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皇帝王莽的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

新朝皇帝王莽,由于经历比较坎坷,王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认识较为深刻,是贵族、官僚集团中的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物,也有改善社会、政治状况的主观目标。但其不择手段的做法,强烈的树立自己的权威的要求,也暴露了他个人的野心,他辅政之后,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比附自己。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他称“安汉公”。四年,称‘“宰衡”。五年,毒杀平帝,另正一个两岁小儿刘婴为帝,号“孺子”,史称孺子婴;自为“假皇帝”,实际和真皇帝一样。过了三年,重又废掉孺子婴,正式当了皇帝。改国号“新”,改元“始建国”。

“新朝”的寿命很短,才只有十七年,以至古今编年史家对它都是略而不记,而王莽的,“大奸臣”、“伪君子”的恶谥却永远也不能洗刷掉了。唐朝的白居易有一首诗写到王莽: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著。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算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意思是说,如果王莽在篡汉之前便已死去,他一定会留下个谦恭的美名。一切都错在一个“篡”字,从儒家“忠君”的观念而言,白居易的指责自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自古以来,搞“篡”的人还少吗?即如白居易所效忠的李唐王朝,难道不是由“篡”而得?任何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可以说都是“篡”的结果,如果没有“篡”,泰始皇所设想的“始皇、二世、三.....以至无穷”的局面便会实现,天下至今还应由赢姓一家所统治,这难道倒是正常的吗?

问题在于该不该“篡”,刘邦“篡”秦、李世民“篡”隋,以及后来的赵匡胤“篡”周,爱新觉罗氏“篡”明,都“篡”得好,不“篡”历史便没有活力,那些握有权柄的人便永远得不到惩罚,那些在重压下的百姓便永远不能伸一伸腰,喘一口气。连馈家的亚圣星夫子都认为武王伐纣不是篡,而是“诛一夫”,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出”,“篡”是历史的规律。

王莽所生活的那个汉该不该“篡”呢?西汉王朝自汉宣帝以后,已是江河日下,汉元帝之无所作为,汉成帝之荒淫糜烂,汉長帝之懦弱无能,贵族官僚挥金如土,贪残成性,政治无比黑暗,人民苦不堪言,社会危机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中央集权削弱,外威宦官频频干政,曾经十分强盛的西汉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表明西汉王朝的“气数”已经尽了,该将它送进坟墓了。当时,在百姓乃至中下层官吏中,都渴求一个较为清正廉明的人物出来主政,结束这种黑暗政治。王莽看准了这一点。便愈加谦恭谨慎,以获取名誉来作为猎取政治地位的资本。王莽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企图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改良。

因此,王莽的“篡”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所采取的“篡”的方式——禅让, 牺牲最小,付出的代价最小,给社会造成的震荡和破坏最小,比起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武力夺取而言,要算一种最温和的方式。而且,他完全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完成了一次改朝换代的过程,那耐性、坚智谋、手段,古今以来,罕有其匹,比起秦皇、汉高、唐宗、宋祖,他自有其独到之处,异乎寻常之处。

王莽的过借在于他“篡”后的举措,他看出了社会弊端的症结,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井田”,造成弱者无立锥之地。只有均田地,平贫富。显然这种大同思想的实施是不能靠空想来实现的。他所提出的解决的方法却是大错特错了,他不不是对症下药, 而是食古不化,把来自儒家经典的理想化了的圣王之道奉为金科玉律,并以此来指导社会改革,企国以社会的倒退来求得社会矛盾的解决。不只滑稽、荒唐,而且是南辕北辙,不仅未能解决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且激化了矛盾,最终酿成了社会大动乱。他的迅速覆亡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王莽的“篡汉”,违背了皇室承继的正统思想,侵犯了刘氏宗族的利益,也触怒了一大批官僚,既得利益和正宗思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参加了反对王莽的斗争。王莽既不像曹操、司马懿那样有出色的政治、军事才干,文不像刘裕那样功绩显赫,然而却没有人能阻止他篡夺国柄,建立“新”朝,以改制之名,行复古之实,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历史大倒退的悲剧。

以往“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王莽的形象一直是“奸侵、伪莽”等等, 对王莽的改制,史学家评之为“倒行逆施。同时,王莽也是中国历次变法改革的失败者之一。我们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设想,如来王莽的举措多少得当一些,使“新制”的寿命也能长达百年以上,只怕对王莽当又是一种评价。毛泽东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中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在讲课中说: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 班固、班昭等——因 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已,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于是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养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毛泽东对王莽篡位的看法语出惊人,认为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评说王莽其人,抛弃其个人野心,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来“患寡不患均”这一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 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借用了王莽推行“王田制”这一典故,从正面肯定王莽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以此来说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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