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霞 : 燕赵文化脉理探析 [上]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要求，深入研究和探讨燕赵文化，继承和弘扬燕赵先进文化，对于强化燕赵文化在河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力，促进燕赵文化在河北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孕育燕赵文化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燕赵文化主要是指以河北地域为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及其由人们之间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的生活结构体系，即河北大地上形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总称。“燕赵”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在历史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燕赵”，泛指北起阴山南麓，南达黄河，西至太行山，东临渤海，包括今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以及山西北部、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狭义的“燕赵”，指今天的河北省。由于今天的河北在战国时分属燕、赵、中山以及魏、齐等国，其中以燕、赵最为著名，所以河北有燕赵之称。随着北京成为都城和天津被划为直辖市，并分别建立了京都文化、天津文化后，燕赵文化就成了河北地域文化的代名词。本文所指燕赵文化，以古今河北文化为研究对象。
河北位于黄河以北，背山面海，是全国惟一兼具高原、山地、平原、盆地和海洋的省份，其地势从西北到东南形成高原——群山——平原的有序排列。北部，燕山山脉削弱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对坝下的侵袭，同时，又将顺滦河、潮河流域上溯的海洋性季风、温暖气流阻挡于坝下，使坝下地区的雨量充沛、气候温润，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为冲积性黄土平原，适宜于发展农业经济。太行山东侧的滹沱河冲积扇和山麓平原地带，地势低平，排水条件好，地下水源丰富，也是宜于耕作的地区。尤其是秦始皇时所修的驰道，有一条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经邯郸、中山而至于蓟，交通的便利和由此而带来的发达的商业，频频刺激着小农经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式意识。燕赵的先民们就是在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天赋的生存环境的“陶杯”中[1]，品饮着自己的生活，积极地、系统地创造了在全世界遥遥领先的农业文化。但是上帝赐予的“陶杯”里也盛着险恶艰难的生活：由于土壤含盐碱较多，呈现白色，故河北在历史上就有白壤之说。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太行山平原的富庶地区，其土质也缺乏黄土高原经典黄土“自行肥效”的能力〔1〕，为了治理土壤的盐碱化，古代劳动人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河北的气候虽属北温带，但南北温差大，降水量分布不均匀。加之古河北的平原之地正处于济水、黄河之间，“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2〕，以及河流泛滥、水土流失造成的宽梁巨壑，太行山刀劈斧砍，岩石裸露的高崖深谷等；特别是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北部游牧文化的中间地带，长城内外，汉胡杂居，虽有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往来，但更多的是狼烟烽火，兵戎相见。古老的燕赵又处在一个必须时时防范掠夺战争，和没有规则的时而干旱、时而水害的逆境里。燕赵儿女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畏艰苦，刀耕火种，与环境抗争，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在历史文化上划出了一道道勤劳勇敢、顽强坚韧的印记。
二、燕赵文化的发展走向
河北是古老的。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文化的发展历程漫长而跌宕起伏，其源头上溯炎黄，到了战国时代，以“慷慨悲歌”为稳定标志的燕赵文化一直与繁荣活跃的河北经济相伴相生；河北又是年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燕赵文化的传统特征，革命性是燕赵文化的现代特征，大约从元代开始，河北已成为吸纳域外文化并向外辐射的重要基地，近代以后，燕赵文化焕然一新，并逻辑地达到了自己文化变革的高潮，成为中华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交汇的聚集地和集散地，中国现代文化的策源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的中心，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铸就的西柏坡精神的诞生地。这里按照先民在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文化创造及综合性特点，将燕赵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作六个阶段：
