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欧洲古代军事酷刑“夹道之刑”

我们对“夹道欢迎”耳熟能详，夹道往往意味着礼遇和尊崇，然而在欧洲军队中，千年来却奉行着另一种恐怖的夹道——“夹道之刑”（running the gauntlet）。

“夹道之刑”在西方军队的历史非常悠久，古希腊罗马时代便已存在。希腊人称之为Xylokopia，罗马人称之为fustis，大体上是一种公开杖击或鞭笞。但与普通鞭刑、杖刑不同的是，它由受刑人的军中同袍左右列为两行亲自动手执行，不仅是一种肉体上的惩罚，更是精神上的凌辱，相当残酷。罗马军团有时甚至用它来执行臭名昭著的十一抽杀律（Decimatio，对叛乱、临阵脱逃、丢失军旗的部队以抽签的方式集体处决十分之一）。

普通的公开鞭刑，法国画家讓让·巴普蒂斯特·德布雷 (1768–1848)绘制

罗马军队中的十一抽杀律

近代欧洲军队继承了这一特殊的惩罚手段，甚至有所“推陈出新”。今天英语世界通行的称谓“running the gauntlet”有时会让中国读者一头雾水，因为字面的意思仿佛是“跑金属护手”。其实这个说法大约是在17世纪30年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与瑞典军队并肩战斗时传入的。来源为瑞典词gatlopp（路与奔跑的复合），英语最初转写为gantelope，后来因与军人们熟悉的术语gauntlet（欧洲盔甲中的护手部分）形似，以讹传讹之下，便成为了更通用的running the gauntlet。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金属护手（gauntlet），其实与军法中的“夹道之刑”并无直接关系。

近代欧洲军队中施行的“夹道之刑”，通常采用如下方式：受罚的士兵被剥去上衣，其战友手持棍棒或鞭子予以“欢迎”。行刑人持剑走在犯人前方，以防备他逃走。偶尔反而还会被捆绑，行刑官手上拖曳着绳子，如同拖曳牲口。按照最严苛的传统，犯人必须坚持走完行列，才算成功赎罪。此刻他便赢回了清白，可以重返行伍。如果他半途而废，就必须重头开始，循环往复，直到死去。在一些经过改良更加人道的规则里，如果犯人确实体力不支无法继续了，行刑官则会宣布终止，犯人能够捡回一条性命。

1564年版画上记录的“夹道之刑”

这种特殊的刑罚也不无规则。例如，通常要求两侧实施殴打的士兵采用棍棒等钝器，而禁止开刃的武器，以免留下致命伤。犯人在行进期间，可以用手护头——于是主要受击打的部位在背部；同时，行刑的同袍们被要求必须保持至少一只脚留在地面，这样就杜绝了恶意的、拼尽全力的殴打。总而言之，“夹道之刑”虽不乏肉体上的摧残，但主要的用意，还是精神层面的惩罚和侮辱，而非取人性命，与欧洲一度同样流行的枷刑有些许类似。当然，与普通枷刑相比，夹道之刑持续时间更短，也更私密（通常只发生在军营内部而非大庭广众），不过，犯人面对长长的两排行刑人所带来的恐惧、压力与风险就不是枷刑可比的了。

17世纪的欧洲枷刑

以今天的标准，这种刑罚十分残酷。但许多军官将其视为“治病救人”的手段，更加吊诡的是，由于此刑必须依靠众多士兵执行，它反而能体现某种基层的“民主”，甚至客观上纠正上级错误的惩罚。例如，1760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的英国水兵仅仅因为回舰队报到时间稍晚，就被军官罚以三次“夹道之刑”——倘若严格执法，这足以致命。他的战友们纷纷鸣不平，觉得过于苛刻，但军官又拒绝收回命令。于是出现了一场奇观——所有行刑的水兵们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弗朗西斯三次受刑，最后竟然几乎毫发无伤。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夹道之刑”在欧洲存在了很长时间。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革命政府在法国陆军中废除了“夹道之刑”，但海军却继续保留（那个年代的海军更容易哗变，并且兵员不易补充）。普鲁士、奥地利等德语国家也流行同样的刑罚（德语称Spießrutenlaufen）。普鲁士骑兵甚至有着自己的独特“发明创造”——用马镫绳替代了一般的木棒皮鞭。那个年代相对文明的英国皇家海军也长期执行这种冷酷刑罚，直到1806年拿破仑战争期间方才废除。而较为封闭落后的俄国则施行到了19世纪中后期，甚至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都还有所表现。

1845年执行夹道之刑的俄国军队

不过，历史终究是在进步的，19世纪之后，西方军队的管理日趋制度化、科学化、人性化，鞭笞、“夹道之刑”、“卡勒”（cale，受刑人被绑在桁端，头朝下反复浸入水中）等过时、丑恶的刑罚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军法中对逃兵、哗变、不遵守军令的处罚同样严格。一些国外军校中还保留着特殊的“夹道之刑”，但这只是为了训练学员的胆量，不在是一种体罚，更不致命了。如今，我们只能在艺术作品中重新见到这种刑罚——例如，美国文豪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以及大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1975年的电影《巴里·林登》。

《巴里·林登》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