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录丨金、元、明三代之诗体递变
前言
唐宋以后，迄金、元、明三代，诗学逐渐走入历史的衰退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三代之间并未曾形成鲜明的诗学特色，但终是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我们注意到，三代虽然同处于诗学低谷，但因社会风气使然，分支出了对不同诗体的审美递变，自是为清代诗的复盛起到了照鉴之功。
金诗之递变：借才异代而形成了丰富多变的诗体风貌
金源同时南宋，笔者在一文中已经谈过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因金人“借代异代”的政策而植发于金词坛，当然，这种文学的迁徙影响显然不仅拘于词学，诗学也是如此。甚至于说，因为诗关教化的天然地位，使得金源在融合汉族文化的时候，对诗学的糅融更为深细。
论金诗的递变，不得不谈到的一书一人便是《中州集》与元好问。《中州集》是一部由元好问编定的金朝诗歌总集，共辑录 251位作家人的2062首作品，且其中对作者都有分列小传，以梳理各家特征与近诗风气与嬗变，《四库全书总目》所谓“致主于藉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而自《中州集》观金诗，我们可以发现金诗至于诗体有两段非常重要的递变，一则是综合了汉诗的丰富变化，二则是提出了“诗有正脉”的理论基础。而从风格变化来看，金诗是呈现了非常复杂的面目，这是有别于两宋诗的。宋诗是以西昆体、元祐体、江西诗派为轨迹，每一次嬗变都是非常倾向于一种风会，金诗则不然。金代不但有宋入金的文人，还有辽入金的文人，且这些文人本身就具有非常高的艺术素养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在冲融兼继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复杂、包容的艺术风格。
如金诗有自海陵王完颜亮出之的激迫粗雄，其诗云：“万里书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三韵如叠三浪，云万里、百万，末韵更排空登高，从容板荡；有如宇文虚中的低回深曲之风，其诗云：“短草铺茸绿，残红照雪稀。暖轻还锦褥，寒峭怯罗衣”其小绝巧细，足张六朝遗风；也有蔡珪的遗野疏阔之风，其诗云“款段乘凉未五更，徐河十里雾中行。前村烟树望不见，欲到忽闻鸡犬声”，适闲张弛之间，颇得苏辛一面。此外，尚有金章宗、赵秉文或绮丽或工稳的各异风貌，此便不一一具表了。总而言之，金诗在本土、辽、宋三地诗人的冲融下，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盛唐诗风的诗体风貌，甚至还孕养了如元好问这种集一代大成的名家，为诗歌史真生色不少。
元诗体之递变：取法唐宋的元诗
元代诗的发展较之金诗便狭隘的多了，元诗以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家为代表，其中以虞集为最，虞集有论四家诗风称“先生尝谓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美女簪花，人或问曰：「公诗如何？」先生曰：「虞集乃汉廷老吏也。」盖先生未免自负，而公论皆以为然。虞集所指称的这四种风格，其实便颇能代表整个元诗的风貌了。
第一种是如杨载取唐补宋。取材汉、魏而音节宗唐，这是杨载提出的诗学理论，但实际上杨载为诗并不似汉、魏古拙，而是辞宗江西，章法唐中，其《水乐洞》诗云：“石林求路转聱牙，来访香岩大士家。雨过门前生薤叶，风行陇上落松花。悬崖滴水鸣金磬，激涧流泉走玉砂。欲适山林去城市，久知寂寞胜纷华”，如此诗一般，所攫取的意象如聱牙、香岩、薤叶、松花等都略显瘦峭；而其就景叙情，叙述尤强的章法则偏近中唐。
第二种则是如范梈追晋而近唐。范梈追慕先汉古诗，尤好为歌，但按虞集的说法是“唐临晋帖”，不得逼真，确切的来讲，元祐时期，大家的方向其实都是援引汉唐风气来矫正宋金季积下的滑粗之病。如其《黄州道中》诗云：“径转山仍掩，沙移圃自成。蒹葭连水白，杨柳荫门清。无复论馀事，真堪了此生。眼中陈仲子，九鼎一毫轻”前半却有魏晋余味，但后半议论略出刻意，盖情绪使然，不能追前人风骨，虽立意在汉，但下笔便在唐。至于虞集、揭傒斯等，一则为大宗，一则清丽近唐，仍不出唐宋之圭臬。
明代诗体之递变：曲折的诗坛复古
明代诗主流风气要以复古为导向，但个中递变，却多有不同，甚至于说，明代诗体的发展尚不如其理论之发展。
明初作者以高启、刘基为代表，这时候的明诗的风气虽然复古，但却不狭隘。纪晓岚称高启诗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禾农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又《独庵集序》云：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如高启这种复古，便不只是复一代之诗体，而是模拟于历代之诗体，并以此能达到“恰如其分”的境界。其有似汉魏处，如《短歌行》云“燕鸿载鸣，兰无故荣。子如不乐，白发其盈”；也有近开元天宝处，如《吊七姬冢》之：“孤坟掩夜香初冷，几帐留春被尚温。佳丽总伤身薄命，艰危未负主多恩。”多如此类，不胜枚举。
但随着台阁诸老与前后七子的继起，明诗的复古便截去了对宋以后的传习，并以严沧浪的《沧浪诗话》为指向，《四库空同集提要》所谓“李、何、王、李为四家人，莫不争效其体。梦阳欲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我们以后七子之代表李攀龙诗便能通观一二。李攀龙才力特大，但作诗却专好临摹古人。诗以声调称，然古乐府似临摹帖，并无可观。文章失之模拟生涩，而效之者甚众。
李攀龙《战城南》诗云：
“战城南，走城北，转斗不利号路侧。谓我枭骑，且行出攻。宁为野乌食，不逐驽马徘徊蒲苇中。水深黝黝，蒲苇骜骜。”
汉无名氏的《战城南》诗云：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李攀龙的这种做法与其说是临摹，倒不如说是抄袭。汉诗云“死郭北”、“且为客豪”、“蒲苇冥冥”，李诗云“走城北”，“谓我枭骑”、“蒲苇骜骜”，仅是做了一下名词填空罢了，毫无新意，甚至因其把持诗坛，这种作诗方式更为下流者争相效仿，一时间诗坛风气尤其恶列。但衰则有盛，至于明季诗坛，则大家竞起，如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等人循开风气，其中尤以钱谦益为集大成者，详见前文（），本文就不做赘述了。总而言之，明代诗体之递变全在复古之中，仅是复古的过程中发生了范围的变化而已。
结言
金、元、明三代诗学虽不如唐宋清三代，却各自完成了对前代诗体的传续与改进。虽然都有瑕疵处，但却能以“历史之镜”的形式，予以清代诗学之中兴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