（一）燕赵文化的孕育和萌芽
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分析，燕赵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从阳原县泥河湾遗址群出土的1000余件石制器，可以知道早在160万年前，河北就是远古人类的聚集地。特别是在于家沟发现的距今1万多年的陶片，表明在经历了上百万年的历史长夜之后，燕赵的先民们以陶石器为火炬，在燕赵大地上点燃了一条地上的银河，使艰涩的历史在人的创造实践中豁然开朗。人类从这里走来。
燕赵文化的萌芽以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前的磁山文化为起点，中间经过兴隆洼文化、北福地文化、红山文化、河北仰韶文化、河北龙山文化等。这一阶段，燕赵先民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都有建树。其中磁山文化和正定南阳庄文化最为丰富，它们向世界展示了农耕文化、蚕桑文化的辉煌历史。磁山文化证明河北人早在7800年前已开始以种植为主的农业，比文献记载提前了2300年。这一发现使得学术界一致承认华北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正定南阳庄出土的距今5500多年前精美的人工养殖蚕蛹的陶制模型，不仅证明河北是世界原始瓷器制造技术和人工饲养家蚕的发祥地，也证明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比传说中黄帝时代要早得多。原始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华北不仅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
古文献所载的有关河北的历史传说也为燕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大约4000多年前，居住在西北部的黄帝族向东迁移到今河北涿鹿一带，过着来往不定的游牧生活。在与临近部落的交往中，曾发生过几次大的战争。如黄帝、炎帝部落联合起来与蚩尤部落的“涿鹿之战”，炎帝、黄帝部落的“阪泉之战”。炎、黄、蚩尤三大原始部落在河北经过激烈的冲突后，相互融合，成为活动在燕赵最初的华夏族。这些记载和传说，可能并不可靠，或不尽可信。传说中的三帝，究竟是普通人还是神话传说人物，一直没有得到考古学的印证。但形成传说的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形态，折射出一种文化传播的久远历史，它深刻地影响着汉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二）燕赵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夏、商、西周、春秋是燕赵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以青铜器、铁器、牛耕、分封制为标志。河北曾是夏、商活动和建国立都的所在地。相传易水曾是夏代有易氏从事政治、经济活动的区域。藁城市台西村商代遗址的出土文物显示了商代文化的丰富多彩。当时的先人已掘井取水，摆脱了沿河流居住的状况，开拓了活动的领域，会驯养牲畜从事耕作和运输，住房已发展到地上，铜已广泛使用于兵器、祭器、食器中，会制作胎薄施彩的漆器、金玉器等。已有了规模很大的祭祀建筑和酿酒作坊，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铁制兵器——铁刃铜钺、医疗器具——砭镰、陶砭和铁矿石和铁矿渣。此外，出土的丝制品代表了3400年前中国丝织技术的最高成就。商末，河北的中南部是殷商的王畿之地，当时南距朝歌，北至邯郸、沙丘(今广宗县西北大平台)，都为商王的离宫别馆，这里有粮仓、钱库，有苑台、猎场，已是一个相当规模的都市。史载，河北不但是商民族的起源地，也是商代文字、音乐的起源地〔3〕。文字和音乐的出现，表明燕赵文化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周时，在今河北地区分封燕、孤竹、代、鲜虞等国。这些封国的发展或消亡为燕赵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燕文化培植的漫散的文化因子，从无性诱合到有型凝聚，从原生发展到多元融合，不仅影响了整个燕赵文化早期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辐射力，直接影响到秦汉以后河北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后来燕赵文化的发展史上，我们不难清晰地识别出这条轨迹。
（三）燕赵文化的兴盛与繁荣
从战国至汉唐时期，燕赵文化在发达的经济、政治和学术的烘托下，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战国时，燕国在离兼并战争的中心较远、秦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无暇顾及自己的机会中快速发展，到燕昭王时奋发图强、广纳人才、励精图治而强盛起来，一时雄踞北方，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时拥有的疆域，以今天的北京地区为中心，领有河北省的北部，内蒙古的南部，山西省的东北部，山东省的西北部及辽宁省的西部的广大地区；起于赵、韩、魏三家分晋而立的赵氏政权，战国时迁都邯郸，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特别是赵武灵王改革军事，胡服骑射，开放边地，巩固国防，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赵惠文王继续富国强兵政策，攻取齐、魏土地，赵奢、廉颇等名将守土破秦，称雄一时。