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课 | 陆建德：钱锺书《围城》的幽默与讽刺

（因原文较长，音频只为部分）

陆建德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钱锺书与清华大学及瑞恰慈的关系

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我阅读《围城》的一些粗浅的体会。能够到清华大学来讲《围城》，这是莫大的荣幸.我高考的时候在杭州，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我是不敢填的，因为清华那时候是工科学校，如果当时清华大学跟现在一样是综合性大学，我也会想一想是不是来读中文系或者是外文系。

清华大学在钱锺书读书的时候，文科也特别强。清华初办时就有好名声，那是在民国之前。美国把一些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那时候的中国人缺少管理钱财的道德能力，怎么样来做最好？美国就决定用一部分钱办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现代中国很多优秀知识分子都是庚款学生。美国后来又与中国政府一起组建一个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管理、使用这笔退款，文津街的老北图就是美国归还庚款建的，当时亚洲还没有设施如此完备的图书馆。基金会至今还在中国台湾运转。清华当年发展很快， 钱锺书报考清华的西洋文学系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时这个系在中国各大学里出类拔萃。

钱锺书1929年来清华读本科，1933年毕业以后回到南方，在上海光华大学教英国文学，两年后又通过考试获得英国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奖学金留英。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也是尽其用了，一部分拨为留学奖学金，其他的用于修造铁路、支持教育事业等等。钱锺书就是一个庚款学生。在民国时候，如果履历表上填自己是庚款学生，这是很荣耀的，因为庚款学生出去不容易，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现在人们说到外文系，就以为老师教外语，学生学外语，不会把文学创作跟外文系的师生联系在一起。其实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外文系的人往往也长于中文创作。我曾经在中国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文学所五十年代初成立时还属于北大，过了几年划归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社科院前身。钱锺书和杨绛原来都是文学所西方组的，这个组1964年划归从文学所分出来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钱锺书是文学所古代组借去的（选注宋诗），一直没有“归还”。那时候外国文学所里作家较多，钱锺书和他的一些同事在创作上也非常有建树。杨绛就是一个作家，冯至是德文专家，也写诗，得到鲁迅认可。卞之琳对新诗的贡献也大。研究、翻译法国文学的李健吾先生笔名刘西渭，散文写得好，还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他跟杨绛、钱锺书四十年代在上海的时候来往密切。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会觉得很多著名的作家在最初的时候都是跟外国文学有关系的。包括清华大学中文系要纪念的朱自清，朱自清外国文学的知识也是精湛的。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曹禺，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鼻祖。当然钱锺书怎么评价曹禺，我不大敢说。《围城》里面有一个人叫家宝（褚慎明原名褚家宝），这个家宝背后是不是有一点暗通曹禺（原名万家宝）？我不敢确定。钱锺书落笔不大有顾忌，他自己兴之所至，随手拈来，忍不住要跟人开玩笑。

晚清开始中国不断派留学生出去，也派官员出去考察，比如光绪二年郭嵩焘出使英国，从那之后中国慢慢跟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此前我们老大帝国惯于把其他国家看作是低一等的藩属国。再早几年，在1862年，北京有了一个新式的学堂叫同文馆，学生主要学习外语。后来在同文馆的基础上京师大学堂建立起来，这是北大的缘起。又有一系列其他历史的原因促成了清华大学的诞生。那个时候新式学校里面各个学科的吸引力不一样，外文系地位很高，学外文的人同时也从事中国文学的创作，这跟外国文学从晚清开始就在中国取得的特殊地位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多奠基人，像鲁迅、周作人那一辈，他们往往也是翻译家，茅盾和老舍也做过翻译，郭沫若和巴金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外国文学方面的修养非常好。钱锺书不太愿意做翻译，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有时也会跟钱锺书一起切磋讨论。

瑞恰慈

钱锺书绝对不会在自己任何著作里开清华一位老师的玩笑。 这个老师也是1929年到清华的，跟钱锺书同一年，他叫I.A.Richards，中文叫瑞恰慈，钱锺书听过他的课。我们稍微了解一点欧美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史，就知道瑞恰慈是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的开路先锋。他原来在英国剑桥大学，二十年代写了几本在整个英语世界影响很大的书，比如《实践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原则》。

钱锺书读本科的时候就会写评论文章，有的是在《新月》杂志刊发的。他的笔墨非常老练，评点人物、作品一点不留情面。从他早期的书评也看得出来，他不仅驾驭语言的能力强，读的中外书籍也多。他在清华写的评论里面讲到过瑞恰慈。

