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实现之为责任：读韦伯《学术与政治》

自我实现之为责任

——读韦伯《学术与政治》

在韦伯的《学术与政治》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韦伯。我一直觉得，《学术与政治》才是韦伯的精神地图。韦伯的生活充满了复杂矛盾综合于一身的纠缠。他参与政治，有时又是个很纯粹的学者。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个自由的理性主义者。他期望普鲁士的强盛，赞赏俾斯麦的改革，同时又看不惯中产阶级对俾斯麦没有反思能力的雌伏和毫无远见的社会风气。

《学术作为志业》，在文中虔诚的母亲对他的影响占了上风，政治作为志业，世俗官僚的父亲仿佛又占了上风。如果有一个契合点是能够将一系列矛盾加以统合的，那一定是行动者。是社会行动，让个体整合自身。就像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让个体的意识不会无迹可寻一样。

世界的除魅过程，被看做是现代性最重要的表现。它从根基处动摇了曾经被理所当然的视为崇高的东西，但并未建构起与之相配套的新的价值评价体系。人们开始了理性化和理智化的过程，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个观点，都需要对自身的合理性做出论证。所以，除魅，说到底，就是一个反思曾经的价值体系的过程，这种反思需要的是过去的价值评价体系，拥有超出人类领域的，有神的保证的价值评价体系，必须对自己如此这般的为价值排序而提供合理性的证明。

理性化的发展和深入人心，导致了人们对于合理性的进一步需求。而无法自证合理性的曾经的价值评价体系，无疑是经不住多少理性化考验的，于是，那个无法合理化的评价体系，就作为魅，被理性化的法庭驱逐出人类价值的评价领域。

《学术与政治》是两个韦伯都有着深度参与的领域。在韦伯发表这两篇著名演讲的时候，他已经名满天下了。但他演讲的风格却是格外冷峻，甚至刻意回避挑动激情的可能性的。这里面自然是有不希望听演讲的人仅仅是被演说的激情鼓动，而是希望通过冷峻的风格，让听演讲的人客观的认识到现实的状况，从而从当前的境况出发，做出改变，做出应对，

韦伯一直事对德国有着深深地忧虑的，即便韦伯生活的年代里德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却也问题多多。军队，政府中贵族和地主的比例居高不下，因此而导致没有足够成熟的政治家来把控德国的发展方向，韦伯看到了其中的危险。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谁若无法坚毅承担，让我们对他说:您还是安静地、不要像一般回头浪子那样公开宣传，而是平实地、简单地回到旧教会双臂大开而仁慈宽恕的怀抱中去吧！它是不会为难您的。不论以哪一种方式，他总是要以某种方式奉上他理知的牺牲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他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会因此而责骂他。因为这种为了无条件的宗教皈依，而采取的知性上的牺牲，从伦理角度来看，和规避智识诚实这个平实义务，并不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人缺乏勇气去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转而用软弱的相对主义论调，减轻这个义务，那就是在规避智性诚实这个平实的职责。在我看来，为了宗教皈依而牺牲理知的人，比讲台上的先知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后者没有了解到，在教室的范围内，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实的知性诚实”。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里，这段话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觉得学术中最重要的品格。如果没有平实的知性诚实，那，越多的知识堆积，带来的或许不过就是越多的遮掩懦弱龌龊和肮脏的无耻伎俩罢了。

在我心目中，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形象是王阳明那样的。韦伯认为的政治家要具备三种特质:热情，判断力，责任心。一一列举说明。

阳明不是普通的以政治为职业养家糊口的政客或者技术官僚，而是将自我的完成，人格的完善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能够被视为一个将政治作为志业的政治家。另外，阳明对各种复杂的政治情况有清晰而准确的判断。再者，阳明心中有自己的儒家那套信念，却并不像常见的腐儒学究那样，仅仅偏于信念伦理，不顾后果的去做一些虽然看上去目的是好的，其实却非常有害的事情。而是将信念伦理牢牢的附在责任伦理上，一步步向着目标去践履笃行。我想，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算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了。

学习韦伯，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在思想上在理论上获得一种系统的视角，能够拒斥庸俗的和稀泥式的相对主义观点。

诚然，这个世界价值多元的事实情况已然如此这般的存在，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的斗争，暂时也找不到什么新的办法。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做什么都有理，怎么都是对的理由。

多元是属于个体的人际间属性的，你需要对别人的对待世界的方式给予起码得容忍和尊重。但对于个体自身的生命领会来说，却未必是多元的，你需要一种观念来引导来加持来合理化你的行为，同时，你用你的行为去证明着，去彰显着，你所坚持的生命领会方式的合理性。假如在这个层面都还是多元的，那可能要么是兽性的，欲望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拿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狡辩。要么就是自私的功利的，算计着做，然后找能用的上的理由狡辩。我想，那样的多元，就是和稀泥的多元。这也是韦伯如此在意行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