最强盛时期的疆土包括今河北省的中部和西南部、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陕西省的东北部、山东省的西部、河南省的北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战国时期的邯郸是当时的学术中心之一。聚集在邯郸的学者或著书立说，或辨章学术，或从政为官，使邯郸一时呈现出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活动频繁的局面。著名的思想家荀况，长期生活在赵国，著有《荀子》；游说之士虞卿、兵学家庞煖，名辩家公孙龙、毛公、法家处子、慎到等都“各挟其说以鸣一时”〔4〕，他们的思想能力和理论路径给当时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丰沛的活力。中山国，原名鲜虞，由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狄始建于西周。因初居鲜虞水(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滹沱河的清水河)而得名。约在春秋末年改名中山国。建都在今唐县城西，后迁灵寿。与燕、韩、宋等五国同时称王，凡30年，是战国时期仅次于“七雄”的强国。疆域北起由安新经徐水而西的燕长城，南至房子和郜(今赞皇、高邑一带)，西起太行山麓，东到衡水。司马迁在论述燕赵区域内各地的风气时说，种地(今山西灵丘一带)、代地(今河北蔚县)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有“赵之风”；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燕地距离内陆遥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5〕。司马迁的分析说明战国至秦汉，燕、赵之风已相融合，并已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区域。汉唐时期，河北战争不断。频繁的战争和代代不绝的移民，强化着燕赵文化，使慷慨悲歌的精神深深地渗融于燕赵人平凡而悲壮、沉稳而积极的日常生活与事业追求中，表现在方方面面，不时地闪溅着奇丽的火花，形成燕赵文化精神的主脉。
（四）燕赵文化的转型与完善
两宋以后，河北处于边塞之地，不仅文化开始向周边、向南转移，而且环境气候也开始由温暖转向寒冷。对优良生态环境的希求，对经济上处于附从地位、政治上得不到保护的无望，使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内涵更加独特。特别是在河北土地上频繁发生的战争，给燕赵文化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也促成了人民茹苦而博，顽强坚韧、骁勇善战、耿介聪明的品格，燕赵人更加成熟了，涌现出许多奇才、哲匠、学人、艺师……刚烈、果决、倔强的血性意志，深远开阔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使他们站在了中国文化演进发展的前沿。元明清，北京作为统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京城渐渐定位在燕山脚下，燕赵成为“腹里”“京畿”。被全国各地域文化装备的华彩熠熠的京都文化，铺天盖地般辐射、浸润着本已在自己的悬崖峭壁上对京都文化亦步亦趋、紧相跟随，但脚迹时深时浅的燕赵文化，使其中的原汁原味大量损蚀。因此，有些专家认为，金元明清时代的燕赵文化在京都文化的强辐射下，变异了〔6〕。其实这种变异，应该理解为燕赵文化中消极的、粗俗的东西的消失，积极、优秀的东西的升华。
事实也正是这样，元代以后，趁着地域的优势和历史提供的机遇，燕赵文化呼啸雄起，慷慨悲歌精神在风云激荡中雄风凛凛、英姿飒飒，显示出更多的豪情、大气，引来了全国的注目。如元曲艺术之花在中国、在燕赵大地的勃然盛开，充分说明燕赵文化找到了更充分、更尽情、影响更广泛、更有生命力，因而也更具有时代感和历史导向性的表现自己文化的方式。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郑光祖、尚仲贤、李文蔚等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天才同时同地把精力和才华倾泻在同一种面向全民的艺术创造上，将燕赵艺术推到了一个峰巅。
再如，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河北大地上的深刻体现燕赵文化精神的河北梆子，在民间说唱“莲花落”和民间歌舞“蹦蹦”基础上产生的评剧，以及老调、平调、皮影戏、秧歌等河北地方戏，众多的曲艺如西河大鼓、乐亭大鼓等，几乎都是从异域艺术形式中脱胎而来，或在内容和形式上大量吸纳了异域文化的精华，但又独树一帜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燕赵文化已经形成了不惮躐等破格的进取、不分此畛彼域的开放、不厌追新逐奇的创新的文化体系。（待续）
（此文原刊于《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1]印第安人的一句箴言：“ 开始, 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 从这杯中, 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 见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的名著《文化模式》一书扉页的题词。
作者简介：陈旭霞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元曲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元曲等方面研究。
投稿邮箱：5230901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