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芳：汉长安城未央宫 骨签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下）
未央宫出土骨签图
汉长安城未央宫
骨签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下）
李毓芳
骨签的整理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而这大量的繁琐费时的工作又是和工地的钻探、发掘工作同时进行，可想而知刘庆柱和我当时是怎样的付出了，因太过劳累，刘庆柱曾多次犯过程度不同的晕病。
未央宫出土骨签图
2007年以《未央宫出土骨签的发现和研究》申报的院重点课题批下来了。参加人员我和刘庆柱、刘瑞、张建锋。张建锋负责扫描原来拍照过的黑白照片的底片。刘瑞负责录排骨签每片的出土时间、地点、骨签颜色、保存情况、弯部朝向、规格(长、宽、厚)、每片骨签的释文及行数和字数等等。其余文字的编写工作、所有用图和照片的配置、核查及校对等等全部均由我和刘庆柱负责。原来该课题结项工作定在2011年，因工作量太大了，我就跟当时的王巍所长商量延期到2012年结项，王所长认为这是实际情况就同意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科研处就通知，因为考古所是进入创新的试点单位，所有课题一律在2011年9月底前结项，掐指一算还有二个多月了。全体工作人员以百倍的干劲，进入了做结项的准备工作，向着九月份的结项做着最后的努力。还好，在9月份结项会议的当天早晨9点以前印好的几十本要发给评委们的材料送到了考古所传达室，这是徐龙国(刘庆柱的博士研究生)通过熟人在人民大学连夜印刷的。在会议开始前刘庆柱把材料(每套四本书)送到了评委手中。该项院重点课题顺利结项了。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2007年刘瑞接受了录排任务后，他当时正在参加广州南越王宫署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每天清晨五点刘瑞起床就开始录排，白天去工地整理发掘资料，晚上录排到深夜，用时三个多月把我和刘庆柱手写骨签的全部资料变为了电子版。这样就在按院、所要求为院重点课题突然提前结项中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出土骨签重要的学术意义，巨大的资料信息量，必须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研究，为此刘庆柱又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参加人员为刘庆柱、我和刘瑞(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考古队，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2014年3月21日为商谈出版骨签这部书的相关事宜，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徐俊、副总经理余喆、编缉淡懿诚、王旭均来到西安—骨签的出土地。这足以看出中华书局对骨签这部书出版的重视程度(春节前徐俊总经理等曾到我们家拜访，当时就商谈了要出骨签这部书的问题)。当他们看到刻满字的骨签时赞不绝口，又看到了我和刘庆柱多年来已整理好的骨签全部资料，认为出书的基础已打好了，决心不计代价要出版骨签这部书，因为这将是目前国内重要的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双方协商好出版相关事项后他们就回北京了。很快，4月份刘庆柱在北京就在出版骨签这部书的正式协议书上签字了。全套书共九十册(每册约厚3.45厘米)，主编刘庆柱，副主编我和刘瑞。与中华书局之间的沟通联络任务由刘瑞担当。第一册骨签的发现和研究由刘庆柱编写，其余全部由我和刘瑞负责。中华书局给了起动资金50万元拨到考古所后再由我们使用。
我们采购了较高档的微距照相机和数台电脑。中华书局决定六万多片骨签全部用彩版发表，还要发4本摹本、全部骨签释文表、每片骨签完整的信息表及根据释文做出的字表(文字编)。我们常年投入人力8-10人(还不包括刘庆柱、我和刘瑞)。工作基本上都在考古队，对人员的分工、安排由刘瑞全盘负责和统一指挥。这件工作是在绝对不能影响正常的考古钻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下进行的(几十年来我和刘庆柱出书、编写报告都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过节假日。就是春节在家期间也还是伏案工作着)。2011年以刘瑞为队长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成立以来，钻探发掘的任务很重，同时开几个工地，工作量很大，同时还要整理材料、编写报告，故节假日均不能休息，只有春节才能回家。跟中华书局签订骨签这部书的出版协议后的几年里，我们队曾同时开了四个工地(昆明池遗址、阿房宫遗址、栎阳城遗址、渭河古桥址)，可以想象，我们的工作量有多大了。
骨签的照相耗时8个月，还要配上原释文给中华布局寄出了，释文编72册，每册均为300页、共有900个骨签的释文和照片。一校本陆续寄来了，繁琐的校对工作开始了。在校对一校稿的过程中我们还做了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工作。由于我们工作认真、细致，结项所印材料送交院科研局后，2017年10月院科局通知刘庆柱以“免于鉴定”通过结项。
2016年春节还没过完我摔了一跤，动了大手术，置换了全套髋关节，在床上以半躺半坐的姿势我做了一件与骨签相关的工作。关于出土骨签遗址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该建筑遗址是中央官署遗址—中央档案馆。而有些人说是武器库，怎样才能深入研究说清这个问题呢？我就在卧床休养期间，把中央官署遗址中十六个探方内出土的武器类遗物详细的出土位置做了登记核查，清晰的确定589件武器类遗物中只有17件出于房内，而其余大量武器类遗物均出自院内和院墙外面。难道汉代人会把武器库内的武器都存放在院子里和院墙外面而不放到房内保存吗?关于该遗址内武器类遗物出处的详情已经在刘庆柱编写的第一册中表现了出来。
