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与人类知识的世俗化：1642-1730年间的科学革命
不追热点，
这个世界此刻与你无关。
——爱读书Bookworm
编者按：在编者的阅读范围中，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获得过比牛顿更高的赞誉。在《牛津通识读本：牛顿》中，作者写道：“孔杜伊特在努力完成自己的牛顿'全传’的过程中，差点儿提出了这样一个危险的宣称：'牛顿的品质使得他超越了人类。’在哈雷看来，牛顿虽然不是神，但有理由认为没有人曾经像牛顿那样接近过神。”
牛顿的晚年，勤奋研究神学，甚至在一部手稿中他计算了“世界重启”（不是末日）的日期——2060年。但谁也不明白他的“重启”是指什么。
科学，在让人们从信仰者转变成为“知道者”的时候，也让他们丧失了成为上帝之选的重要感。科学至今，人类越来越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浩瀚更加浩瀚越来越浩瀚的宇宙中的孤儿。
如果说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艾萨克·牛顿
我对于牛顿的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我认为根本无法评论这个人。对我而言，他是完全的异类，一个可以为塑造人类智力的屈指可数的天才之一，一个完全无法让我们用理解同类人的标准去理解的人。
——Richard Westfall, 《永不停歇：艾萨克·牛顿自传》（Never at Rest: A Biography of Isaac Newton）
我们不能想象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真空中爆发。那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科学革命仅仅是忽然出现了一堆天才，不是说哥白尼、开普勒或伽利略在某一天早上醒来对世界公布了自己的发现，然后这个世界就忽然大不相同（欧洲中世纪与人类知识的世俗化：1542-1642年间的科学革命）。过去的历史学家却经常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像文艺复兴一样，科学革命被诠释为一个爆炸性的，狂飙突进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点上，John Herman Randall曾经如此评论道：
一个人从我们过去的科学历史中，这些历史大部分是前一代的书面材料，可以看到世界深陷一片黑暗的迷信之夜中，直到哥白尼勇敢地指出他同辈人的错误，像希腊人那样，看向天体，观察自然，并最终发现……太阳系的真相。第二天，伽利略攀上了比萨斜塔，扔下了他的重物，而当这些重物落地之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的末日到来了，而自由落体理论出现人间。（The Career of Philosophy, vol 1.1962）
17世纪的科学家——那些数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哲学家们——他们有数个世纪来的人类思考落在他们的肩膀上。即便是艾萨克·牛顿都意识到他所受到的过去世代的恩惠。尽管这些传统都是由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阿圭那和但丁的作品所形成的，科学革命却是为了突破这些传统的信仰。他们要塑造一个新身份。科学革命需要超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伽林、托勒密或阿圭那——而且他们有意为之。他们不仅仅批判中世纪世界观，他们要取代中世纪世界观。这种对于新身份的追求在新的世界观中被培育出来了，这种新的世界观是科学的、数学的、方法论的，也是机械的。
然而，这场革命最终的完成不仅仅是利用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科学，也利用了伊斯兰学者们的科学。他们利用他们手边可以找到的一切去重新定义宇宙、自然界以及最终的，这个人的世界。这场革命的先驱者是11世纪和12世纪的一些人，而这场革命中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被装入了新的内容。这些新的内容是充满生命力的。我们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中世纪“信仰时代”与“人的时代”的冲突）中见过它们。我们在12世纪的沙特尔学院中也见过它们，或是在1060年的拿不勒斯的萨勒诺医学院中也见过。1175年在西班牙的托莱多，92本阿拉伯作品以及托勒密的作品被翻译出来了。12世纪前，阿拉伯科学、数学在英国牛津和意大利的帕多瓦获得了传播。从12世纪早期开始，欧洲就形成了一种科学上的持续努力的传统。尽管在13世纪中期时暂时被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著作抢了风头，但是这种传统在15世纪、16世纪并没有中断，且一路延绵到了17世纪。
这就是科学革命的背景和给我们带来的意义。我们应当把科学革命的发现看作是已经广泛存在的观念结出的果实，而不是横空出世的东西。这场科学的革命并不是疾风暴雨式地到来。它是经年累月的产物。尽管中世纪教会确实获得了绝对的权力、权威以及广泛的驯顺，但科学和科学思想却已经在那个我们称之为科学革命的分水岭之前就已经蓬勃发展。
