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婴”的困难：走向世界的问题 | 李子·早茶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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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帝制终结之前，是一个特殊的文明。这种特殊性是相对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而言。简单的说，我们有朝代，有当朝天子，有华夷之辩，但就是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乃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英方敦促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平处理“两国”间的分歧时，邓廷桢竟对“两国”一词十分不解，还误以为是英国和美国。
这次的主题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为我们很好的展示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大清这种“特殊性”政权，在和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时，一系列充满魔幻色彩的悲情。乃至在今天的人看来，悲怆中带有丝丝愤恨，难免会孩视大清，甚至有这是一个“巨婴”之感。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巨婴”的困难，中华旧文明走向世界的问题。
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回到旧文明的思维模式上来。大清灭亡及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东亚这片土地上的老大哥，自居天下之中，自认文明的引领者。虽然有元代南宋、清代大明的经历，少数民族获得政权，但在我们的文明体制内，基本上都回到了儒家文明的道路。换句话，一朝胜过一朝，只是天命有所轮转，新天子代替旧天子而已。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文天祥。德祐二年，（宋恭帝已经投降之后）文天祥带亲信入元营谈判，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希望其退兵。这时宋朝廷已降，而文天祥慷慨陈词，“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具鼎镬，非所惧也”。“南朝”一词，实际上在当时人的语境里，已默认“北朝”地位。这并不是国与国之争，而是朝与朝之争。作为南宋大臣，食君之禄，自当为朝效力，但如果形势已然北胜南败，唯有一死而已。所以后来文天祥为元所拘，有一首写给文壁的诗《寄惠州弟》，诗中说：“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别离。雁行长已矣，马足远何知？葬骨知无地，论心更有谁？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并在写给文壁过继给自己的儿子的信中说：“汝生父（文壁）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文天祥已经打算为宋而殉以全己志，但家里兄弟还是可以“各行其志”的——当时人并没有为国死战，而丧一族的准备。其主要原因，我以为就是当时人看待这场战争的性质，与今天的视角不同。
清代官宦士族的视角，和南宋士大夫的视角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当朝天子，乃大清皇族而已。
如果有了这种思维模式，就非常容易理解邓廷桢的困惑。我们天朝当下是弱了，远夷强横，抑制不住，反为其害——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见过。唐明皇也曾仓皇出逃。但你们说的“国与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皇帝作为天子，通过德治赢得蛮夷来朝是中国传统政治对待周边民族的最高理想表达。《周书》中的“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说的就是这种理想。基于这种理想，所建立的就是朝贡关系。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1655年到1795年，欧洲有十七个使团来到中国。但中国方面总是固执的将这些使团看作朝贡使团。这十七个使团中，俄罗斯六次，葡萄牙四次，荷兰三次，教皇三次，英国一次——除了最后的马嘎尔尼使团之外，所有使团都按照中国的礼仪行驶了叩头大礼。
当然，这叩头大礼，并不是西方国家就真正的认可中国的“朝贡关系”。而只是军事力量不足，而又急于获得贸易的利益。
但中国上自皇帝下自百官，确实一直都在这个固有的“我朝天子享有天下”的梦幻里。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兴起，坚船利炮来到家门口。
但大清能够很快的应变吗？
以皇帝反抗最为激烈的常驻公使来看。1857年，英国的诉求，在英国外交部致英国海军部的一件公函中表达得很明白：“女王陛下的政府无法准确地知悉，钦差大臣在广州的行为究竟仅仅出于他自己对于当地政策的理解而自作主张通过的，还是遵照北京（即帝国政府）的意思来实施的”，基于这样的理由，英国期望有一名常驻公使驻扎北京——而这个要求，是当时西方两个对等国家建交的基本方式：需要双方政府直接而准确的表达各自的意见，不要受限于个别官员。（只是在这个要求上，英国认为没有必要发动一场战争来获取。）
英方的负责人额尔金是常驻公使的赞成者，甚至他个人意愿强于英国政府，也是这条协议的主推者。最主要的原因，他曾写“（我目睹了）英国同胞做了太多令我恶心的事情，的确比我此前一生所见过的还要多”，“我心中痛苦地思量着那些出自最自私目的之人，他们在践踏这个古老的文明”。因为后来在中国的生活经历，额尔金对中国社会和文明报以同情，并在英国经济利益之外看到，“常驻公使”以及两边政府的直接交流，会对中国古老体制带来帮助。所以他坚持谈判并“迫使”中国的皇帝和大臣接受。
但“国与国”的交往，在中国礼制体制下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接受一个不行叩头大礼的使团常驻北京，而且还要平等交往——那么整个帝制的政治体制就会崩塌。
湖广道御史尹耕云在对皇帝的进谏时激烈反对在北京设立外交公馆。他质问：“臣不知进京之后，我皇上以何礼见之？使竟不出京，又当以何法逐之？”大清谈判代表（并无全权之权力）桂良则是苦口婆心的奉劝额尔金：阁下为人速来公正率直，贵大臣在争取公使驻京权利时，势必怀着良好的意愿与友好的情感，定无伤害中国的意思；但是外国公使常驻京师这条给中国带来的伤害确实无以言表……我们担心这一做法会使臣民对朝廷失去敬畏之心，而这不是一件小事。
这对于大清的体制而言，的确不是一件小事。
这对于大清皇帝而言，不仅仅要改祖宗之法，而且要颠覆整个儒家朝贡体系和礼制，重新修改他天子的定位——这就是要动大清的政治根基。而这个政权，并不是源于民选——主要是来自于他皇帝的威权，以及通过儒家体系与汉族的合作。
对于大清士大夫而言，这不仅是“我朝”的理藩院问题，也不是通过和亲来缓解强夷的压力，而是要从根本上开始思考，这是小小的改动，还是要亡了天下。——哦不！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现代人才会提出的，当时的人如果敢这么想，就是于君不忠，大逆不道。
如果进入了这个语境，我们就能够理解大清的根本困难。也就能够理解皇帝和大臣们一系列的想法。也就能够理解后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局之法。
只是，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大清不是巨婴，而是一个腐朽的老人。它要换了身子和思想，活出一个新人来才可以。
可这就是忒修斯之船。驾驭这所船的人能自革权力吗？这所船，在什么时候开始会被人质疑还是否是当初那所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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