当中华书局把释文编一校本发过来的时候，刘庆柱要求我们三个人每人各校一遍。紧张的校对工作开始了，除了到钻探、发掘的考古工地外，就是白天晚上的校对工作。这与普通的论文、专著不同，要对着6万多骨签的照片来校释文的对与错。有为数不少的骨签上字迹模糊不清，看起来就更费劲了。2017年5月由于过度劳累，刘庆柱的双手疼得不能动了，已经提不了东西了，甚至很简单的用鼠标点击骨签照片也会疼的非常厉害。北要他同时对双手动手术，他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双手都开了刀，生活肯定不能自理了，那还怎么工作呀？鉴于这种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他双手的劳累程度，于是我向他建议不要再校骨签的一校稿了，要很好的完成第一册(骨签的发现和研究)的编写工作任务。因为刘庆柱还承担了很多实在推不掉的社会工作，他迫不得已接受了我的建议。至今他的双手怕着凉水，坐飞机或火车已无力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一累过度，双手就会很疼。
未央宫出土骨签图
很快二校稿的校对工作又开始了，同时字表、重照骨签照片、录释文表等等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二校稿的校对工作从2017年11月份就开始了，对于每册校稿都是我和技师刘贤鹏各自先校一遍，然后我们再在一起核对一遍，在这基础上，刘瑞再校一遍。为了减少错误，刘瑞又把修改过的释文寄给刘庆柱进一步修改，要刘庆柱再把一次关。对刘庆柱提出的意见，刘瑞再进一步核实和修改。在做字表和释文表过程中还要不断发现问题，不断修改和解决问题。最后刘瑞才把二校稿本寄出。中华书局又陆续把三校本寄来了，我们又对三校本进行了仔细、认真 、负责的校对。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社会给读者贡献出一部合格的巨著。
骨签这部书就要出版了，回想起我们的付出历历在目!
我和刘瑞在考古队除了正常的考古钻探和发掘(“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发掘”还被评为了2017年度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外，室内主要就是做骨签出书的工作了。同时还要出版《上林苑发掘报告》及做社科院安排的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等等工作。
为了完成字表编写工作，刘瑞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自8月初至8月20日(正处于西安的高温期)每天晚饭后再上两小时班。在以技师张朋祥为首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按时完成了任务。
自释文编的校对工作开始，我每天室内的作息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10分起床，5点30分吃早饭，6点出去锻炼，6点40分回来，7点左右进入工作状态。中午饭后不休息，风雨无阻地出去快 走40分钟(有时会用打乒乓球代替)，回来后边泡脚边校稿。晚饭后再出去快走40分钟，回来后接着做校稿的工作(当然要去发掘现场或有其它活动就会有变动)。2017年11月始进入二校的工作。2018年春节过后我和刘瑞先于其它工作人员回到考古队，继续做二校的工作。后来刘庆柱跟我说争取10月份出版这部书。我向刘瑞转达了这个意见，刘瑞说：“这没问题，要在7月底把释文编二校本全校完寄给中华书局”。经过我们的努力，7月31日按计划把二校本全部校完寄出了。紧接着就开始了三校的工作。终于在9月30日(共和国生日前夕)把释文编七十二册陆续校完的第三校本全部寄给了中华书局，这就为中华书局能在10月中、下旬开始印刷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大家都感到身上的压力稍稍减轻了一些，因为释文编是全书难度最大、麻烦最多、工作量也是最大的一编呀(当然以后还要校对考古编、摹本、字表等等)！
今年夏天西安的高温期太长了，从6月下旬开始一直是40度上下，最高温度达42度。高温期时室外温度60度左右(西安电视台播报的)，室内温度为35度上下(我房子里的温度计显示出来的)。床上的凉席摸着都很热。我的宿舍兼办公室在一楼，而在二楼办公的刘瑞和其他工作人员就会感到温度更高了。我们降温的工具只是电扇。因为农村电力不足，若用电量大了轻者掉闸，重者村内变压器被烧坏，就会长时间断电、停水(吃水、用水靠用电从井内抽上来)。那样的话不但影响了工作还影响了生活。为了不影响工作，考古队买了太阳能的发电设备，只能维持开电脑，还要减少所用电扇的个数。可想而知我们在高温期是怎样工作的了。我们在东马坊宫殿建筑遗址的发掘工地就是在六月份筹划开始的，为了防暑降温，工地每天烧绿豆汤，还给工人发藿香正气水，并调整了适应工地高温下发掘的作息时间。在室内炊事员也每天烧两锅绿豆汤，我每天要喝下三大碗(农村吃饭用的大铝碗)好解暑呀！我的小叔子和弟媳还从天津打来电话，他们是从电视里知道了当时西安是全国高温冠军，千叮万嘱要我保重身体，不要中暑。每次到发掘工地去，我都要带着水随时喝、并拿着一条毛巾不停地擦汗。在室内校稿时我一手拿着鼠标一手拿着毛巾擦汗。右胳膊的汗水把胳膊和桌子面都粘到了一起，每当右胳膊随鼠标移动时，都会发现肉皮被粘住了，我还觉得非常可乐，就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我擦汗的毛巾半天用过后就会拧出水来。因为天气高温沤热，我的脖子一周圈和胸前都长满了痱子，刺痒得非常难受，每当晚上睡前往痱子上面搽抹祛痱止痒的六神花露水时又觉得特别杀疼，可能是药效起作用了吧，我每天大剂量的擦抹花露水，随着温度降低痱子才消失了，折磨了我两个多月呀!
