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不可遗忘的千里“大输血”
——河北干部南下宁国记
吴云驾
微信版第1007期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宁国解放、河北干部南下宁国70周年。当年为支援全国解放，1.7万名华北干部浩浩荡荡跟随中原野战军，背起行囊别着枪，抛家舍业，历尽千辛万苦挺进南方，他们如同新鲜血液输向贫血的新解放区，大军打到哪里，他们就留下来参加接管地方政府、建立人民政权，为全国解放和政权巩固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其中，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五支队三大队50多人，在大队政委、望都县委书记张丙申率领下于1949年5月7日到达宁国。
退休后的张丙申
此次南下在正定集合之前，各地出发时间不一，有的在春节（1月29日初一）后，有的在元宵节（2月12日）后。据可靠资料，张丙申的第三大队是2月15日从家乡出发的，出发时有87人。[6]一般先在县里或地委集中学习，后到正定西柏棠统一编组、整训，再从石家庄柳辛庄乘火车（货车）到山东德州，在此灰军装换成黄军装，增加了山东独立营负责保卫，然后徒步沿津浦铁路南下，途径济南、临城、江苏徐州；到了安徽蚌埠后接到命令，纵队改由渡江指挥部统一领导，再乘火车到合肥。
4月上旬，纵队集体乘车到达合肥。陈毅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队伍的目的地不是宁沪杭，而是皖南地区，纵队务必于4月23日前随军完成渡江任务。得令后纵队快马加鞭，经舒城、安庆，4月23日从下枞阳渡江，此时百万雄师过大江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近日，笔者在宁国采访了四支队七大队的河北曲阳籍南下干部李维民、茹秀芳夫妇。据李老回忆（他夫人是华北局几个月后派人送过来的），他们四支队与五支队一千多人是在察哈尔誓师后一起南下的。当时一路走走停停，前后差不多3个月，行程2000华里，大部分时间靠步行，每天少则5、60里，多则7、80里，脚都磨起了泡。吃的基本上是小米稀饭，菜是一锅煮。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经常夜行晓宿，最难受的是春雨绵绵，每人发一块油布，身上经常是湿的，长疥疮、打摆子和痢疾的人不少，有些人受不了就开小差，但我还是挺过来了。
过江那天黑灯瞎火，大家轻装上阵，除了枪支弹药、粮食，每个人负重不得超过8斤。10几个人一条船，我们北方人都是旱鸭子，现在想想都后怕。
渡江之后，在贵池县城纵队进行了分工、调整，第三支队到芜湖地区（其中第一大队到宣城），第四支队到池州地区（李老被分到今天的石台县，1953年5月夫妻二人调入宁国工作），第五支队500余人到宣城地区，直属队到屯溪。
4月24日，宣城解放。次日第五支队到达宣城，并做了进一步分配：完县干部接管宣城县，唐县干部接管郎溪，涞源干部接管泾县，望都干部接管宁国，易县干部接管广德。5月7日，张丙申率50多名望都县干部到达宁国，并与张帆领导的宣宁工委会师，开始筹备新的人民政权。
安徽省境内当时江北已成立皖北区。5月12日，华东局决定成立皖南区党委、行署，谢富治兼任区党委书记，牛树才、胡明、马天水任副书记，魏明任行署主任。次日，芜当、宣城、池州、徽州四个地区的党委、专员公署相继成立。同日，根据中共皖南区委第一号通告，经中共宣城地委批准，中共宁国县委成立，张丙申任县委书记，另外6名县委委员除了张帆（江苏吴县人），还有5名都是河北南下干部，他们是甄培德（副县长）、王继明（组织部长）、李鹏举（武装部长）、窦云霄（公安局长兼社会部长）、魏义全（农会主任兼民运部长）。同日，宁国县人民政府成立，下设秘书室、民政科、公安局、财政科、农林科、教育科，张帆任县长（6月26日张帆调走，甄培德任县长。在此之前，大队长张受益已改派广德任县长）。其余干部各就各位，被分到县直单位或各区委工作，大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另外几支南下干部队伍的最终去向大致为：冀南支队一部分去湖北，大部分去湖南；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去了湖南；长江支队去了福建；晋中区、察哈尔省、冀中区、太行区抽调组成的南下区党委进入湖南。[7]至此，河北干部南下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当时宁国刚解放，国民党残部仍有相当势力，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百业待兴，形势严峻，干部下乡进城也常常是枪不离身。当时干部严重不足，全县仅有干部120多人，其中南下干部72人，当地游击队干部50多人。但是，以南下干部张丙申书记为核心的县委班子与县政府各部门紧密配合，牢记使命，区，依靠群众，不畏艰险，勇于担当，依据中央指示的“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去。“南下干部”是那个激情燃烧岁月敢于牺牲、无私奉献战斗集体的代名词。他们不仅克服了语言障碍、饮食习俗迥异等困难，还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滚烫的青春热血、丰富的老区工作经验和熟练的政策把握，在宁国新旧交替最为艰难的时候，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带来宁国翻天覆地的巨变，做出了四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在县委、县政府成立后，接管了旧政权所属的财产、物资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地方各级政权和各种社会组织，为稳定政局和恢复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开展了剿匪反霸、平叛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挫败了1949年7、8月份发生在杨山、甲路的两起暴乱，并在年底前共破获土匪特务案件13起，清除潜藏的土匪特务128名，后来又肃清反革命分子3308人，扫荡了顽固势力的残余力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8]三是开展减租减息、抗灾救荒、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不仅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翻了身。四是组织征收公粮支援前线，1949年完成公粮征收任务1500万斤，为解放大西南和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4年后，本地干部在南下干部的积极扶持下茁壮成长，这些不远千里铸剑为犁、为宁国改天换地的“南下干部”逐渐调离原岗位，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如李鹏举于1949年7月调往皖南干部学校，魏义全于1949年8月调往西南，甄培德于1950年6月调往宣城，窦云霄、王继明于1951年先后调离宁国，张丙申也于1952年9月调往芜湖。但是，五六十年代仍有一些调入或提拔的其他河北籍干部，继续担任宁国县委正、副书记或县长、副县长，如：郭明哲、王凤德、赵春晖、刘济民、赵步文、张占甲、刘文周、张贵雨、耿维新、茹秀芳（女）等10人。[9]由此可见，老区南下干部对宁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如今，南下干部中的大多数已不在人世，但是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信仰坚定、初心不忘、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南下精神”，永不过时，必将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昂首奋进。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旖旎风光秀，幸福来之不易，我们当倍加珍惜。南下干部千里“大输血”的壮举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作者在采访中
参考文献：
[6]韩增寿，周跃飞：《望都儿女》，P110.中共望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6.[7]周聪聪：《干部南下：千里“大输血”》，《河北日报》，2019.1.24.[8]中共宁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宁国历史·第二卷（1949-1978）》，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6.[9]宁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国县志》，三联书店出版,1997.7.（作者系宁国中学高级教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宁国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