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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李星40多年前，梦想当作家的他在《小说评论》编辑部工作期间，以父亲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刚强老汉的一夜》，投稿给《延河》编辑部。时任编辑的路遥，负责同事李星这篇31页近万字文章的统改，不仅把稿子用红笔圈改拉抹，而且还加了400多字，一页稿纸写满又加了四五行的修改，最后又退稿给李星。作为一份封存40多年的退稿，此次发现的路遥手迹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对当下文学编辑工作是一种鞭策和鼓励。一份封存40多年的退稿，发现路遥400多字修改手迹
【微视频】一份封存40多年的退稿，发现一页路遥400多字手迹“今天，魏锋无意中翻出来我的一篇小说稿，实际我1973年，从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到作协，到了文艺创作研究室，作协前室，就是为了当作家。因此，也埋头写过几个小说稿。今天无意翻到了我最早以我父亲为原型，写的《刚强老汉的一夜》。因为这个稿子，79、80左右（1979年底到1980年初）投给延河编辑部了，我在《小说评论》编辑部，结果，都决定用。路遥当时《延河》编辑部当编辑，这个稿子又要路遥去统，去统改，因为本单位同志写的稿子准备用，结果路遥统了以后，后来也不知因为什么，也是因为我稿子写的不好吧！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也没有完全纪实。结果这个稿子，路遥统了后就没发，后来把这稿子路遥就给我了。突然发现这稿子最后有400多字加了一页，中间是路遥给我改的，应该叫结尾，路遥把一页写满又加了四五行，这是路遥的笔迹无疑，稿子最后退给我也是路遥，路遥的亲笔没问题的。遗憾的是，笔墨淡了一点，这证明路遥当编辑是很认真的，不仅把我稿子用红笔圈改拉抹，还加了400多字的修改，应该说是路遥先生、路遥同志一个重要的，应该叫编辑生涯的一个重要收获，早期文学实践的一个重要收获。”
著名文学家李星在书房学习、写作（2017.2.24 摄影：魏锋）
路遥担任《延河》编辑时，对李星小说《刚强老汉的一夜》一文修改，一页稿子写满又加了四五行。（摄影：魏锋）“我也曾怀揣文学梦，一生都在用眼睛和心吃字。”这是李星先生对自己一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总结。作为和路遥那一代作家同时成长起来的文学评论家，在编辑和写作的双重实践中，他和路遥一起共同在陕西文艺创研室，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朝着各自的目标共同成长。1971年，李星被分配到陕西省革委会文化局文艺组当了一名见习干部。这位曾从小学怀揣文学梦想的优秀学子，笔耕不辍，也曾创作过小说和散文等。1973年3月，李星调入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开始了真正的文学生涯。他本来希望能在正筹办的《陕西文艺》（即《延河》在“文革”期间的改刊版）编辑部小说组工作，以便学习和文学创作。然而，副主编贺抒玉找李星谈话说：“评论组缺人，你又是文艺理论专业毕业，决定安排你到评论组上班”。李星说，就在《陕西文艺》创刊号出版的时候，路遥就以当时在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干部的身份，在“延河在我心上流”栏目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优胜红旗》，这是路遥在省级文学刊物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缘于此，陕西文坛才注意到路遥。“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学提倡‘开门办学’，鼓励支持学生经常到社会上搞各种活动，编辑部也讲‘开门办刊物’——走出去，请进来。编辑部把一些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调到编辑部，一方面参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培养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李星回忆说，在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的冬天，青年业余作者路遥来到西安，在《陕西文艺》编辑部的小说组协助做小说编辑。这期间，刚到评论组工作的李星，主要工作是登记来稿和给读者回信，并同时包揽了下乡支农、会议记录、跑腿送信等工作。这些杂乱无绪的文学“打杂”，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文学航程。