未央宫出土骨签图
因为久坐校稿，动手术的右腿又僵又硬，扶着桌子才能艰难地站起来，髋关节上部很不舒服，严重时有痛感，届时我就要用右手按摩几下，才能好受一些了。因为坐着腿弯曲时间较长，半月板撕裂的左腿膝盖晚上睡觉时只要腿稍微一弯，膝盖就会疼痛难忍，所以整晚上左腿只能伸直睡，很难受。2016年冬天，刚搬到这座房子时，我上二楼爬台阶走得较稳，而现在只能扶着栏杆上下台阶了。最麻烦的事情是右手一拿起鼠标来的时候右手姆指、食指、中指及右手背左半部就会麻酥、麻酥的，同时右脚心也开始发麻了，我就使劲跺脚才能缓解。因为长时间看电脑里骨签照片上刻的字很费眼睛，尤其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字迹模糊不清，就要死盯着看，才能分辨字的笔划，来确定是什么字。久而久之，视力就减退了。几年前刘瑞给我买了一张视力检测表，一开始我在3米外右眼能看到倒数第二行，现在退到只能看到倒数第八行了，左眼视力已退至0.3了。现在10米以外我看人的脸上五官模糊，分不清眼睛、鼻子和嘴，都连成一片了。只要为社会能奉献一部非常有价值能传承下去的书籍身体受到一些损害又算得了什么?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未央宫出土骨签图
自从刘庆柱和中华书局签订出版协议那天起，最忙最累的就是刘瑞了。刘瑞是考古队队长，负责考古队的全盘工作，业务上的事由他全面部署和安排，生活上的事也要他操心，甚至还要负责在网上采购米、面、油、酱油等等。刘瑞还要负责与国家文物局、省局、省院、市局、市院、阿房宫保管所、西咸新区、澧东新城、澧西新城、未央区、汉长安城保管所、阎良区及其街道办、村委会、泾阳县文物局、三原县文物局等等部门的联系和打交道。与基建单位谈判、付款、结账等事宜都要刘瑞管。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工地的钻探和发掘工作。我们白天要到发掘现场去，晚上刘瑞还要看技师从工地发来的相关遗迹及出土遗物的信息，随时掌握发掘工地的全面情况。有时刘瑞会叫我一起去看，我们会一起研究、商量下一步该怎么挖、在什么地方钻探、遗物如何处理……我们也会发生争论，当然最后是以达到统一而告终。刘瑞的社会活动慢慢多起来了，他要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当然为了做出版骨签这部书的各项工作他还推辞了不少会议)，还要参加各种论证会、要去各单位和大学去讲课，还要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对某些遗址的考察及对遗址公园的评估活动等等。刘瑞还要经常回北京到所里开会、办事。此外我们工地接待八方来客任务繁重，有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要时常接待来访和参观的中外专家、学者和各类学生。每次来人我们都要热情接待，刘瑞要做详细讲解。有的来访者还需要我们款待，为了省时间，我向刘瑞建议在工地灶上吃饭。在灶上招待客人比较简单，就吃炸酱面或吃饺子，大家吃得都很高兴说：“非常好吃”！这样就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陪客人的时间。刘瑞还要抽出时间不厌其烦地接受从中央到省、市、区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数十家新闻媒体的采访。刘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各个相关部门写汇报材料、还要替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甚至个人写不同用途、不同字数的上报材料。
李毓芳老师在校对中
本来应该在骨签这部书出版后再写这样的回忆，但是后来考虑要让大家了解在骨签发掘、整理、出书工作中我们的艰辛和付出，更是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考古工作者真实的工作和生活，就和中华书局商量，还是把它放在全书九十册的第一册的后边(即为第一册的最后部分)，只好提前编写了。该书正式出版前还有很多校对等后续工作要做，在这里我就不能再叙述了。骨签这部书的出版，从骨签的发掘、整理到最后出书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也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对社会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