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求求您，帮帮我”：不是我麻木不仁，而是我无能为力

电话那头凄厉的哭声撕扯着徐老师的内心，当听到学生喊“老师，求求您，帮帮我”时，徐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但她却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其实这不是老师麻木不仁，而是老师无能为力。

给徐老师打电话的学生，姓吴，父母在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分开了，他跟着父亲。三年级的时候，父亲重新组建了家庭，到他五年级，同父异母的弟弟出生了。

此时，他母亲也组建了新的家庭，等他上了初中，他又有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徐老师是吴同学的班主任，从吴同学上初一开始就一直带着他。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吴同学早早就表现出严重的叛逆。徐老师说：“大多数孩子进入到初二才表现出明显的叛逆，但吴同学刚上初中就常常与老师反着来，还不断制造问题”。

在同学和其他老师眼里，吴同学就是地地道道的“问题少年”，也是学校里的“不安定分子”。

为了帮助吴同学，徐老师做了大量工作，她了解到吴同学的家庭情况，知道吴同学的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爷爷奶奶家，或“外校朋友”家，因为他觉得父亲和母亲都不爱他。

他的这种情绪，加上他的叛逆，直接导致他经常与父亲发生冲突。好几次，他夺门而出，整夜不归。然而他父亲似乎并不担心，甚至还火上浇油，每次吴同学离家出走，父亲都会站在他身后怒吼：“有本事就别回这个家！”

有一天，他没按时到校上课，徐老师打电话给他父亲，没想到他父亲很轻松地说：“孩子昨晚不知道哪根神经又搭错了，跑出去了，一晚上没回来，大概有点情绪，不想上学。”还安慰老师：“没事的，等他脾气过了，就自己去上学了。”

“父亲不在意儿子，母亲一定会在意吧。我当时这么想，就打了电话给他母亲，谁知我又错了”，徐老师苦笑着说，“他母亲接到电话很不耐烦，说孩子不归她管，又说自己还要喂宝宝，没时间聊这事。”

一段时间的接触，徐老师深深地感觉到，吴同学身上的问题，不怪他，他只是受害者。

于是徐老师不再麻烦吴同学的父母，而是用自己娇小的身躯守护着吴同学，她不仅关注吴同学的学习，也定期跟他聊天、谈心。渐渐地，他们成为了朋友，关系越来越融洽。

到了初二，吴同学成为了徐老师的“得力助手”，搬书搬本子的事他抢着干，他对徐老师说：“你体格小，不适合做体力活，我个头大，有劲，费力气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唯一令徐老师遗憾的就是，吴同学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吊车尾”。好在他的性格不再那么急躁，情绪也不再那么极端，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吴同学的父亲不那么认为，他觉得儿子“学不出来”，仍然叛逆、神经质，所以他准备让儿子初三毕业就出去打工。他狠狠地说：“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一定要让他在外面吃点苦，让他知道挣钱的难处，不然总是那么自以为是。”

虽然徐老师极力反对吴同学父亲的安排，但她知道自己力不能及。

那年中考，“成绩不咋地”的吴同学，分数居然达到了高中录取线，他很兴奋地把好消息告诉徐老师。徐老师一边勉励他继续努力，一边与他父亲联系，旁敲侧击地了解他父亲的态度。

当他父亲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堆无关重点的话，且之后再也不接自己电话时，徐老师就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几天后，已经身在外地的吴同学给她打电话，一边哭着抱怨父亲和母亲的无情，一边恳请老师“帮帮他”，因为父亲不让他读高中，并给他安排了工作：跟随表叔在外地打工。

一个从小就敢独自一人在外过夜、中学阶段几乎没有流过眼泪的“小伙子”，当求学梦被击碎，瞬间就崩溃了。但徐老师对他的“求救”没有任何办法，她联系不上吴同学的父母，也不知道身在外地的吴同学的状况。最关键的是，她没有资格对别人父母的安排指手画脚。

“老师非万能”，很多一线教师都有这样一种感受。他们可以努力地去帮助学生，纠正学生身上的毛病，却没有能力阻止一些极端现象的发生。比如吴同学，不再受九年义务教育保护的他，大概只能接受被父母安排打工的命运；而有心无力的老师，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他们最多一声叹息。

或许十年后，没有上高中的吴同学，打拼出了一番事业，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亦或许十年后，坚持初心的吴同学，把握了机会，继续深造。不管吴同学的未来如何，作为老师，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