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销的青春文学，为何不再“青春”？
滞销的青春文学，为何不再“青春”？
青春文学已经变得不“青春”了，它仿佛已经属于上一个世代。此刻我们重新审视青春文学，就会发现，不是年轻就真的熟悉青春、理解青春并能够准确表达青春。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江索，原文标题：《你沉迷的青春文学，就是爽文》
2019年1月，二手书平台“多抓鱼”发布了一份年度榜单，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落落、桐华等曾位居畅销作家排行榜的青春文学作家，赫然出现在“2018滞销作家榜”上。与之相对，东野圭吾、金庸、王小波、加西亚·马尔克斯、余华等出现在畅销榜单上。
这份榜单暗含着一种来自大众的嘲讽。在市场选择下，“青春”竟是这样经不起时间的磨折，它们贬值、速朽，只能骗骗没见过青春的人，没有进入二手市场和回顾的必要。
以青春为名义书写的青春文学，得到的却是和青春本身相反的冷遇和结局——我愿意回望青春数次，但青春文学似乎并没有把青春这件事讲好。
最开始读青春文学时，我还在上小学。
2000年年初，在一众经典和教辅书里，韩寒、郭敬明、饶雪漫的畅销书摆在新华书店客流量最大的核心位置。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急于去领教“青春”的具体形状，寻求一种关于未来的指导。
这未来自然是短见的、囿于校园的、远离社会的，是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等遥远的作家所不愿浅白指点的，也是当时流行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无心讲述的。
但无论是青春尚未到来的彼时，还是青春即将离我而去的今天，青春文学里的“青春”从未降临我的现实世界。我一度怀疑，那种青春也从未发生在作者的现实世界里。
1. 新时代青春期
《花季雨季》
郁秀 著
海天出版社，1996-10
国内所谓的“青春文学”自1996年的《花季雨季》发端，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推动下，被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安妮宝贝等80后作家发展壮大。
在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稳步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物质匮乏感正逐渐消退。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都市社会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消费革命”，消费主义悄然置换了苦行主义。
一群正在经历“新时代青春期”——这种青春期是整个中国社会都陌生的——的年轻人开始编织关于青春的画面，树立关于青春的想象：孤独、叛逆、炫富、伤痛、爱情、校园、欺凌、浮夸、情绪，甚至堕胎、车祸、斗殴、开除、复杂多角恋。
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剧照。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回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青春文学算得上一个重要现象和书写方式，读安妮宝贝的青春小说时，他看到了一种极端的个人情绪在其间展现。
“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里，很少出现这种极端的、自恋的情绪。最早出现的某些青春小说是有其代表性的，给人一种特殊的阅读体验。”
在以韩寒、郭敬明作品为代表的青春文学里，杨庆祥看到的更多是一种表层和悬浮的书写。
即便是模仿村上春树充满小资符号的作品，比如各种品牌名称、爵士乐、咖啡、劳力士，也只是简单挪用元素，没有捕捉其真谛——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深刻的历史内容。
电影《小时代》剧照。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人书写青春伤痛和成长过程，关键是写得好不好，是否深入、丰富，是否有具体支撑、真正具有力量，还是只停留在表面的、矫情的、泡沫化的书写上。”
杨庆祥说，一群青春文学作家在某个时代书写青春、留下了作品，但他们的作品并没有真正地传达那个时代的精神，描述特定的历史和社会问题。换言之，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但并没有很好地反映时代。
国内早期青春文学作家成长于日本动漫和游戏、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以琼瑶作品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流行的时代。
日本作家金原瞳创作的“残酷青春文学”，以及韩国作家可爱淘引领的温暖、纯爱、野蛮的校园小说，也多少影响了国内青春文学的创作。
但这些青春多是塑造出来的幻象，是青少年对成年社会的设想，局限于特定场景，使用特定道具——他们穿戴起成年人的时装，效仿成年人的痛苦表情，却没有提供造成成年人痛苦的细节和基石。
2. 青春文学是另一种爽文
《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研究》
李琴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3
《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研究》一书写道：
“我国许多青春小说采用单一的场景设置，如同微电影或舞台剧般的剪影拼凑，看不到任何宏大叙事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私语式情感体悟与宣泄。
这恰恰反映了我国青春文学的时代特色，即思想意识形态的开放、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独一代’的自我与自恋，以及青春文学与文学传统的断裂。”
今天看来，无论是青春文学还是根据它改编的青春电影，都无法让人感同身受，召唤起对青春的怀念——尤其是对走过青春的人来说。
青春文学是另一种爽文，用塑料感的道具堆叠一个厮杀而剧烈的世界，但又不涉及真实的厮杀，更像一种VR游戏，只有情绪倾泻，没有经验留存。
当时的文学前辈和青少年读者似乎误解了一点：不是年轻就真的熟悉青春、理解青春并能够准确表达青春。
电影《左耳》截图。
另一方面，青春文学在千禧年前后的十几年间占据畅销榜单，书商、媒体等各路力量将韩寒等人打造成出版业流量偶像，为多位写手提供了上升通道、形象包装，以及丰厚的比赛奖金。
刚刚松绑的图书市场迎来资本，迫不及待地树立标签和网红，青春文学及作者被选中成为一种新的财富密码并广泛流行，大量复制者也紧跟其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青春文学”是“后青春时代”文化的一个表征：青春的躁动、无因的反抗与历史进程中的参与危机相互感应，催生疲惫懈怠的花朵，其中的青年仅有着青春的外壳——当然，也可能包含着一个苍老、世故的灵魂。
拒绝成长是一种撒娇式的回避，而精明老练地兜售青春则是另一种卖萌式的营销，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出版业和资本划分了青春期读者这一细分市场，塑造了青春文学这个类型，迎合了中学生消费群体寻找情绪共振、生活共鸣，了解尚未到来的高年级校园生活以及同龄社交的需要。
但杨庆祥觉得，与其说诞生了一种新文学类型，同质化、抄袭现象严重的青春文学更像处于低端产业链下的一种娱乐行为和商业模式。
“塑造读者的趣味，再根据趣味模式化地产出一批作品，其实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
杨庆祥说，“真正的严肃文学是要求个性的，不能轻易复制。但青春文学是一个生产流水线，是产品而不是作品。这个产品一旦读者厌倦了，很快就会垮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江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