“在延安大学读书的路遥经常以‘开门办刊’的名义借调到编辑部，在小说组协助做小说编辑，给路遥的创作和发表提供了很多资源，期间采写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发表了不少文章。”李星回忆说。一直以来，作为怀揣作家梦想的他也为之努力着。“胡采同志帮我修改了人生第一篇理论批评文章，柳青多次与我谈过文学，王汶石帮我改过小说习作……”这一连串名家与李星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建国路83号的院落里。在这里，他知道了选稿的基本标准；在这里，他听到了柳青、柯仲平、王汶石、杜鹏程等文学前辈深入实际、勤奋创作的许多故事和文学见解，树立了一篇好作品首先要有真实生活体验，要表现出人民生活的质地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在会前，他总是嘱咐我做好记录，会后又要将会议观点、问题整理出来，作为纪要发表，对全省文艺创作进行指导。我和李国平，邢小利等评论组的编辑，写文章都是从作记录、写纪要开始。”李星回忆说，参加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文革”前已经在全国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胡采，复职并担任了领导工作，对于评论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而富有远见的使命和责任，并以一个评论工作者的身份，深入而具体的领导和参与了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完整科学地恢复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省作协的一切理论研讨、作品评论、文学笔会，乃至重要稿件的审定修改工作。正是在这种严肃认真、深入细致的研讨氛围中，李星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理论批评文章《关于当前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不仅在《延河》杂志发表，还被《陕西日报》整版全文转载，署名为“《延河》月刊记者”。李星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乳白色的烟雾把他的思绪拉得久远。他说：“胡采同志不仅在事前帮我梳理了大纲，对稿子进行了修改，题目也是他亲自拟定的。长期住院的柳青多次与我谈过文学，王汶石帮我改过小说习作并在极左思潮背景下，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信仰，不能人云亦云’，李若冰在全机关大会上第一次深情地肯定和表扬他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发言，使他这个曾有‘北京红卫兵’底子的鲁莽农家娃令人刮目相看，并在‘四人帮’刚刚粉碎的1976年12月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6年9月，路遥正式成为《延河》编辑部小说组一名编辑，安排到小说组看初稿。也就是这一年，李星与路遥一起同事16年。做小说组初审编辑时，每天，路遥都将自己埋在大量的初稿中，一篇一篇看过之后，感觉上乘的稿子，他写好稿签送交小说组长路萌，编辑工作做得专业，也做得认真。“路遥总能从一堆初稿中将优秀的稿子找出来。遇到有些创作基础的作者来稿需退，路遥则会认真地写一封鼓励作者又意见中肯的退稿信。”《延河》副主编贺抒玉曾对媒体说。后来，路遥从看初稿的小说编辑，成为小说组副组长。1977年7月，《陕西文艺》恢复了《延河》原刊名。1978年1月25日路遥和北京知青、延川县委宣传干事林达在延川县城结婚。这一年，喜悲交加。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分别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艺》发表，同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路遥最敬爱的几位导师之一柳青6月13日因病于北京逝世……这一年，路遥创作完成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却遭遇了多个刊物的退稿。“想要突围”的路遥很苦恼，委托朋友把稿件寄给了最后一家杂志《当代》，他还给主编秦兆阳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自己的这部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给秦主编，是想请文学圣堂《当代》做最后裁决，如果《当代》也退稿，就说明它的确毫无价值，他就将付之一炬。满怀信心想在文学创作上快速成长的路遥，在焦虑与煎熬中等待着杂志社裁决。1980年5月，执拗的路遥在文学创作上终于有了转机。《当代》杂志的编辑刘茵打电话给《延河》编辑部，邀请路遥到北京改稿。接到电话后，路遥欣喜若狂，一口气给刘茵写了一封八页的长信，阐释小说的创作动因、思路以及其中的苦恼。《惊心动魄的一幕》这部小说刊发于《当代》1980年第3期头条，后来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1——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这是新时期陕西作家第一次获奖，路遥也一跃成为全国知名作家。李星说，“也就是在这一年，咱陕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文学批评家团体——笔耕文学评论小组，成立后专门针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创作召开座谈会。实际上就是批评，提出他们的问题，记得在太白会议上，针对陈忠实当时创作的问题，把他批评得那叫一个严厉啊！”