瑞恰慈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哪里？瑞恰慈对有一些写作、阅读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详细分析了“滥情”（sentimentality），他觉得 不管是阅读的时候还是创作的时候，不能太滥情，不能动不动就被里面一个人物感动得流出眼泪。 钱锺书大概是受到启发的，他也在书评里讲到过滥情的弊病，对有的诗人很不客气。一个大学本科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钱锺书的幽默感

而且我也要强调一下，他批判滥情也是跟他的幽默感有联系的。钱锺书跟有些中国传统文人不一样。我们现在讲传统文化，不能一味叫好。不少诗人作家，对自己评价都是特别高的，不管是李白、杜甫或者才能不及他们的，都养成一种习惯：在有利于自己的光线下看自己，自我感觉特别好。传统诗文里面的自夸、自美的作品特别多，这是从楚辞就开始了，诗人先把自己放在道德完美的位置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幽默感就会比较少。有幽默感的人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各种小小的毛病，也会注意到自己不完美，因而比较宽容，甚至还有一点自我嘲讽的能力。传统文人不很善于自嘲，这跟他们缺少幽默感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围城》，扑面而来的都是反讽或者是自我嘲讽。

在钱锺书的笔下，没有一个简单的理想人物。 我们千万不要把钱锺书跟方鸿渐完全等同起来，方鸿渐在很多方面不如人意，但是并不会因为有缺陷而不那么可爱，人总是要有一点缺陷才好。传统文化里面有好人和坏人（或者说君子小人）的分野，我小时候读小说、看电影首先要明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黑白太分明，看社会、人世就会有一些过分的反映。而传说中古代个别人会觉得自己生下来就有“内美”，自我感觉特别好，边上的人没一个看得上，君子只有我一个，其他全是小人，所以没有理解我。现实生活里面碰到这样的人真是一个灾难，大家会逃得远远的，避开他。对自己也有一点反讽，其实也是修养。钱锺书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

钱锺书的同辈中像他那样娴熟地用古文写作的人不多，但是他的外文也特别好，这两方面的根底使他的现代汉语写作充满亦古亦新的魅力。如果只是中文特别好，没有外语和外国文学的储备，表达就受到局限。钱锺书不是， 他能够从古文里面汲取营养，还能从不同的外文借用一些修辞的手段，来丰富自己文字的武库。 文人的武库就是他的文字。有的人特别厉害的原因就是文字资源丰富，武库里存有大量修辞的武器。钱锺书的武库，人所不及。

同时他又是对自己特别警觉的。钱锺书不大喜欢回忆，他说有的人写回忆文章或者写自传的时候，想象力就变得特别丰富，真的让他写作，想象力不过如此，十分平庸。钱锺书实际上知道很多人借着回忆自己的身世或写履历来自我标榜，《围城》里对有些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士不很恭敬。所以钱锺书说自己绝对不写自传，他说一旦我要写回忆文章，心里面就有一个小鬼要跳出来跟我作对。这个小鬼要干什么？它会引诱钱锺书为自己美言几句。与其被这小鬼捉弄，还不如不写——不给它机会。

钱锺书与《围城》

杨绛这本《记钱钟书与围城》详细介绍了这部小说的诞生过程。这本小书刚出的时候杨绛先生还送给我一本，现在看到她写的几个字心里很温暖。杨绛先生一直活到105岁，我有一段时期作为她原来工作过的机构的一员每年会去看看她，有一些事情也向她请教，从她的谈话里我受益很多。按照杨绛的说法，钱锺书是1944年到1946年在上海创作《围城》的，先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连载，1947年出单行本。郑振铎是钱杨很好的朋友，也是文学所的首任所长，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贡献是特别巨大的。他很早进了商务印书馆，商务除了出版大量图书以外还有自己的杂志，如《小说月报》。新文学的先锋积极给《小说月报》投稿，慢慢形成一个庞大的、非常出色的现代文学创作队伍。钱锺书从年纪上来讲比鲁迅小一辈，但是都得益于上海文化。抗战期间的上海，文学艺术还是呈现了多样的面貌，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文化生活特别单一，不是这样。上海的出版事业极其发达，“孤岛”时期，郑振铎甚至出版了中国传统的版画。日本入侵租界后，文学艺术状况如何，还应深入探究。钱锺书和杨绛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他们上海的日占时期艰苦度日，两个人都从事创作。

