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有一部电影引发了地震式的反响。它不仅仅夺走了同届参选电影的注意力，还被放进电影史的视野范畴中去讨论。首映过后，豆瓣上的第一手观后感几乎全五星震撼好评。接着多名俄罗斯记者指控该部电影以艺术名义绑架虐待演员。面临极端的评价和巨大的争议，DAU成为近期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字母。相信这么多天来大家已经在大大小小的文章中看过它的相关介绍了。DAU来源于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最早构思的拍摄对象，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Lev Davidovich Landau（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名字的最后三个字母。随着一个前苏联科学研究机关以1:1的比例搭建起来，导演的野心也在1.2万平方公尺上不断膨胀。其中8000小时的对白，产生了3700万文字，字幕翻译文字320万。因此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列夫·朗道：娜塔莎》，还有在特别展映环节现身，长达6小时的《列夫·朗道：退变》只是DAU系列中的冰山一角。虽然前者只拿到了杰出艺术成就奖（摄影银熊奖），但未来十年内注定会不断刷存在感。在这般鸿篇巨制之下，打头阵的《列夫·朗道：娜塔莎》是如何管中窥豹的？从题名可以看出，这部电影聚焦在一位名为娜塔莎的女性身上。她是50年代苏联某物理科技研究院食堂的一名普通女服务员。每天的生活不过是招呼前来用餐的科学家，来访的宾客和家属。闲暇时光和同事，另一位服务员奥尔加，一起饮酒聊天。直到在一次彻夜狂欢的聚会中，与法国科学家卢克的意乱情迷给自己招来了危险。KGB(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子阿奇波尔军官把娜塔莎带到审讯室，“刚柔并济”地拷问她与卢克的关系。这时候的娜塔莎像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逐渐靠近崩溃的边缘。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放映中，母题，真正的主角列夫·郎道只字未提。当观众被告知，所看到的一切不是逼近真实，而完全就是真实发生的。为了让演员完全沉浸在前苏联的氛围之中，每个细节都极致还原。除了服装和布景，还有食物和说话方式，使用当时的货币交易，甚至维持极权的阶级统治。被招募而来的演员来自各行各业，有科学家、流浪汉、艺术家和妓女等等。他们待在封闭的环境里，根据自己的角色设定去工作、偷情、施暴和结婚生子。他们时刻都要在各自的角色状态里，因为摄影机会随时随地拍摄。“过程有时是可怕，压迫的。我们会恐惧，会爱，会产生感情。我们并没有照着剧本走，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淡定地看待赤裸的情欲和审讯的惊悚。之后参加特别展映单元的《列夫·郎道：退变》更是加大了力度。在上一部中审讯娜塔莎的阿奇波尔军官，成为了《退变》中的关键人物。他给一帮接受“超级人类”秘密试验的文艺青年剃光了头。在高压控制和极端施虐之下，青年们开始萌生纯粹之恶。到猪圈发泄余威，操起斧子向写着“shame”字样的猪砍去。在长达六个多小时的放映中，这些惊爆眼球的情节和画面让人睡意全无。除了继续上部的醉酒疯狂，色情暴力，这一部还展现了机构内部的会议、试验，以及贯穿其中的独裁气息。从这两种说法可以看出DAU系列让人瞠目结舌的点主要有两个：大家都对DAU究竟是电影还是一次大型的社会实验争论不休。如果说人们征服疾风暴雨时还能张扬理性，体会到康德所说的那种崇高之美。那么在凭借理性运作的人为灾难面前，人们再也不能将恐惧转变为愉悦的快感。从启蒙运动起就引以为傲的理性发展到极致，便会反噬人类自身。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前苏联时期的红色恐怖是最佳范例。似乎摒除了人类一切该有的情感，成为麻木不仁的机器。但恐怖的鲜血往往能滋养艺术结出具有另类美感的果实。比如乌托邦美学，核爆阴影下诞生的光之使者和深海巨兽，还有无限靠近真实的伪纪录。通过再现、回忆、想象或者修辞等二次加工的手法，艺术和恐怖的距离被拉开了。当我们摘下果实咬掉一口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平常的果肉，于是乎松了口气，放心地咀嚼起来。倘若艺术与恐怖之间的安全距离被取消，后果会怎么样？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发生一起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正当大家纷纷对此表示哀痛谴责的时候，一位名为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的德国作曲家却激动地称“9·11”事件为最伟大的艺术创造。相比起自己穷尽才思，只能寄托于堕落天使路西法降临，将一切邪恶体验转变为抽象乐章。那些极端主义者的行为，凭借惊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一举将人间变成地狱，带来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这般超越人性道德的解读招致西方舆论的一致抨击，连施托克豪森自己的女儿也与其断绝关系。为了召唤来自上世纪的红色鬼魅，把一群生活在当下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类献上祭坛。并且借助最直接有效的的视觉文化，威力呈几何倍数增长。关于受到记者指控的审讯虐待演员的戏份，现实中有着更加残忍的版本。电影《关塔那摩之路》改编自真实事件——当年美军在古巴关塔那摩基地和阿布格莱布监狱制造的“虐囚门”。那里关押着的恐怖主义嫌疑犯同样遭受非人化的审讯方式。相关的文学作品中不带感情色彩地细数这些“标准流程”。
▲士兵面带微笑地与他们虐待的囚犯合影，在美国网站广泛传播。
而电影则采取半纪实半虚构的方式，将采访、新闻照片和现场重演三部分剪辑起来。为了使影片衔接自然、进展流畅，又稍微运用了一点特技效果。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提到：“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不同于电影情节，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权力关系和欲望投射。一年前法国《世界报》采访过《退变》中饰演美国心理学家的美国演员。
因为对其施暴的“演员”，是真正的新纳粹分子，或是因殴打别人而入狱的罪犯。
面对虐待娜塔莎扮演者的控诉时，导演这样回应：
“我不在乎，我在妓院找到她的，她是妓女。”
从台前到幕后，DAU彻头彻尾地成为一场带有侵略性的“真人秀”。在DAU之前，导演伊利亚拍摄过一部名为《4》的电影。克隆人，神秘的社会关系，在特定环境下人类精神的癫狂和虚无。到了DAU，他延续这种实验性，但似乎一改意义不明的画风。与其合作的编剧最初是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代表作为《蓝色脂肪》，据说在俄罗斯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三本书中名列第三。除了同样涉及克隆人，还有军事实验、时空交错、二战、苏联体制等等。看了《4》而成为其粉丝的俄罗斯企业家谢尔盖·阿多涅夫注入大量资金，也帮助导演的苏联梦不断壮大。为了将这个计划推向世界，2019年初，DAU制作团队就来到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及另外两个剧院，举办了DAU沉浸式艺术体验展览。参观者入场前要被没收手机，办理具有身份认证作用的VISA。在苏联时期的装置和电影人物的蜡像之间穿梭，切身感受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人民的生活。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重建一个旧世界，那么电影是不是会丧失了其最重要的隐喻性而沦为记录的机器？眼见为实的血肉模糊也许会剥夺对于未知恐怖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