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建国初旌德的移民活动
晚清至建国初旌德的移民活动
方光华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333期
晚清时期
旌德的移民活动，最早可上溯到晋、唐，北方汉人为逃避战乱、赋役，纷纷南迁。据家谱记载，江、刘、方、吕、鲍姓隋唐时辗转迁至旌德。汪氏先祖五代末期从歙县迁居旌德新建，喻氏先祖宋时迁旌德仕川，韩氏先祖明时避外夷之乱迁居旌北。中原大族的定居繁衍，使旌德人口渐趋兴旺。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继续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加上乾隆年间奖励垦种，鼓励开发，致使有大片荒坡闲地的旌德人口不断增长，闽、赣、浙及池州、安庆等地的“棚民”纷纷流入旌德境内，租山垦种。嘉庆年间，入境人数更多。
流民入境后，多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子孙繁衍，人口激增。孙村汪永年生于清初，至160年后的嘉庆年间，其后裔已逾千人。江姓一族除外出扬州、北京等地经商者外，仅在县内就有8万余人，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至道光五年（1825），全县人口增至44万多人。咸丰三年（1853）增至50万人，达到旌德历史最高峰。当时，城乡房舍鳞次栉比，旌德县城几无空地。西门外有幢“铜门屋”，内住一百多户；近郊宋姓、汪姓居民都在千户以上；庙首、江村、三溪、大礼村、乔亭、朱旺村等均为千户大村，连仕川深山区也有“千灶万丁”之称。这些村庄中的古墙房基，至今仍然随处可见。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地处宁国府的旌德作为天京的外围屏障，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往来拉锯的战场之一。从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二年（1863）八年间，太平军四占旌德县城，清军及地方团练与太平军战争多年，加上连年旱涝瘟疫，使田园荒芜，人口流亡，饿殍陈野，旌德人口急剧下降。至同治三年（1864），人口锐减到不足三万。大村十室九空，小村空无一人，“壮丁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老弱妇女百不存一。”同治四年后，形势渐趋稳定，外流者陆续返乡。
战后旌德许多地方出现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状态，大量土地闲置以至抛荒，房舍多有空置，为外地移民预留了空间。因此，旌德同样成为战后移民招垦的一个地区。
皖南地区的招垦，在湖北、河南等省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中间引起极大轰动。据当时的《安陆县志》记载：“同治六七等年，民间讹言下江南，种无主良田，住无主美屋，无一村一堡不轰动。凡佃户皆辞田而去，迁徙者不下万户。”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近代皖南地区（包括旌德县）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移民大多持安土重迁的观念，对远适他乡存畏惧心理，总是在离家乡近的地方找适宜的定居点。两湖、河南移民多是乘船沿江东下，到芜湖后，沿青弋江支流上行到旌德，选择这样的路线比顺水阳江而上迁往广德州的人数大大减少。其中通过乡邻、戚族提供自己定居的信息，影响到移民对迁入地的选择。此外，移民初到异地，在生产、生活诸方面都需要帮助，佃种他人的土地，也须有熟悉之人作保，“其异籍农民认垦荒田，须令田邻地保出具互保，俾知根底”（李宗羲《招垦荒田酌缓升科章程详文》）。这一政策，直接关系到移民选择熟人、戚族的定居地作为迁入地。
这一波移民，从同治六七年开始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赣、鄂及本省宿松、太湖、无为、巢县、庐江等地的移民迁徙旌德，使旌德人口缓慢回升。光绪三十年（1904），全县人口39266人。
旌德山多地少，唐、宋以来，大姓小族多聚族而居，“人烟凑集，城乡皆聚族而居，近来生齿愈繁，大族人丁至有万余，其次不下数千，即最少亦三二百人”。在这样的地方，宗族势力强大，外来移民很难插足，即使“他姓有迁入者，则受其欺侮排斥”（《青弋江流域概况》）。移民的分布自然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当时旌德移民，多选择人口少的偏僻山区落户生活，与土著居民尽量减少生活、生产方面的摩擦。
湖北移民在旌德境内，以与宁国为邻的云乐乡为多。云乐太平天国后，人口稀少，地方偏僻，湖北人在刘村、洪村、许村、陈村、茶岭均有分布。俞村乡上口村湖北移民为数同样不少。安庆移民在旌德西乡为多，白地高甲麻岭村、庙首祥云的小村落大多为清一色的移民居住。城关、双河乡及俞村乡的乌岭沟等地安庆、庐州等地移民多有分布。