1947年版 《围城》

在抗战时期，钱锺书经历其实挺坎坷的。他在英国牛津最初读了B.Litt（副博士），这个学位非常不容易拿，我也想写一篇小文章来介绍。在牛津大学拿这个学位的人，特别有自信，极其优秀，而拿博士学位的往往是庸才。钱锺书两年拿到那个学位，又和杨绛一起到巴黎游学一年，1938年搭法国游轮回国。那时候抗战已经爆发，他们开始想到西南联大教书，去了昆明，但是他们还需要回上海探亲，结果发现从上海再去昆明十分困难。钱锺书父亲钱基博是一个老式文人，当时在蓝田师范（今天的湖南师范大学）教书，他叫儿子去，钱锺书不得不去。钱锺书在蓝田教书的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极有帮助，《围城》里方鸿渐那批人离开上海到内陆的三闾大学，一路辛苦，这路上的见闻大概与钱锺书去蓝天的经历约莫相似吧。逃难、内迁是苦不堪言的，那时中国的交通设施太简陋了，必须随遇而安。《围城》里有些细节，现在的读者不一定理解。比如那一行人离开上海先到宁波，走的是水路，再从宁波往西，往南，由金华进入江西。年轻一点的人可能不知道，那时候的浙赣线已经不通了，1937年12月浙江省政府撤出杭州的时候，为了延缓日军南下，炸毁了才建好不久的钱塘江大桥。

至于那些落难的知识分子，在令人同情的同时又都是有点可笑的。钱锺书真是把他们写活了。杨绛说，钱锺书通常是把自己认识的几个人捏和在一起，各取一些特点，创造出一个新人来，又把他从小长大的很多的见闻、阅历也写进《围城》。

钱锺书在《围城》的前言里面有一个短短的重印前记，非常短。他说，《围城》写好之后，他还想写一部作品，叫《百合心》，稿子在1949年夏天从上海到北京来的时候丢失了。不过那个时候极其敏感，蒋介石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新的政权即将诞生，《百合心》里会不会有一些与时代纠缠得太紧的话题？我不知道，这事永远没有办法查考。

《百合心》这个题目可能是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一个百合，我们把它一瓣一瓣剥下来以后，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很多水果都有核，百合不一样。易卜生有一个戏剧叫《培尔·金特》，里面说到说人就像剥洋葱，剥开后一无所有。百合可能是中国特产，但是洋葱很多国家都有， 了不起的剧作家要用洋葱来看人内在是不是有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东西，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钱锺书有可能在《百合心》探索人性本质这个的话题。

杨绛先生曾说，在1940年代后期，她的戏剧在上海演出以后影响比较大，她可能要比钱锺书更有名。钱锺书的《围城》出版以后，这个是在解放前夕，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宁可这部小说不被人提及。那段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特别发达，我自己就有多套不同机构、不同专家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没人会提到这本书。这倒是作者的福气，要是有人来关注《围城》，那就会有事关“立场”的大问题。“有问题”这种语言也出现在《围城》里，追考一番源流，倒是很有价值的。旅美学者夏志清是专做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他写到了四十年代上海的钱锺书、张爱玲，改革开放后夏志清一度很红，大陆学者、读书界也知道了钱锺书的创作。

《围城》是1980年再出的，那时候未必产生轰动效应。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时拍了电视连续剧《围城》，在全国播放后造成极大影响，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也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可以说，电子媒体把《围城》推向全国的读者大众。那个电视连续剧我也看了，我深深觉得电视连续剧不及小说丰富， 钱锺书的讽刺挖苦无处不在，你一不当心，他的暗讽就逃过了读者的眼睛。《围城》要非常耐心，慢慢地读，细细地品。

《围城》的讽刺

我再回到民国期间的中国学界。那时留学生地位高，他们中间有的人也刻意标榜自己，但是他们出去到底读什么书？究竟拿什么学位？国民党的教育部门没有严格的学位审查制度。现在留学生回来以后，首先你的学位要到教育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去认证，民国时没有。中国传统读书人有虚荣心，这是深嵌于文化中的。很多传统文人自以为应该做宰相，没当成大官就满腹牢骚，做县官是受委屈了，中国文学史上称之为“屈居下僚”。科举废除后，学位就更重要了，出洋的学生回到中国就可能会把自己在国外的经历重新描画一番，甚至还会描金烫红。这种现象在民国年间比较常见，钱锺书作为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知识分子，自己留过学，知道内情，他不便直说某人的学位是骗人的，某段经历是编造出来的，于是就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讽刺挖苦。

比如 在红海驶向中国的这条船上，就有学术上的赝品。 钱锺书跟杨绛从法国回中国就是坐法国邮轮AthosⅡ，势必接触了同船的乘客，长了见识。坐远洋客轮是特别有趣的。船分舱，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坐船时间很长，同一舱位等级的人临时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小小的社交圈子。天涯过客在船上相识，会演绎出一个个故事。因为是萍水相逢，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会低一些，因为今天在一起，明天上岸各奔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甲板是一个戏台。看台上人怎么表演，不失为一件乐事。当年他们目击的一些表演细节也是改头换面进入到《围城》里面。