到17世纪为止，科学和科学思想、实验的方法已经为更多的男人所接受，到18世纪中期开始，甚至更多的女人也接受了它们。举例来说，在1649年，尽管不情愿，笛卡尔就曾经应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的要求加入了她在斯德哥尔摩组织的小圈子，并且成为她的哲学私人教师。
在牛津、剑桥、博洛尼亚、帕多瓦和巴黎，由于大学教育的存在，新科学获得迅速的传播。科学同样通过书籍传播。每次伽利略、笛卡尔或是牛顿发表他们的新发现，一波回应的热浪就会接踵而来。这种回应又会招来对回应的回应，于此反复，则形成了一种科学的文化。当然，与此一起增长的还有渴望科学知识的男男女女。
到17世纪末，关于科学的新协会和学园建立了起来。很多人同意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说法，那就是科学工作应当成为一家集体企业，而所有追随的科学的从业者应当协同工作。科学家之间应当信息共享，这样他们可以专注于不同领域，而不会在同一件事情上重复工作。尽管或许并不是第一个学院，英格兰的皇家学会或许是第一个致力于科学事业的组织。皇家学会是英国内战期间在牛津建立的，内战革命攻占了伦敦，更换了大学内的很多老师。一些革命者建立这个无形的学院，这个学院内信息共享，观念共享。最重要的是这个组织本身，而不是它所达到的结果：这个组织内只有一个科学家，Robert Boyle（1627-1691）。在1660年，包括Boyle、Sir Christopher Wren（1632-1723）在内的12名成员组成了一个官方组织，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院。在1662年，这个学院被查尔斯二世正式授予资格。
从本质上说，皇家学会的宗旨是绝对培根主义的。它的目标是集合全部关于自然（特别是那些有益于公共福祉的知识）的知识。这个目的越来越清晰的显露出来，那就是皇家学会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一个研究的中心。学会有自己的通讯，并且鼓励外国学者向学会提交他们的发现。在1665年，学会启动了第一份专业科学杂志，《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欧洲大陆迅速开始模仿英国的例子：在1666年，路易十四恩准成立法国皇家科学院；到1700年为止，在拿波里和柏林也建立起这样类似的组织。
新科学也在大众演示中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多数是公开解剖的课程。科学家和普通人受邀去观察解剖人类的死尸。罪犯的尸体被带去课堂大厅，然后外科手术中就会解剖这具尸体，并根据从尸体上取下的器官进行讲解和演示。
欧洲的大城市里到处是那种有着大把空余时间的有钱人，他们也对科学进行着研究。这些就是virtuosi——民间科学家。这些人不时对科学发现做出点原创贡献。他们同时也为如同皇家学会这样的组织提供着所需资金。
到1700年，科学成为了公共话题。其原因，我猜，是因为科学很有用。它奇妙、神秘、壮观。对17世纪的科学家——比如伽利略、牛顿或是这些民间科学家——来说，科学创造了一种培根式视野那就是万事皆有可能。科学本身给了欧洲对于人类进步的极大信心，这种信心最初来自于12世纪欧洲的觉醒。
哥白尼和伽利略通过他们的成就，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来自于前人的科学成果，也来自于科学方法的新进展。
17世纪最为伟大的科学成果很明显是伊萨克·牛顿（1642-1727）提出的宇宙的数学系统。牛顿超越了直接观察宇宙的伽利略，把宇宙变成了可测量且无法反驳的事实。感谢牛顿，西方思想传统中多出一种具体和科学的对于天体运动的解释。由于他的伟大，17世纪几乎可以被称为牛顿世纪。
（牛顿）
牛顿终其一生都没有被他的同时代的人认为是天才。他的科学家同行们尊敬他，但是都不喜欢他。原因很简单——牛顿是个不开心的人。他严厉、刻薄，而且对任何人都极不友好。如果有人碰巧和他亲近了点，他就立刻远离别人，回到自己的研究世界。他彻底的清教徒精神使得他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
伊萨克·牛顿是一个早产儿，出生于1642年的圣诞节，而这一年正好是伽利略去世的年份。他的家族是贵族家庭。他在剑桥受教育，同时他也是皇家学会的成员和会长。尽管皇家学会出版了他的大部分作品，他和皇家学会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张。尽管牛顿在皇家学会当了25到30年的会员，但是他只参加过屈指可数的几次会议。在宗教上，他只是部分地接受了英格兰教会。大部分时间，圣经对他来说更是一本比喻，而不是一种无可争议的事实。
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一个孤独的天才。他的工作都是心血来潮式的，而且极不情愿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如果想让他将自己的想法总结出来以便于交流，你得不断地去鼓励和引诱他。如果诸如胡克（Hooke）莱布尼茨（Leibniz）和弗兰姆斯戴德（FLamstead）等人质疑他在自己领域内的卓越地位，他会与他们进入极为激烈的争吵。