在地方志中，旌德的外来移民迁入过程缺乏记载，历史信息模糊不清。光绪中叶，时人指出“旌德多鄂、赣、怀、桐客民”。此外，还有湖南、山东和河南移民。从同治三年（1864）的人口数字，与光绪三十年（1904）的人口数字比较分析，估算移民数应该有五六千人。光绪十年（1884）的一个事件，可以作为佐证。那年，旌德发生旱灾，因积谷不多，官府只对土著居民进行救济，引起外来移民的不满。“楚南寄籍该处之人，谓其办理不公，殊非为善从同之意，因于初九日夜结聚同党千余名，持械拥入县署”（《益闻录·客民滋乱》）。一次集聚千余人，可见其人数之多。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宁国县河沥溪擒获“匪徒”15人，皆系“河南、山东产，潜居旌德县有年”（《益闻录·宁国近事》），说明同治末或光绪初年，已有河南、山东人移民旌德。
移民的迁入，为太平天国战后旌德的生产带来了为数不少的劳动力，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建国初期
建国后，旌德的移民活动主要有三次，依次为江淮地区灾民、无为移民和新安江水库移民。
一是江淮地区灾民安置。1954年春夏，江淮地区发生了超过1931年的大洪水，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河北受灾严重，安徽省受灾人口达1537万，重灾民917万人，转移灾民4974598人，就地安置4598566人。
据《旌德县志》载，1954年旌德县接收安置江淮地区灾民5143人。从1954年11月旌德县委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一些零星的灾民安置情况，仅三溪区安吴乡就流入126户，420人，劳动力仅占40%。灾民投奔亲友安置的仅占十分之一，无亲友可靠的灾民主要居住在三个祠堂和一个庙内。灾民到旌德时正值秋收秋种季，劳动力帮工挣现钞养家的比较多。由于生活困难，灾民遗弃小孩或将小孩送人的情况在三溪、隐龙、模范均有发生。当地政府组织村民生产自救的办法，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和副业，动员灾民种菜并指导他们上山挖葛根蕨根，解决吃饭问题。在政府救济的同时，号召当地干部群众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帮助灾民生产生活。
二是无为移民安置。无为移民是旌德县有史以来数量最大的一次。1958年2月，芜湖地委决定计划从无为县迁移40000人，到旌德县“支援山区、开发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任务分到无为县13个区，一批20000人，分两批迁移。无为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农村工作部牵头，会同组织、宣教、财贸、工交、共青团、妇联、公安、民政成立办公室，乡镇由1名党委书记负责。任务集中分配给土地少、人口多的社，如汤沟、新民、蜀山等13个区。
当时，宣传动员时都以“支援山区”统一口径，不提“移民”，规定孤寡、懒汉、地富反坏分子、转业军人不许迁。为配合宣传动员，无为县还印发了《给支援旌德山区人员的一封信》。第一批要求3月份春耕前迁到。全家一起走的可将组织关系、粮油关系一同迁走，仅劳动力走的可带简单的劳动工具，房屋等财产交社队由专人看管。从1958年5月1日旌德县委的一份报告中得知，无为移民总数6243户，26501人，返回1915人，实际移民24586人。当年还有自由迁入的5750人，总计30336人。
旌德13个乡均有接收任务，版书最少144户720人，云乐、朱庆、三溪、兴隆、庙首、孙村都在2000人以上。因不习惯山区生活和初期的艰难，返回现象时有发生，据无为县1958年8月份一份统计数据显示，移民返回856户3338人。以后，这个数字又有变化，只是没有查到准确的统计数，旌德县志只笼统记为“1958年，接收安置无为移民20000余人”。1957年旌德县总人口为74059人，到1958年增至90109人，毫无疑问，无为移民占了净增量的绝大部分。
三是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根据国家统一安排，旌德县接收了浙江淳安和本省歙县新安江水库移民3034人。移民安置各乡镇均有，白地、兴隆最多。
自晚清到建国初，旌德县移民数粗略估计可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一些大村聚族而居的格局因之发生改变，比如江村、庙首。移民的到来，无疑大大促进了旌德县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移民的文化、生活习俗，同样在旌德生根发芽，对本土文化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现今流行的旌德普通话，各地来的人都能讲，都听得懂，有些人在小山村可能还在讲湖北话、安庆话。现在的旌德人，都很包容、团结，外地人到旌德工作很容易融入，没有陌生感。
旌德人居家过日子，并不像徽州人那么节俭，倒有几分江北人豪爽的风格，这一点，现在很火的小吃“旌德大饼”就是一例，不但饼馅丰富，而且用油很重，与歙县、绩溪面饼迥然有别。由于移民融入日久，以致于移民的历史渐渐为多数人所遗忘。近十余年来，新安江库区移民由于有了政策补贴，移民情况普查得十分清楚，到目前有3264户，8654人。而略早于此的无为移民情况，就要模糊得多。
（作者系旌德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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