方鸿渐在船上认识了苏文纨，两人都不是正面角色。方鸿渐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兴趣广泛，好像什么都没读成，最终他写信给美国的一个爱尔兰人买文凭。为什么是爱尔兰人？因为美国那时候爱尔兰人地位稍微低一些，这些细节大家都要注意。爱尔兰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比较穷，在英伦三岛地位低，爱尔兰在二十年代的时候独立了，但是爱尔兰人在英美一般还是会受点歧视，他们贫寒一些，寻找活路就会走捷径。方鸿渐在国外读了几年书没有正式毕业，只能通过这种特别手段糊弄国人。他的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还是打折扣的，大概只有30美金——不过那时候30美金数字也不小。然后混到一个假文凭，这个假文凭是克莱登大学。有了假的功名，也可以对家里有个交代。

钱锺书说克莱登大学这个事情，不是纯粹虚构。有一些中国人出去以后没有好的学位，回来有巨大的压力。不然的话好像你不是衣锦还乡。成功的表象让大家开心，所以钱锺书也安排方鸿渐专门去弄一个假的学位。相对来说，钱锺书对方鸿渐比较友好一些，其实 《围城》里面每个人都有可笑之处，无一例外。 唐晓芙是不是有点单薄？钱锺书在《围城》有一个地方把清华大学也拉进去了。千万不要以为钱锺书会夸母校好。我稍微念一下：方鸿渐回国以后有人请他做讲座，方鸿渐勉强应承了，那个介绍的人很无知，他说：“克莱登大学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地位仿佛清华大学。”玩笑归玩笑，钱杨两个人心底里最爱的学术机构是清华，所以杨绛把他们的稿费全部捐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心底里爱的学校，并不是不能拿来开玩笑，钱锺书深知清华不怕玩笑。

再说船上的人临时在一起，不免会有苟且之事。方鸿渐碰到了皮肤比较黝黑的鲍小姐，跟她有“一夜情”。对鲍小姐的肤色，钱锺书带了一点歧视，可能心底里偏好白皮肤。鲍小姐说了一句“你跟我未婚夫长得特别像”，方鸿渐马上心领神会，他们做的的事情没有超出人性的范围。船到了目的地，鲍小姐说她的未婚夫在岸上接她，方鸿渐一看大吓一跳，那人一点不像自己，他觉得自己可能被鲍小姐耍弄了。当时船上还有一位苏文纨，她可不是跑龙套的。钱锺书描写苏文纨，有时候也是很不客气的：苏文纨在甲板上有一个躺椅，你看看风景蛮好的，但是她不是看风景，而是看书，而且书一直拿在手上，可谓“手不释卷”了。钱锺书暗示：你用不着把你读书的样子到公众场合摆给大家看。

苏文纨读的——钱锺书没有说得太明确——很有可能是法国书，但是她的法文究竟好不好？我们不知道，但是钱先生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提示。法国名义上也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但是这笔钱的管理让人生疑，我曾经在这方面做过一些研究，实际上有些钱被人贪污掉了。这笔钱不是由中国政府管理，掌握在几个私人手里，背后不免有贪腐。管理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这些人在法国里昂建了一个学校，叫中法大学，国内名气大，其实教学上不正规。是不是合格的大学，还要打一个问号。苏文纨是中法大学的博士，研究的又是还没成气候的中国现代诗。难道有导师可以指导她这方面的论文吗？方鸿渐心里想，只有你自己可以指导自己。两个人对话，看起来是非常礼貌地进行，但是作者是在给苏文纨难看。钱锺书讽刺起人来不动声色，有时候忍不住要跳出来。作者讽刺挖苦的驱动力太强了，关都关不住。 有一次苏文纨坐在甲板的躺椅上读她的法文书，边上有一个太太带着小孩子在甲板上散步，走到苏文纨边上，小孩子手伸出来，钱锺书写道：“苏文纨握住他的手”，我们还以为这位女士有爱心，喜欢孩子，其实不然。钱锺书下面说了一句话：“她怕这个孩子的手弄脏她的衣服”。他会看出这自然而然的举动背后有一个比较自私的驱动力。

有一个英文的词翻译得不大好，我们说一个人比较cynical，那他就是个cynic，这是带点贬义的。中文没有恰当的词对应，“冷嘲热讽”好像不大对。钱锺书描写人的时候，笔端多多少少流露一点cynicism，这个字大家好好看看牛津英文辞典怎么解释。以为任何人做什么事情背后都有自私的动机，那样的人就是cynic。钱锺书有时是这样，嘲讽太多了，我们会觉得比较温暖的东西少了一点。如果人世间什么事背后都有这种算计，一般的人可能会上当，钱锺书绝不会为表象所骗，但是这种清醒有时候也是很累的，读者宁可不要让自己眼睛太尖，看得太透。

