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灾难

有个段子，说一土豪的儿子，老师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他说不是他烧的！老师当时就给他爸打电话:“你儿子太不像话了，我问圆明园是谁烧的，他竟然回答说不是他烧的……”儿子回家后，被他爸一顿毒打，第二天他爸打电话给老师说:“昨晚他已经承认圆明园是他烧的了！老师，无论多少钱，我们家都赔！”19世纪的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有一个论断，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现代文明的国家则民法多而刑法少。按照这种说法，中国古代法家制度下，几乎只有刑法而没有民法。在传统宗法社会，刑讯逼供一直是合法的审讯方式，口供和画押几乎是唯一的定罪依据。就连包拯包青天都动不动说：“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再不招供，大刑伺候！”实际上，死于刑讯之下的人远比被正式判处死刑的人多。《宋史·刑法志》中记载：

天下之狱不胜其酷。每岁冬夏，诏提刑行郡决囚，提刑惮行，悉委倅贰，倅贰不行，复委幕属。所委之人，类皆肆行威福，以要馈遗。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则令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呼喝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而又擅置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富贵之家，稍有罥偏，动籍其赀。又以趁办月桩及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从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大意是说：天下狱吏之残酷无所不用其极。每年冬夏之际，上级官员命令提刑审判案件；提刑不敢，便都推给倅贰；倅贰不敢，便推给幕属。所委托的都是些肆意断案并所取贿赂的官员。监司、郡守肆意断案，想要判处刺字的，便让犯人自认其罪；想要判处死刑的，也让其自认其罪；命令狱卒在规定的期限内，逼出口供并让犯人上交钱财。不仅如此，这些人还擅自制造刑具，残害平民。有的用木头猛击四肢；有的用木板和绳子夹住臀部；有的用绳子缠住头部并夹上木楔子；有的将犯人反绑在地上，并用绳子捆住双腿，然后命令狱卒在腿上跳。刑罚极其残忍，疼痛深入骨髓，几乎令人丧命。富贵人家稍有差错，官吏便借此机会盘剥。又以增加收入的名义，不问罪刑的轻重，一并判处财产刑。如果官取十的话，到了吏那里就变成了一百。）

“汉代以后直到明清，官员审案无不使用拷打”（《中国历代酷刑实录》）。刑讯逼供，古代叫“拷讯”；清代的名称更形象，叫“熬审”。从古到今，刑讯花样何止千万。东汉末年已有“考掠五毒”的说法，唐代酷吏则惯用“泥耳笼首”、“捶胁签爪”、“悬发熏目”等等酷刑。莫言在小说中，写了一种比凌迟更残忍的“檀香刑”：一截打磨光滑的檀木从犯人的肛门插进，穿过五脏六腑，再从上面后颈穿出，几乎没有伤口，其意在让人痛不欲生的活着。“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在中国历史中，酷刑与酷吏密不可分。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正义只有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酷吏之所以热衷于酷刑，就是因为他们确定自己将来绝不会遭遇酷刑。正因为如此，中国有不少“作茧自缚”、“木匠做枷自己戴”的讽刺，甚至还有一个“请君入瓮”的典故——

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奉进止鞫兴，兴不之知也。及同食，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咸即款伏。（《太平广记》卷一二一）武则天时，大臣狄仁杰被诬告谋反，酷吏来俊臣主审，狄仁杰迫于酷刑，只好表面认罪，暗地里写下血书诉状，由其子上诉朝堂。武则天见到状文后质问道：你既无罪，莫非罪状上的画押是假？狄仁杰悲愤地答道：我若不招供画押，怎能活到现在？在皇权专制时期，酷吏操持生杀大权，受害者根本无权“保持沉默”；拒不认罪，必然招致酷刑折磨，甚至死于非命，反不如自诬诬人，免于眼前之灾，再寻机翻供辩冤。但实际上，一旦认罪，再想逃出酷吏之手，势必登天还难，只能寄希望于越诉一途。南宋时，宋慈根据自己作法医的经验撰写成《洗冤集录》；比他更早一些的北宋，有个叫李元弼的法官，他将自己进行刑讯逼供的经验写成《作邑自箴》一书。在书中，李元弼系统地总结了拷讯之法，甚至说应用了许多心理学原理，使受刑者的心理压力逐次加重，直至最后崩溃。比如在拷讯前，先报出拷打的数目，喝令拷打前先停顿一下，待受讯者“欲说不说，持疑之际”，乘势大声喝令“打！”但不一次打完，分几次停顿，使之“自然畏慑，不敢抵讳”；若还不招供，则吊起一只脚，罚其日夜站立，不准躺卧，“不过三两日，便吐本情”。