“我深信路遥已经在创作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也坚信他以后必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走出自己的新的路！”李星说，作为“笔耕组”的一名职业评论家，第一时间就路遥创作写了一篇题为《艰苦的探索之路》的评论文章，发表在1981年6月23日《文艺报》，概括了路遥的自身和小说中人物从乡村到城市的生命历程，赞赏了路遥在创作上呼唤新生活，又能将他同美好的传统融合在一起的探索和努力。这是当时最早在《文艺报》推介路遥的评论文章。文章就路遥今后创作，以一位评论家的眼光提出了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反面人物、批判形象如何深化的问题；另一个是在艺术上，实践上如何把握“爱”和“过分爱”的分寸感问题；第三是如何在保持自己作品中的诗意和理想的同时再多一些生活的丰富性、具体性的问题。而那时候，路遥的成名作《人生》还未发表。足见李星深邃的理论思考和旷远的文学目光。1981年12月，路遥应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的邀请，再次赴京修改另一部中篇小说《人生》。1982年，《人生》在《收获》第3期上发表，《人生》在文学评论界掀起一股热潮，路遥成为“公众人物”。李星又针对路遥的中篇小说创作，撰写了万字以上的评论《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路遥的中篇小说创作》（1982年撰写的评论文章，后刊发于1985年第3期《当代作家评论》），深层次、多角度阐释路遥小说的魅力——“稳定而明确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是一个接近成熟作家的标志。在标志成熟的作家那里，审美理想已经成为作家的艺术气质和艺术天赋，变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还不能说路遥已经是这样成熟的作家。从他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等小说的构思总框架中，我们看到了作者一贯的追求，但也同时表现了它们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这是在1983年以后中国文坛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这些文艺思潮冲击的情况下，最早对路遥依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创作的肯定。论述了路遥的人生道路和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从历史事件的角度充分肯定这部著作彰显出的价值、内在魅力、艺术效果和意义，也是李星最先在中国文坛上提出了一个“农裔城籍”作家的著名概念，这也是李星最早从路遥作品中读出了农耕文明后裔与城市文明在命运、文化理念、生存意识和性格上的冲突。他的研究和学术观点被国内评论界所看重并广泛引用，以其为基本观点而引发的一些评论文章，获得全国优秀文学研究成果奖，但这些与原创者李星无关。李星是激情，又是理性的，他对路遥的未来给予厚望。指出，路遥究竟是我国文坛一只年轻的鹰，他深沉的艺术气质和执著的追求，决定了他一定会飞到一个新的高度。没有沉浸于荣耀中的路遥，决心跨越《人生》这个高峰。1985年金秋，路遥从《延河》文学杂志社调到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他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以及十几条香烟和咖啡，一头扎到铜川矿务局所辖的陈家山煤矿医院，正式开始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创作。1986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几经辗转，在《花城》第六期发表。12月多卷本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987年6月23日，路遥在送李星《路遥小说选》(青海人民出版社)扉页题签1987年1月17日，《花城》与《小说评论》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时任《小说评论》副主编的李星和主编王愚主持召开了这次研讨会，路遥从内心渴望赞誉，研讨会上，人们对于《平凡的世界》还有些说法不一，路遥收获更多的是火药味十足的批评。“作家的创作活动是作家依据自己的个性、气质、心理，面对前人无比丰富的文学传统的积极的选择过程”李星就《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提出自己的观点“诗与史的有机结合，又是诗的内容压倒诗的内容的不均衡体”，他把自己的审读、解读、研究接连撰写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评论《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花城》杂志1987年第3期），评论《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对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系统分析，认为路遥“坚持了文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原则”“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创造服务于现实人生的活文学”“小说的现实魅力就在于服务人生和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统一。”