钱锺书挖苦留学生的研究领域，情有可原。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国留学生出国以后做中国文学，也有做中国哲学的，出国的意义好像不大。钱锺书在牛津是做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这段时期英国文史作品里的中国园林。这话题其他人也做过，比如范存中、陈受颐，钱锺书向英国文学更靠近一些。当时没有电脑搜索，他要靠自己大量阅读来整理出一个脉络，这很不容易。

不过也要承认，钱锺书写到人家的时候也不大给人家面子，对自己未必客气。钱锺书先生是无锡人，他说到方鸿渐的籍贯：那个城里面有的人做一些行当特别有名，磨豆腐、打铁，还出泥娃娃。稍微对江苏的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这就是指无锡，可见钱锺书并不是用非常恭维的笔触描写家乡和无锡人。话说回来，方鸿渐有着很多的毛病，但是我们心里最终还是能够接受他，主要原因不外是如果我们自己处于他的地位，很可能我们会做出同样的事来，于是心里产生同情、共鸣。看小说是这样，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更是这样。陈道明名气大，他演的方鸿渐就像我们自己家里人一样亲切。不得不说，演《围城》电视剧的演员真是出类拔萃，现在的电视剧比不上。孙柔嘉是吕丽萍演的，也是演得特别出色，一点不输于陈道明和葛优。

从红海邮轮上那些中国人登岸以后互相告别，每个人又开始继续演他们的人生之戏。 作为方鸿渐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让他的父亲失望，不能让他的乡里人失望，人家总是觉得他在国外读了很多书，学问深不可测。实际上方鸿渐读书比较杂，很多东西他知道一些，是不是学有专精我们不知道。他回到国内以后很风光。现在我们比较自信一些，要看留学生的研究能力，学术成果。那时候你只要有一块留学的金字招牌就足够了，即使没写过什么东西，马上可以做副教授、教授。本国毕业生一步一步做到教授很不容易，但是很多留学生一下子就可以得到高级职称。钱先生出国之前已经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所以《围城》里大量关于留学生的文字很不恭敬，他会觉得他们出去，混学位是第一，做学问反而居其二，所以不少人选择做一些跟中国相关的论文。

我自己也曾经留过洋，感受也是特别深的。如果在海外读经济学，每个中国学生都研究中国经济，没有一个导师可以指导。这些学生都在企业或国家机构工作过，有很多切身的经历，他们做的案例从学术研究来看也并不是没有价值，但是要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讲，理论性要打很大的折扣。

钱先生对回到中国特别风光的留学生，不是很看得起，这应该让每一个有过留学经历的人对自己保持警觉。 钱锺书出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回到西南联大去，这背后内容很多，我们不深究。

但是他生活在上海，又有过到蓝田去的经历，写出来的东西带有强烈的时代的地域的背景。他没有简单地谴责日本人，但是在《围城》里顺带便写了一句：“日本人唯一不会节省使用的东西——炸弹”（大意），那是一种不必故意表白的态度。他对那些说话假大空的人，倒是不留一点情面，对国民党教育部的高官（督学），也是故意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

《围城》的更多面相

我再讲讲重新出版《围城》时的大环境。这部小说让读者看到里人物的丰厚性。我们原来看人，手里拿着一个现成的标签，准备随时贴上去：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好人，坏人。但是《围城》在改革开放后对读者造成的冲击是大的。我在读复旦大学的时候，卢新华讲文革创伤的作品风靡全国，随后出现大量严肃的谴责文学，读者要问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但是 《围城》这样的小说没有这一套黑白、正误的对立，没有简单的受害者，也没有简单的好人坏人，钱锺书把人世间的多元性、复杂性、好坏交杂的成熟的人生呈现给大家，也许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错误连连。 一个不那么好的人最终也是蛮可怜的，一个看起来趾高气扬的人背后有些事情其实蛮可笑的。但是读者对他们不妨给予几分同情——难道我们自己会胜出他们吗？《围城》的结局令人唏嘘，也许生活里唯一的真理就是不能对生活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围城》的修辞手法也应多加留意，有的手法来自传统文化，有的则是外来的。 比如第34页说方鸿渐最恨小城市里面的摩登姑娘，她们的打扮是“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时髦、摩登就是modern，怎么会“落伍”？岂不是自相矛盾？“都市化”怎么会”乡气？但是钱锺书说是小县城的姑娘，这描写又异常准确。这种笔法在外文里面常见，是所谓的矛盾修辞法，英文是oxymoron。比如我们可以说“明亮的黑夜”，“开明的愚昧”，将对立、相反的东西并置，达到一种修辞效果。钱锺书用起外文的修辞术来得心应手，大大扩展了中文的表现范围。例子比比皆是。

