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先生在绿色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7年12月26日在绿色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感谢邀请，第一次参加“双绿”（绿色发展，绿色金融）的会议，向各位领导、专家学习。我试着在几分钟之内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认识框架。做了这么多年研究，知道其实在改革开放（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取向上，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有要避免重走人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这个意识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却是结结实实走上了这条老路，而且我们比人家似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大气的污染（这是雾霾）后面，还有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在全球贸易中人家攻我们的短处，而我们自己确实有理亏的地方，比如我们的食品出口里动不动会让人家挑毛病。这些事情的制约已经就在眼前。借鉴国际经验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要积极借鉴的如北欧的经验等等，除此之外，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我们的概括就是中国这方面是一个“非常之局”。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积跟美国差不多，人口是美国四倍以上，基本国情是有一个“胡焕庸线”，从黑龙江的瑷珲（现在叫黑河）连到云南的腾冲，大概45度角，右下方1/3多一些的国土上面，聚集的是96%以上的人口，发现这样一个格局的时候，中国是4亿人，现在是差不多14亿人，这些比例基本没变。这方面展开具体分析，虽有点儿复杂，但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大前提来讨论的国情问题，它带来的是“半壁超高压强”的资源环境压力，而且是“三重叠加”。十几亿人聚居在这么一个区域里，又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资源能源耗费的这个压强叠加上了我们的“以煤为主”——这是没有办法的，原油、天然气对外依赖度已经65%左右了，不能再提高了，我们就是以煤为主，未来的20年或者20年到30年间，改变不了这个基本的格局，而这时候又是现代化的冲关期。还有一个是叠加了我们现在总体来说只是在工业化的中期，沿海是中后期，中西部是初中期，重化工与粗放的情况，不可能很快改变。“三重叠加”这个非常之局，要靠什么非常之策来破解？只能寄希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守正出奇。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我们必须理解到其真意在这里面，就是走市场经济守正之路，同时还必须在守正的后面跟着出奇，出奇要承担风险，但我们的出路就在于出奇制胜。所谓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后面紧跟着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就不能简单是“反周期”，它一定要更多发挥一些引导、鼓励创新、解决难题的作用，但如处理不好，旧体制回归就在眼前。这条通道是很窄的，到了改革深水区，真正怎么把这个攻坚克难的事情和守正出奇的事情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历史性的考验。
可以从正面提出的，可至少有两个视角的建议。第一，官员方面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要尽快构建到可操作。说“不以GDP论英雄”，那么靠什么论英雄？说了几年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一定要解决的，这事关官员的激励和奖惩，要靠这个实打实的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形成服务于绿色发展的官员方面的内生激励与约束。那么第二，另一个方面，广大的市场主体靠什么形成内生激励呢？光靠拿法律条文、拿准入去卡，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空间，但不是决定性的，效力有限，管不胜管，还会产生大量“处关系”的设租寻租。我们强调是一定要顺应市场经济之路，守正的时候还要出奇。这一角度的守正，首先是把各种社会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引导到内生地让整个产业链上千千万万的生产经营者关心怎么样尽最大努力节能降耗，减排治污，而我们现在恰恰是个颠倒的比价关系。改革开放快40年了，大家看看在北京市的用电、用水和其他物品的比价关系，变成什么样了，简直是荒唐的变化。我们现在民用电价只比改革开放初期高了两倍出头，可我们其他的东西可涨价了一百多倍。那么老百姓看什么金贵，什么不金贵？在哪个方面要精打细算，哪个地方可以忽略不计？企业更是这样了：企业的电价是比居民电高一点，但也只是翻了几倍而已，其他东西可能翻了一百倍、二百倍，哪个企业真正内生地要关心节电节能啊？这个事情靠什么解决呢？要推进能源资源价格改革，从煤到电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比价关系，但这一直又是难啃硬骨头。配套改革啃硬骨头，怎么样真正把这个隘口冲过去，这是中国的真问题。这是经济手段为主内生地去解决我们从眼下到中长期怎样真正有长效机制的问题，大家一起来破这个非常之局。
很遗憾的就是这方面真正的推进有限，政府在压力之下动不动就出来“环保风暴”搞运动，逼得小微企业活不了，前一段时间又是华北区域这边的煤改气，破坏共产党“关心群众生活”的传统，不许烧煤取暖，又供不上气，激化矛盾，不得不紧急刹车。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必须以高水平对策方案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内生的绿色机制，一边是对官员要赶快解决怎么实打实操作的政绩指标体系问题，另一边对于企业来说，一定要注意，逼着他们绿色发展要利益导向下拧螺丝，不能上去一下把人掐死。所以，经济手段为主，这是守正出奇的正道。出奇，那就要说到我们的绿色金融了。
绿色金融我们最简要的认识上要说，它不是可以跟商业性金融相提并论的。这个绿色导向的金融，也包括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精准扶贫的金融支持，等等，无一不具有非常浓厚的政策色彩，在理论上讲，一定是跟商业性金融不同，放在另外一条轨道上，需要二者协调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十八大以后，已经重新确立了政策性金融这个概念，在实际生活中怎么处理好，当然又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处理不好就是大家都在拉关系、处关系、乌烟瘴气，而处理得好，是出奇制胜。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原则是财政为后盾的支持加上去以后，风险共担，不能风险一头担，如果风险一头担，一定是发生道德风险而不可持续。再一个原则，对支持对象一定是要透明的阳光化的规范遴选机制，允许失误，但失误率能够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失误了，仍可以对公众交代，这个过程才可能持续。做好这些事情，当然就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对我们来说是很具考验性质的，但是别无出路。政策性金融处理不好乌烟瘴气，但是小孩子和洗澡水不能一起泼出去，我们必须走通这条路，这是绿色金融必须解决的问题。当然，这里面加上互联网，加上其他的创新，应该最大限度发挥“四两拨千斤式”的放大作用。
财政渠道出的政策性资金，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信贷式放大，形成我们“非常之策”的体系，来打开局面。供给侧要素的流动，一定是要加上这种利益驱动，包括政策引导给出的利益，让它们转到绿色发展的道路上。
总之，绿水青山怎么变成金山银山，这个中项就是内生机制，官员的内生机制和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内生机制。其实还包括最后消费环节的老百姓——消费大众最后需要接受这个比价关系的调整，大家一起来节电节水。在中国节电节水，其实就是减少煤的使用，就是减少“以煤为主”的我们的环境污染压力。但是要是直截了当地说，可能会引来老百姓一片骂声，这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氛围。但是讨论问题，不妨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以后，讨论这样一种真正的非常之策应当抓住的要领。
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