正因为李星的灼见，也是引导评论研究路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导火索，随着评论的增多，这是《平凡的世界》超越路遥以往创作并跻身于当代优秀长篇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同事，我见证了他创作《人生》前后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的努力和不被承认的失败感，更见证了《平凡的世界》在当时中国文坛及文学界，特别是批评界所遭遇的普遍的失望和冷淡……”大约停顿了不到一分钟，李星继续又说起了路遥。他说：“路遥是执拗的，当时几乎整个文学界，评论界都对《平凡的世界》抱着批评的意见。而路遥凭借着自己的执拗和勇气宿命般的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可以说，他几乎与整个文学界抗衡。而他抗衡的理论是想贯彻文学的现实主义。同时从路遥注重仪式，努力为自己塑造文字英雄形象，甚至到后来隐瞒病情。”路遥很尊敬也很信服李星评论自己的作品，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1年3月10日，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0月18日，路遥还专门为李星撰写了一篇《懂得生活的评论家》，文中这样写李星: 他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使被批评者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这个人无论对重大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评论的评论家。李星的文章条理清晰，论断力求准确，且也不乏惊人之见;一旦灵性突发，甚至诗情如潮而涌，字里行间时有电光石火飞溅……从路遥撰写的文章中，能感知到他们对于文学共同的价值观。1992年7月中旬，路遥找到李星，说中国文学社要出版《人生》的英文版请李星写序。1992年8月6日，李星和往常一样在作协院子跑步锻炼身体，看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背着墨绿色的背包，手提简单的行李，行色匆匆地走过。“回去，回陕北去。”路遥放慢脚步兴冲冲地回答了一句，又急匆匆地走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李星听到路遥在延安病了的消息，同事说是路遥亲自打电话来的。那时，由于儿女都在上学高考、中考关键节点，李星也没多想，他就托付王观胜顺带书信一封，劝路遥强迫休息，最好回西安治疗。9月上旬，听到路遥病况加重转院到治疗，怀着能看见一个在病房散步的路遥的希望，李星来到医院。眼前的路遥让他惊呆了，消瘦黝黑的脸，昔日粗壮的胳膊很细，以往那只大手又瘦又小……“一月不见……”李星故作轻松地，又不知怎样劝导，更怕带来不吉利。路遥很乐观，热情地招呼李星和一起来的同事坐在他身边，向他们讲起延安发病的情况、省委领导的关心、医院对治疗的重视，声音虽然不高，但自信有力，显然他相信自己会好起来。“你为什么不早点回西安？”李星和同事不约而同地问。“我不是不想回来，但我不能马上回来，我必须等省上领导表态，回来后才能得到有力治疗。”李星又忍不住问：“这么重的病你事前无感觉？为什么还要回陕北？”“我知道病得严重，我怀疑我得了肝癌，而且是后期。我回到陕北，是准备死到那里。一旦确定是癌症，我就躺在陕北的山沟里，用白布把自己一盖，坦然地去死。”路遥说到。“因为女儿升学的事，现在才准备写。”李星的话题又转到了《人生》英文版写序这件事上。“引歌上了大学？铁雄怎么样？”李星感动地和路遥聊着。李星的女儿引歌考上了大专，儿子铁雄考上了兰州的学校。路遥宽慰地说：“能让他们出去就好，不然你的负担太重了。”李星说：“《人生》(英文版)序写好了，你就不看了吧。”路遥坚持说：“让他们捎来我看看。”9月底，李星草拟完《人生》序言《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犹豫到底给看还是不看，听到陪护的诗人远村说路遥精神大有好转，并特别希望和朋友们聊聊。李星闻讯赶到医院，路遥闭着双眼半躺病床，他悄声和远村打招呼后坐了下来。“我没睡，晚上也睡不好。”路遥闭着眼睛给李星说话。为了减轻路遥对病的担忧，李星坐在床边谈起了十四大情况，谈起各种社会新闻，路遥的眼睛睁开了，但没有听到路遥的任何评论——平时的路遥，对国内外大事不仅关心，而且常常以聪明睿智的分析使人得到一种全新的认识……路遥就像一个饥饿的孩子，又像听从生存意志的巨大召唤，吃得不香，但却很投入和专注。“我喂你吧。”坐在一旁的李星实在忍不住。路遥头一抬，坚定地说：“不用，我行哩。”“李星，你也要保重！”李星安慰他好好养病，起身告辞，快到门口时，听到路遥这句大声的叮嘱。为了不再消耗路遥的体能，李星拼命忍着快要掉下的眼泪，忍痛告辞。想不到这是他对一个朋友最后的叮嘱。一直没有等到路遥对序言的消息，李星和远村交换了意见。11月16日，李星再次对序言进行了修订，正准备寄出时，传来了路遥辞世的噩耗。“可恶的病魔！路遥才42岁呀！此序言成了我和路遥之间友谊的最后记录。我为他而哭。”