他的短语、语法也有借鉴外国的，这或许是因现代汉语语法本身就不是纯粹来自古汉语。从鲁迅先生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写作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这并不成为其弱点，反而能成为文化杂糅的优势。现在研究国外文学理论或者文学创作，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Hybridity，就是杂交性、混合性，这是一直到后现代观念慢慢强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时髦观念。钱锺书的行文，有时故意突出杂糅。前面说他用矛盾修辞法，再举个巧用外来修辞术的例子。

小说里汪处厚的太太是美人，孙柔嘉对她的描写暴露了她的嫉妒（红指甲、红嘴唇）。汪太太跟赵辛楣之间有一点默契，两个人有一天傍晚一起出去散步，在那时候中国人的想象里面，一个有夫之妇跟一个未婚年轻男士一同散步，好像逾越规矩了。汪处厚发现自己的太太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不禁大怒，叫两个人坐下来如实招供。这个场景看着很不舒服，显然是小题大作，捕风捉影。汪处厚问他太太，两人究竟亲热到了何种程度。汪在桌子上狠狠地拍了一下，写到这里，钱锺书无所不在的眼光跟大气凛然的汪处厚过不去，他写道，拍桌子拍得太重，手拍痛了。这时作者来了一个停顿，告诉读者，刚在还义愤填膺的大手这时忍不住痛，偷偷抽回，放到桌下的膝盖上轻轻摩擦消痛。英文comic relief 可用于这一个细节，comic就是“喜剧的”，relief则指“放松”。汪处厚一手敲下去，充满正义感，那只手不要轻易挪开，停留在桌面上才威风，疼了以后撤离桌面，在膝盖上轻揉，岂不将当初义愤的严肃性消解殆尽？这种效果在英文叫anticlimax，是修辞学上的反高潮，或者叫突降法，词典的解释是“从高尚、严肃、兴奋的主题突然转入荒谬、平淡或乏味的内容”。就好像有一个人在台上做义愤填膺的控诉，突然手机响了，他不得不接，然后说出一句毫无气概的家常话。汪处厚那只手明处的一拍和暗处的一擦，实在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钱锺书的本事就是这么精准，捕捉到它，微笑着向大家展示。 但是这笔法是受到外国修辞的启发。

我们读小说，不要只以情节为重，比如，不要只是关心苏文纨和方鸿渐两个人是结婚了还是走开了，只是问有情人是否终成眷属。我们小时候囫囵吞枣读书，是想拼出一个故事梗概来，这可以理解，但是梗概不是那么重要。读书的时候要从无数的细微的地方去捕捉作家的用心，一旦有收获，我们就明白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多么细腻。按照杨绛说起来，钱锺书从小痴迷读书，好像对现实世界反而不甚关心。不过钱锺书极其善于观察，一眼就看明白。这种观察的本领变成小说家得天独厚的资源。

《围城》电视剧中葛优饰演的李梅亭

《围城》里面大量细节都是钱锺书日常观察所得。方鸿渐到三闾大学去，同行的人里有一位精明可笑的叫李梅亭，在电视连续剧里面是葛优演的，葛优演得好，小说关于他的部分也非常生动。他们当时离开上海到内陆去，说起来也是蛮高尚的，但是李梅亭离开上海前有不好的动机，那时候内陆要打仗，药品是紧缺，比如延安需要的药品要到上海去买。在上海用正常的价钱就能买到的药，转运到内陆去就能卖个好价钱发财，但是这样做很不道德。他们几个人一起到三闾大学前， 李梅亭备好了大量的药品，他是要去倒卖赚钱的，这非常不体面。 李梅亭的行李特别多，一大箱子，其实都是他未来的财源，路上即使同行者得病他也舍不得拿出来。战时投机倒把、乘人之危的国人还真不少，李梅亭这个角色十分典型。钱锺书并不是把讽刺的矛头对准日本人——这样小说创作就变成了宣传， 他把讽刺的矛头大量集中于特殊战争场景下的普通中国人，用心与鲁迅创作的动机相近。 他并不是带有一种特别的善意来描写一些受苦受难的国人，这，他不屑为之。他宁愿揭开烂疮疤。战时利用国难追求自私利益的人为数太多了，中文有一句话叫“发国难财”，李梅亭就是这样，他还是堂堂教授。

