怪，一夜之间长成大树就匪夷所思了。大约是出于置疑，《尚书大传》和《说苑》将桑榖疯长的时间由一夜改作七天。但无论怎么说，也是自然现象，怎么可能是宫廷沦为废墟的征兆呢？
面对祥瑞和灾异，睿智的朝臣，作出的则是合乎自然、晓谕人事的解释。齐景公外出狩猎，在上山遇到了老虎，在水边又碰到了大蛇，败兴而归问晏子，这是不是凶兆？晏子回答说，山野与水泽本来就是虎蛇之家，你在虎蛇出没的地方碰到它们，理所当然，有什么凶兆可言呢？国家真正的不祥有三：有贤人而不知是其一；知贤而不用是其二；用而不信任是其三。
关于对祥瑞和灾异的卜测与解读，在每个历史朝代的记载中，几乎都有独立的篇章。有意思的是，这种解释权一直掌握在臣子手中，这就为他们向君主发出预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因为那些君主们都自称是天子。既然受命于天，就要遵循天理，恪守天条，顺从天意，践行天道。例如，当出现日蚀时会被说成是奸佞蒙蔽圣聪；出现月蚀时会被说成是外戚专权。再如，当发生水灾时，会被说成是后宫干政；发生旱灾时，会被说成是泽被天下不足。如此等等，无非是借机警示皇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制约，发挥着告诫和监督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这有点像西方历史上提出的“君权神授”，但不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王者受命于天”，两者根本的区别在于“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君权神授”将宗教神权与政治威权捆绑在一起，强调的是王权不可挑战的合法性，不需要向人民负责，也不存在用天意制衡王权这一说。天道中的“天”尽管也很神圣，但多数情况下讲天人合一，用物理演绎天理，用天象解释世相，用天道映射人道，用天意附和民意，体现的是民本思想。说到底，就是“天道不可违，民心不可欺”。
事实上，自然界中出现的怪象，并没有那么神秘。也许暂时无解，却无所谓吉凶。荀子提出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更为透彻：天体运行自有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把天象变异附会为人事，反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环境的变异，生存环境的恶化，都与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相关。就连那些名为造福、实乃罹祸的现代科技，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一再发出呼吁，要求制订并践行相关条约，限制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
迄今为止的所有科学，都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掌握和利用；只有顺应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人类才能生存发展得自由；违背自然规律逆天而行，最终注定要碰壁；即便短期内可能得逞的行为，规律的周期一到仍会受到惩罚。科学技术无论怎么发达，都无法同客观规律相抗衡。就连有些疑难杂症、变异病毒我们都防不胜防，当地震、海啸、飓风、火山等自然之力发威时，我们能挡得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