桎梏锁是中国传统的刑具，称为“三木”，脚铐为桎，手铐为梏，锁即枷。明朝时期，枷锁始渐滥行。万历皇帝朱翊钧创制了立枷，就是明清时代常用的刑具“站笼”。犯人被枷住脖子，身体只能站在那里支持，跪坐都不可能。人一旦进了站笼，不出一两天就会毙命。如果将枷抬高或压低几寸，则犯人要么是窒息速死，要么弯曲着双腿支撑身体，用不了多久便力竭身亡；因此站笼中一般都在犯人脚下垫砖，以砖的高度来控制犯人的死亡时间。晚清时期，滇戏演员刘松廷被装进站笼逼供，刘不堪折磨，踢掉砖头后很快便死去。立枷最早只是为了将犯人“示众”，但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极其残酷的死刑，对地方官吏来说，这种死刑根本不用等到“秋后”，也不用“呈报上宪”。与经过审判后合法处死的死刑犯相比，在监狱中被非法害死的不知要多出几倍。道光年间，四川监生陈乐山以自己亲身经历给皇帝上书称，他在巴县听说这里每年要“牢死”200多人，在华阳县，他亲眼见到30多人死在狱中，还有70多人命在旦夕；在他经过的湖北安徽等地，情况与四川相仿，他推算每年全国至少有几万人死于牢中。《坚瓠四集》中记，长洲县令彭某设立“纸枷”，纸枷虽轻，但极脆薄，一旦损破，要遭酷刑，因此反倒比木枷更加可怕。春秋时代，曾有“李离伏剑”的美谈。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晋文公时代的最高司法长官李离，一次根据下属向他汇报的案情，将人错判了死刑，便自己把自己拘押起来，准备抵当死罪。晋文公说:“官阶有高低，处罚也有轻重，这案子是下面人弄错了，并不是你的罪责啊！”李离说:“我的官职很大，从没有让给下属一点权；享受很多奉禄，却没有赏给下属一点利益，现在错判案件而杀了人，却把罪责推卸给下属，这可没有听说过。”说完，他不顾晋文公的劝阻，伏剑自杀了。对于李离以身殉法，《韩诗外传》评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李离伏剑，为法而然”。明清时期，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甚至杀害无辜的事件层出不穷，因此而造成的上控和京控也屡见不鲜。庐江县令杨霈霖动用非刑，打死无辜，其亲属阻截上控；为掩盖罪行，又以酷刑逼取伪证，罗织陷害，甚至纵火烧毁民房，逼孕妇自杀，将不听命的差役关进站笼，断绝水米致毙其命，可谓穷凶极恶。但这样的酷吏并不是孤例，如《清稗类钞》中记载的一个案例：嘉庆庚辰，陕西渭南县富民柳全璧，因索债事，殴死佣人朱某，乃重贿县令徐润，诬为朱某自跌伤，已完案矣。朱之妻子上控，抚院改委他县令姚洽另审。柳复广通贿，巡抚朱勋、布政使邓廷桢皆有所染。姚洽承意指，朱妻方临蓐，命差役凌逼赴审，致伤风死。其戚马某屡控，姚洽复加以严刑致毙。朱某有侄，已受贿私和矣。村民不甘，群聚诟之。曰：“汝不上控，吾侪即分汝尸！”朱侄不得已，入京上控。御史王松年密劾之，仁宗命那绎堂制府成驰驿往讯，尽得其实，全璧抵死，洽、润等论戍，勋、廷桢降革有差。（《清稗类钞·狱讼类》）光绪十七年(1891年)，安徽庐江知县杨霈霖在判决一起遗产继承案中，徇情枉法，滥用酷刑，致死人命。死者的母亲张黄氏觉得自己的儿子死得太冤、太惨，便到府里申控，被杨知县的衙役抓回本县。杨逼令张黄氏写结状、按手印，即承认儿子因病亡故而非刑讯至死。张黄氏不甘心，又到安徽巡抚衙门投控状，被安徽巡抚沈秉成上报朝廷。光绪皇帝发下谕旨，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遴派司道大员彻底讯明，秉公议结”，最终使杨知县受到惩处。在清代州县司法审判程序里，录取的口供亦是导致讼案难以伸直的原因。“重视口供，本是重视证据，然弊病亦多。无供即无招，官司便无法定谳，审理者便可以借此拖延审案，也可以据此合理地对两造使用刑讯，以求案件能够尽速进行，以免逾限。”刑讯与酷刑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对于酷吏暴行的宽容和纵容，因拷打致死人命，最多不过处以杖罚。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受害者已死，死无对证，杀人的官吏往往不受任何追究。一些恶棍、酷吏甚至索贿受贿后，替仇家故意监毙人命。清雍正时发生的麻城冤案中，涂如松因妻子离家出走，便被诬告和刑讯逼供，“两踝骨见，犹无辞，乃烙铁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声，虽应求不免，不胜其毒，皆诬服”。在西方人看来，刑讯口供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审判逻辑”。“中国的法官仅仅是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断案的，这使他们经常对一些案件草率地作出判决。”英国人麦高温不无刻薄地叙述了中国的刑讯：“竹棍夹杖……构成了每一次普通审讯的基础。……在现有体制下，一部分官员仍旧没有废除这种游戏般的刑罚。因为它还替代着严密的盘问、辩护律师的恳求以及法官的精深评论，而后面这几种形式都还没有在中国的法庭上出现过。”（《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1764年，也就是清朝乾隆二十九年，一部《论犯罪与刑罚》的小册子风靡欧洲。在书中，26岁的贝卡里亚对酷刑和死刑提出质疑和抨击——要求一个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切关系；想让痛苦成为真相的试金石，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中蕴藏着检验真相的尺度。……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