书上有一个细节关于苏州小寡妇和她的男仆。钱锺书是无锡人，无锡跟苏州特别近，他大概跟杨绛一样，苏州话和无锡话都会说。钱锺书描写两人的对话都是用地方口音，他们的关系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来又得扮演与身份相称的脚色。钱锺书写了两人不少对话，真是妙极。我在不同的场合曾经说过， 当代中国作家总的来说，写对话的能力还要提高，但是钱锺书绝对是一个例外。《围城》里精彩的对话太多了，美不胜收。 《红楼梦》的对话是很精彩的，钱锺书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另外他也留过学，知道在牛津人们怎么样把说话提升成一种艺术。近几十年来，作为艺术的对话是不是正在消亡？当代文学里有没有可以跟《围城》可以媲美的对话？希望有人指点我。

如果我们去看简·奥斯汀的小说，听着里面的对话，有一种愉悦感，仿佛心智受到一些刺激，得到了语言的滋补。我现在偶尔看看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丝毫没有从对话中获取乐趣。钱锺书的《围城》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向诸位保证，小说里每一个人说的话，都是有滋有味，这些小小的刺激就是我们的语言和文化的营养。如果我们阅读过程中失去这些小小的乐趣，那就说明出了毛病，不小的毛病。如果钱锺书笔下的对话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管是在清华的课堂上还是在清华的宿舍里，那该是多有趣啊！ 这是我在阅读《围城》的时候生出来的忧虑，姑且称它为“杞忧”吧。

方鸿渐这么一路走过来，和其他人比较的话，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靠得住的角色，他教书还不算太混混，即使他那张克莱登大学的文凭是假的，他上课却算得上认真，读书也不算少，在某些方面要比三闾大学教哲学、教其他什么专业的同事，好像还稍胜一筹。这是否说明那时候的大学师资确实是只能将就、凑数？

中国整个现代教育兴起，是与世界接轨的结果。要办新的学堂，必须有这么一套制度上的设置，有很多手段都要借鉴外国学校。但是钱锺书对那些热心与世界接轨的人泼了一点冷水， 有的制度，条件不够是不宜引进和仿效的。 比如《围城》那位教育部来的学监有抱负，也喜欢说大话。他建议大学推行牛津、剑桥的导师制，钱锺书在这里是讽刺的，很多东西，不可能平移，行不通。师资、相对稳定的传统、教师跟学生的比例，所有这些条件都需要考虑。搬来一些皮毛或抽象名词，演戏做做样子，又有什么用呢？钱锺书几乎把讽刺的笔触运用到中国的教育、生活等方方面面。

当然在那批一起出行的人里面，有几个人不足为人道，像李梅亭我就不说了。孙柔嘉地位稍微低一些，她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机遇使自己在赵辛楣、方鸿渐眼里真正地站起来，取得跟汪太太、苏文纨差不多的地位，但一直没有。这背后也许是势利眼在作怪。大家在一起，除了看学位，还要看家里的背景怎么样。孙柔嘉家里条件稍微差一些，常受作者嘲弄，她带的那把廉价蹩脚的绿伞经雨就褪色，好在方鸿渐还照顾她的面子。孙柔嘉这个人物非常不容易写，她跟这几个人去蓝田，时时要保持自尊，又不能显得自己在谈吐上好像慢了一拍，不那么风趣。她要跟不太看得上她的赵辛楣、方鸿渐他们平起平坐，要付出异乎寻常的力气。钱锺书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

到后来方鸿渐慢慢不得不接受在生活范围里面所能够得到的东西，跟孙柔嘉结婚了，这是很平庸的婚姻，他自己心里不很满意。一个平常人到海外走了一圈，灰溜溜地拿了一个假文凭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国家，又进了三流大学教书，看到很多教授还不如他，在这种场合下他又认识了这位孙柔嘉，只能被动地将就着跟她结婚了。钱锺书写孙柔嘉的心机，也是煞费苦心。她有一种蜘蛛网的力量，方鸿渐慢慢地妥协。这时候他的路已经越走越窄。教什么课，已经没什么主动选择权了，钟点也越来越少，原先他容忍这个学校，现在学校不能容忍他，于是只能和夫人一起回到上海，在一家小银行里做职员混饭吃。夫妻之间早没有感情，日子却还得捱着过。小说的结尾有点不堪，夫妻吵吵闹闹，当成家常便饭。两人困于婚姻之城，没有勇气出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钱锺书1929年进清华，非常幸运。瑞恰慈离开清华以后到哈佛，从三十年代一直到他去世，一直是哈佛的教授。瑞恰慈来的时候把他关于文学批评的一些新的理论，还有当时最新的一些创作动态，都教给学生了。钱先生在本科的时候就开始写评论，而且他评论的时候，比如他会谈到T.S.艾略特，《荒原》是36年、37年翻成中文的，但是钱锺书他们对于当时新起来的一些创作和批评的动向了然于胸，是通过瑞恰慈。本科生钱锺书对于当时欧美新思想了然于胸，更主要的还是通过清华一流的读书环境。清华当时图书馆有国内外最好的杂志，最新的图书，钱锺书使用图书馆无比勤快。 他从社科院退休以后，身体不太好，一直追踪最新动态，开出书单，请几个英美室的同事为他借书，他绝对是读书的模范。