李星遗憾地谈到路遥，洪亮的声音不再铿锵有力，眼角泪花在闪动，嘴角微微颤动，脸上写满了忧伤。追悼会上，陈忠实致悼词：“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路遥的作品体现了对农村青年命运的关心，在叙写农村青年命运的同时，又肯定了他们个人主义的奋斗方式，也就是他们要求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如高加林式的农村青年，他们保持着农民后代的高贵品质，但他们也渴望进城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路遥的文学成就在于把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和个人命运结合在了一起。后来有外国评论家评论路遥的作品是‘报春的燕子’，作品中呼唤着中国要改革，要走现代化、城市化的道路，从而改变农民的命运。”作为一名评论家，李星默默在坚持做着关于路遥研究方面的许多工作。他与晓雷主编出版了《星的殒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与王西平、李国平合著《路遥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路遥创作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论证，还从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等方面撰写了《路遥的人生历程和创作历程》《路遥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等多篇学术论文，不惜余力地在不同场合、不同讲堂深层次向读者就路遥与柳青的关系、以及《平凡的世界》从发表之初不被认可到后来备受重视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路遥的人格、思想、精神、意识等系统化和全面诠释。“路遥已逝，但精神仍在。柳青是路遥的文学教父，路遥继承了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展示了社会的、人的、历史的现实主义，与后来另两位陕西文学的代表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区别。”李星如是说。
2018年3月26日，铁凝在李星家细心倾听他谈论陕西文学，赞扬赞赏老一辈文学工作者对陕西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戴吉坤摄.
吴义勤为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获得者李星颁奖
评论家李星荣获2018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附李星专访节选：用眼睛和心吃字的评论家李星】
陕西四位获得茅盾文学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对李星极为尊重，因为有了李星的关注，煞费苦心的追踪研究和准确地评论，享誉文坛；80年代，关注研究作家王安忆，曾以万言书信体公开专论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多次公开为张炜作品呼吁；女作家张洁不会忘记，正是李星以自己完整的阅读为依据，一句在评委会上肯定的判断，说服了大家，才使她80万字的小说《无字》荣登茅奖榜单；熊召政不会忘记，正是李星对全书精确而又深刻的评论，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才得以脱颖而出，跻身茅奖……有人说“作为文学评论家，恰恰是这些优秀的作家成就了自己，没有作家成功的作品，哪来成功的评论家。”李星并不认同这些观点。他认为，在发展和繁荣中华文学艺术，攀登民族文化精神高峰方面，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负有同样的责任和担当，努力的是一个目标。在作家和评论家之间，不存在“谁成就谁”的问题，而是一种“两翼驱动”，彼此读解。文艺批评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认真的文本阅读，在阅读的基础上才会对作品有整体的准确与把握，不读作品或者走马观花，文学批评就无从谈起，甚至对作者有害而无益。“广泛的阅读使视野开阔，思想充实，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文学批评的前沿，发出自己应发的声音。”如今，77岁高领的李星精神矍铄，仍以一个评论家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意识，每天依然坚持半天时间读书，甘愿“为他人做嫁衣”。
2021年1月7日，本文作者魏锋与文学评论家李星。
【双击报纸阅读】著名作家陈忠实对评论家李星极为尊重，作为同代的陕西文坛青壮派作家和好友，《白鹿原》成稿后的第一位读者就是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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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宇星 | 审 核：魏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