现代传记作家基本上都认为牛顿是我们“冷静、沉默、爱思考的家伙”——有过不快乐的童年。他的父亲在他出世前一个月，也就是1642年10月，就去世了。他生命的前三年他被留给一个嗜酒的保姆，与他的祖母住在一起。在这期间，他的母亲再婚了，这件事足以让牛顿与他的母亲疏远。从孩提时代开始，牛顿就没有显示出有任何爱或是依恋的感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总是孤独、冷漠和无情。
牛顿在1660年到1690年间完全沉浸在剑桥的学术生活。作为数学系的卢卡斯教授的主席，他每周都要上课，他的课堂上大部分情况下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上课。他有很多学术兴趣，但是他感兴趣的是炼金术、神学、光学和数学。这些学科他一视同仁地喜欢，所以他花在炼金术上的时间和他花在神学和数学上的时间一样多。
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学者一样，牛顿有自己的教学助理。这种教学助理由一个年轻学生担任，他给牛顿提供三餐、课程笔记等等。牛顿是个心不在焉的人。关于牛顿的故事妇孺皆知。。牛顿是个深刻的思想家，在发表著作上十分慎重，不愿意在发表这件事上冒进。一个晚餐的电话，牛顿要考虑一个小时才能回复。而且，如果在吃饭的路上，他忽然被某本桌上的书籍引发了想象，那么这顿饭就还要再等。对外部世界来说，他吃得很差，休息得很不规律；而外部世界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事物，让他非常需要逃离。（如果读者对“牛顿这个人”感兴趣，可以参考Westfall的牛顿自传，以及Frank Manuel的杰出的精神分析传记，《艾萨克·牛顿画像》（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1968)）.
在1687年，牛顿完成了他最伟大的作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后一本用拉丁语发表的伟大作品。这本作品更为普遍的名字是《数学原理》，它使得牛顿成为毫无疑问的欧洲思想史上的伟大思想家。《数学原理》是一本高质量的作品，但是并不意味着它难以理解。他想要解释为什么行星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他想知道为什么苹果会落在地上。他的答案，当然是重力。牛顿不止阐释了重力法则，他同样也说明了重力法则的计算方法。
即便是对于那些不能理解牛顿物理学或数学的人来说，牛顿也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因为他为自然具有秩序和意义这件事提供了无法反驳的证据——数学证据。这种自然秩序和意义并不建立在信仰上，而是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与牛顿一起，我们发现了两种重要概念的联合——自然和理性。他的科学发现和精神主导了18世纪的思想——一个即将展开的启蒙时代。
在1727年牛顿去世后，英国诗人亚历山大·博普（1688-1744）为牛顿在西敏寺的墓碑做了墓志铭。他的墓志铭简短而精确，并彰显了这位孤独天才的重要性。博普写道：
自然和自然法则（Nature and Nature’s laws）
在深夜中隐藏；(lay hid in night)
上帝说，要有牛顿！(God said, Let Newton be!)
于是有了光。(and all was light)
一个专心于荷马翻译的诗人怎么会来写牛顿的墓志铭？难道教皇也是一个数学家？很难说。事实是教皇知道牛顿发现的东西将在18世纪为新科学人所广泛接受。如果人使用他的理性，就可以理解自然法则，那么把这些自然法则应用到人自身和社会上就是下一步了。难道现代社会科学建立在18世纪和牛顿的发现的基础上仅仅只是个巧合么？
科学革命给西方世界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人类大脑在无止境地进步。由于牛顿的作品，西方智识传统包含了一种坚定的信仰，那就是人类进步，那就是人类历史是人类能力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历史。从这一点开始，作为信仰者的人同时也成了知道者。人的命运就是去了解世界乃至创造世界。
但是科学革命同样显示出人类不过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小部分。人类发现自己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他现在仅仅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小部分。法国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在他的《沉思录》（Pensees）里或许给出了最为恰当的表达，表达出了那种科学革命造成的不确定性。
毕竟，到底人的本质是什么呢？一个与永恒相比的无足轻重，一个与虚无缥缈相比的绝对存在，一个无和有之间的中间点。对于了解终极，事物本质和起源来说，他毫无希望，这些都是深藏得绝无可能发现的秘密。在了解他自己起源的这件事上，他也无能为力，而被永恒所吞噬。他无力去了解事物的原则或目的，而仅仅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除此之外他能看到什么？事物诞生于虚无，而奔流向永恒。谁可以参与这雄伟的过程？只有这些奇迹的作者（暗指神）可以了解它们。没有人，只有神。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