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氏五项金标准后，再发问“中国有没有科学家在生命科学界开创了一个新领域？”
在刚刚结束的2019BioTianfu肿瘤免疫产学研融合创新高峰论坛暨第二十次干扰素与细胞因子学术年会上，Gen-sheng Feng教授、傅新元教授和樊毅超博士做了精彩演讲，药智新闻记者对三位专家进行了采访。
Gen-sheng Feng教授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病理学系，这次参会是受干扰素与细胞因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倪健先生的邀请，针对冯教授在演讲中提到肝癌的致病基因，记者对冯教授提出了问题。
Gen-sheng Feng教授
记者：目前肝癌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手段？
Gen-sheng Feng教授接受采访
记者：从基础研究转换到工业实际应用，其中的难点是什么？
Gen-sheng Feng教授：做研究的人希望把自己的成果转化，做医药行业的人也希望找到好的研究成果。但是具体怎么匹配，也是需要互相合适才能合作。精诚合作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打着互相利用的算盘是不能成的。大家要抱着把药做成功的想法，合作的着眼点不是因为赚钱，做研究的是为了发现机理研究出成果，做公司是为了做一个好的产品。
傅新元教授是国际知名分子生物医学和生物化学学者，还是首届CUSMBEA（中美分子生 物学生物化学交换计划）学者。傅教授与Gen-sheng Feng教授也是很好的朋友，采访结束时两位教授见面也是展现了很有学者之间有趣的互动。
傅新元教授
Gen-sheng Feng教授与傅新元教授
记者：医药企业和科学院等的学术研究两者要如何结合，创新药才能真正做到创新，并更好地发展？
傅新元教授：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发展很快，这是因为许多的留学人员归国后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也不能忽视传统企业的努力，比如东北制药、华北制药等。
中国大多数药企特别是传统药企都是自己公司研发做药，与大学的接触非常少。在过去二十年，有大批的留学归国人员离开罗氏、赛诺菲等公司后，自己创业是很普遍的。在美国教授创业是很常见的，比如我以前在耶鲁大学的一位同事，现在是耶鲁大学的药理系系主任，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科学家，拥有五六家公司，其中市面上很多常用的肺癌药就是他的公司研发的。
在中国教授创业还是有一定的Gap，许多教授只是做研究，当然也有像王小东、饶毅等自己开公司。过去为什么没有呢，创业风险大，中国人也比较谨慎。万事有了开头，有了新的成功的例子，才会有更多的人去做。总的来说我是比较看好未来的，目前药企到了一个新阶段，国家政策鼓励创新开发，科学家创业现在正慢慢形成潮流，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教授走到台前。
傅新元教授接受采访
记者：在提出“创新药傅氏五项金标准”一年后，有没有同行挑战成功？
傅新元教授：现在可能没有，未来十年后说不定就有。在这五项标准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就是要有新的机制，现在我在这五项金标准基础上延伸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科学家在生命科学界开创了一个新领域？”中国科学家从“zero to one”的大领域创新没有人挑战，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Original”。现在可能某个实验室正在做，只是我们不知道。
我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刺激一下科学家，让大家去思考去创新。现在国内有科学家在小领域的创新，但是没有从源头，开创一个新领域。比如张亭栋教授发现砒霜可以治疗白血病，这就是一个小创新。但是现在中国需要的是零到一的创新，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做这件事。
樊毅超博士拥有数十年生物医药领域科研及从业领域，主导多个创新药项目投资，包括已成功登陆港股的维亚生物。在此次年会上樊博士提到了快速变革下医药投资的机遇，强调21世纪是生物医药的黄金时代，目前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时机正好。就此药智新闻记者提出了以下问题。
盛山资产投资总监 樊毅超
记者：从投资角度来看，仿制药和创新药将如何发展？
樊毅超博士：从宏观领域来讲，中国新药在一个起步阶段，比如48个新药获批，只有10个是中国的。国家新推出的政策，比如“4+7”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整等，对仿制药药企是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仿制药企业这几年将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往前看，十年前有一份研报是对当年的中国药企进行梳理和排序。
当年恒瑞按体量是排在第三梯队，排在前面的是一些大的流通药企或者中国传统药企。但是当时恒瑞的研发占比已经是第一名了，回到现在看恒瑞已经是中国药企“一哥”。其实它近年的爆发，也是因为它过去这么多年在研发投入上花了很多心思，现在才有陆陆续续的一些新药面世。总的来讲，创新药在未来也是最大的趋势，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国家政策条件，都给了创新药企业很大的利好，而港股和科创板对创新药也同样如此。
对于仿制药来说，应该怎么发展与生存呢？海外是有一些仿制药巨头的。而中国药企不可能一时间都不做仿制药改去做创新药，而是希望不要做那么多高水平重复的仿制药。我认为对仿制药的要求有两点，一个是品种的选择。
虽然带量采购会对仿制药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带量采购和医保目录里的品种只是少数，还有很多其它的品种可以选择开发；第二个是提高门槛，比如说不能不注重质量，现在经过几轮调整后，中国药企大概有4000多家。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缩减，这个调整是为了降低浪费，真的创造价值。做仿制药是在某些品种上做出自己的特点，比如剂型改良、微创新等。这样药企在避免做创新药的高风险时，又能做出一些有特色的东西。
樊毅超博士接受采访
记者：药企对于医药项目立项还是投资机构判断医药项目的投资价值，未来几年具有最大市场的是哪些疾病领域?
樊毅超博士：从市场大小来看，肿瘤、免疫和代谢疾病这三个领域将会成为最大的市场。肿瘤毫无疑问一定是占最大的板块，特别是中国的抗癌药有着很多的机会，首先中国抗癌药与海外有一定的差距，把差距补上是一个机会。再一个在中国患者人群庞大，会提供宝贵的临床数据。
还有就是中国特色癌种，比如肝癌、肺癌等，这也是中国药企特有的机遇；在代谢疾病领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已经有药和治疗手段的疾病，但是这些药和治疗手段效果不好，比如糖尿病，现在专家认为它需要一个综合性代谢调理，而不仅仅是降糖。另外一个是无药可医的疾病，科学家对于各种机理和靶点的研究，是可以给药企一些启发的；过去中国患者不是特别在意自身免疫性疾病，而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患者不再只关注疾病是不是会致命，而是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
这也是过去为什么修美乐在全球卖了两百亿美元，而在中国只卖了几亿人民币。一个是因为价格比较高，还有就是中国人没有对这个病那么重视。现在修美乐进了医保，价格大幅度下降，患者也会更关注这个疾病。其实在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面还有很多项目可以做，比如红斑狼疮，婴幼儿湿疹等，他们都具有开发潜力。研发药物可以像修美乐从一个适应症拓展到很多个，占据更大的市场。现在因为医保目录调整也关注这些领域，所以这些领域应该会是最具市场的方向。
记者：现在生物医药板块很火热，但是市场占比并不高，这是为什么？
樊毅超博士：一个是因为价格高，一个是因为患者药物可及性。比如PD-1抗体，中国药企做得好做得多，那么原研药企想进入中国市场就会降价。那可能价格降得低，用药人群就会上升，所以未来几年生物药占比会有比较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