钱锺书在清华时就能写与年龄不相称的批评文章，我觉得他可以成为最出色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但是他后来致力于《管锥编》《谈艺录》式的学问，写批评论文比较少。我在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他写的论文《诗可以怨》，发在《文学评论》上，这也许是他最有名的一篇论文。我稍感遗憾的是他还应该写早期风格的评论文章，充满反讽，毫不客气，针针见血。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九十年代后期出版了钱锺书的论文集，把这些评论跟他的创作结合一起看，收获特别大。钱锺书后来不写咄咄逼人的评论了，一心一意投入笔记式的学问，恐怕不是他日益成熟所致，这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损失。 创作和评论不能瞻前顾后，顾忌是一种压制。有一段时期流行概念先行的批判，并不出色的批判文章多了，出色的创作和批评就自甘沉寂。

文学所的一些先生回忆起他们跟钱锺书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欢乐。他侃侃而谈，妙语联珠。现在如果发动老先生们回忆钱锺书的谈话，编录成一本书，那是很有可读性的。不过这已不大现实。好在我们有《围城》。

钱锺书在语言上的贡献

对《围城》立锋芒毕露的讽刺挖苦，我还想略微表示一点保留意见。钱先生的一位老师叫叶公超，叶公超英文很好，修养也很好。他在鲁迅逝世以后评过鲁迅。鲁迅用讽刺挖苦来“骂”，性情不好，可能“骂”得偏多了。叶公超说，在文学里面，讽刺不能太多，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之后就不叫讽刺了，satire就沦落为burlesque。叶公超区别satire和burlesque，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是非常必要的。我不知道叶公超是否读过《围城》，但是他评鲁迅的话对钱锺书也是一种警示。钱锺书有时候讽刺挖苦起来，就像瑞恰慈形容滥情者的眼泪，收都收不住。不好的长相，钱锺书尤其喜欢描写，写得津津有味，自己大概也十分得意。伟大的作家对于笔下人物长得怎么样不大留意，但是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言语行动中想象他们的长相，想象的空间是还特别宽大。钱锺书写长相，有时会落到实处，越写越来劲。《围城》里某人鼻子不美，会让作者久久凝视。在《围城》里，作者拧住一个人的鼻子发挥想象，大做文章，这方面我不细说，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到书里寻找一下鼻子。

钱锺书喜欢用比喻，经常别出心裁，让人叹服，不过有时候他要表露奇思怪想，近乎炫才。总的来说，《围城》语言如此出彩，当代的中国作家都要好好学习。莫言曾经说过，他把他所有的作品换成鲁迅的一篇《阿Q正传》就满足了。鲁迅的措词是非常推敲的，钱先生也是。一打开《围城》，就发现每一句都很精妙，措辞、比喻经常出人意料，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语言世界。钱锺书动词使用得到位，太难了。现在人们常用“把”“搞”，要用确切的动词是不容易的， 钱先生在动词的使用上极讲究。 他语言的武库里面不光是十八般武器。比如， 天气热起来青蛙叫，钱先生说青蛙“试声”，学着发声音，小小的两个字，很有回味。 像这种例子，几乎处处皆是。中国人做诗讲诗眼，诗眼往往是动词。《围城》的句子里常有诗眼跳出来。钱先生经常平铺直叙，但是平铺直叙的过程里他经常会镶嵌一些用得新奇而又恰当的词汇，整个句子顿时就活了。《围城》的语言是对现代汉语的贡献。

让我引一段小说里关于雨水的文字：

一会儿，雨点密起来，可是还不像下雨，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滚着跳着，顽皮够了，然后趁势落地。......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围城》150页至152页）

作者大概把儿童时期的钱瑗也写进雨水去了。

英国作家奥威尔说，语言跟思维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语言如果退化，我们的思想也随之退化，因此要防止空泛的、不具体的语言侵犯意识的领土。一个人的意识要永远保持在新鲜准确的状态，如果意识背后没有恰当的语言文字库，种种感受也就说不出来。其实文字也制约意识， 文字是粗糙的，最终一个人的感受也可能走向粗糙和简单；文字是细腻丰富的，感受和思想也会细腻丰富。 钱锺书通过他的小说创作，通过他的文字，使我们变成更敏感、对生活更有体会的人，为此我们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