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兴业银行清代发钞历史初探
浙江兴业银行清代纸钞版式分析
这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商业银行所发纸钞历来是集钞爱好者关注的重点，但其所发纸钞却又谜团重重，就连著名纸钞收藏家吴筹中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所著《中国纸币研究》一书，对浙江兴业银行发钞版别的论述亦受当时资料不足原因而出错。现今随着档案的开放，科技互联网的发展，给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与平台，笔者根据多年资料积累，结合实物与档案，试对该行清代纸币作一论述。（该行民国纸钞部分见作者发表于2014年《中国钱币》第3期“浙江兴业银行‘风景图案’纸币解读”一文）
浙江兴业银行清代纸钞版别可按券种、时间、印刷厂商等不同角度进行分类，笔者认为分为光绪上海商务版和宣统法国泻光司版两大类更为清晰合理。
光绪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简称光绪商务版或光绪版）
该版券种有银元券与铜元券两种；面值有壹元、伍元、拾元，及铜元壹百枚四等；地名有杭州、汉口、上海；型制有横票、直票之别；发行时间除杭州地名券为光绪三十三年外，上海、汉口地名券均为三十四年，上海地名券有初版、再版之分。目前纸钞实物见有杭州地名壹元、上海地名伍元（初版与再版）、汉口地名壹元及铜元壹百枚五种。
纸钞共同特征：均为光绪年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且纸钞正面下方都印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字样；横票图案相同、直票图案亦一致。分别说明如下：
杭州壹元券直票，仅见品，正面为绿色，主景图上为杭州平湖秋月风景，下为奔驰的火车头，中部是行名“浙江兴业银行”隶书，下为“通用银元 壹元”面值，两侧印有“憑券即付 執此為照”，再侧右为冠字编号“昌字第O弍玖弍玖號”（其中冠字为加盖，编号为手书），左为年月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吉日”，下边框中央是印制厂商“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
壹元券背面为横票，浅褐色，框内印有英文行名“THE SHING NIH BANK LIMITED”等要素，下盖有两枚蓝色中文圆形印章，左“发行之章”，右侧印章模糊不清。下框中央印有地名“HANG-CHOW”。有趣的是该票在发行时背面又加盖了该行广告“本银行资本壹百萬圓，専做各項存款、借款、貼現、匯兑，辦理一切應有交易。如蒙赐顾，格外克己。即請惠临，面議可也。浙江兴业银行谨白”。
汉口壹百枚券单面票样、仅见品，正面直票，浅褐色，无背面。该券在纸钞型制、票面设计、上下图案、边框、行名与面值字体等著要素均与上述杭州壹元券相同。不同之处：一是券种不同，行名下印“當十铜元 憑發壹百枚”；二是发行时间不同，“光绪三十四年吉月吉日”；三是在下边框中央印刷厂家上方比壹元券多了“合1銭壹千文”几字。
以上两枚直型票是该行清代纸钞唯一印有日期的两枚，为我们考证该行纸钞印制发行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上海地名伍元券 分初版与再版两种，两版发行时间均应为光绪三十四年。先说初版，横票（159x 102mm），正面灰黑、浅黄色，底纹为篆体“伍元”两字，由中央向四周、字体由小到大呈放射状分布。边框上部印有威武凶猛的双龙戏珠，这是清代纸钞的共性，双龙下是“浙江兴业银行”六字，行名下印有楷书“上海通用银元”，再下为竖写空心字“伍元”面值，左右两侧印“憑券即付 執此為照”，主景图分布面值两边，右为行屋，左为火车；边框四角印有面值“伍”；边框下方中央印有印刷厂商“上海商务印书馆造”。
背面浅褐、土黄色，票面排版采用清代同期华资银行惯例全部为英文，上部是英文行名“THE SHING NIH CHARTERED BANK LIMITED”,与杭州壹元英文行名比较，多了一个单词“CHARTERED”，即批准的意思。说明杭州地名券发行在清政府批文之前，而上海地名券发行时已获准清政府批复，档案显示上海行开业在光绪三十四年8月，因此英文行名增加“CHARTERED”一词，是完全合乎情理之举，同时也告之市民发钞乃是政府批准许可的。千万别小看了这一单词，有没有大不一样，无形中提高了银行的档次与信誉。中有圆形“浙江兴业银行”LOGO与英文面值，下方盖有一圆“兴业沪行发行”一方“樊棻”两枚印章。下边框中央印有空心字体上海英文地名“SHANGHAI”。[樊棻(1844－1916)字时勋，1908年浙江兴业银行创办时任上海分行经理，1914年总行移沪，出任总行总经理。]
上海五元发行初，市面即发现假钞，随即银行全部回收，盖上“假票”二字。但无钞券发行对新开业银行总是一种信誉与信用的损伤，考虑到重新设计印制新版纸钞在时间与资金上均为下策，为保银行信誉，也为银行正常营业之需，最好最快的办法，即在原版面的基础上略作调整。此外，这次发现假票只限上海地区的五元，杭州与汉口均未发现假票，如放弃原版重新设计，一方面时间不允许，同时会造成与杭州、汉口风格的不一致，因此最佳方案就是保留原版纸钞风格，在明显易于识别之处作一改动，决策层经再三权衡决定采用此法。仍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对原版略作调整后重新印制，因此上海伍元再版券无论在式样、风格、图案、边框、文字、印章等均与初版一致，粗看与原版没有区别，仔细比较区别在于：一、纸张质量较好，二、底纹更加清晰，三、初版背面有冠字而再版没有，四：背面边框与底纹颜色，原版为土黄色，再版为桔黄色。最为明显而重要的改变，即正面正中金额“伍”字边旁的书写，原版为单人旁“亻”，再版改为刀人旁“刀”。
此枚再版票（160x101mm）为仅见品，首见于2010年华夏拍卖行秋拍，据说源于浙江兴业银行总理叶景葵旧藏。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才是兴业银行上海地名票，而原先所见无论是否加盖“假票”章的均是假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误，如单人旁“亻”都是假票，那么造假人实在太过愚蠢，在上到式样、图案、排版、颜色、文字，下到用纸、边框、底纹等细微之处都能逐一模仿，却在明显的金额“伍”字书写上犯如此低级的不可饶恕之大错？简直不可思议。笔者认为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单人旁上海伍元券为初版，刀人旁上海伍元券为再版。当然初版确实存在假票，就如同再版同样有真伪之别一样，目前市场初版假钞较多见，再版假钞仅见过一枚。
汉口壹元券横票，票幅较小（131x900mm），该券所有正背两面的设计，包括票型、排版、图案、边框、底纹、中英文字等要素与上海伍元初版完全相同。区别：一是颜色有所不同，汉口壹元正面蓝灰土黄，背面浅褐色；二是正面行名下为“汉口通用银元”，不同于“上海通用银元”；三是背面有所区别，上海地名券盖两枚印章，而此券改为经理签字。
宣统法国泻光司公司版（简称宣统泻光司版或宣统版）
该版纸钞为宣统年间由法国泻光司公司印制，钞券上无印刷厂商，券种仅银元券一种；面值有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壹百元五等，其中杭州、汉口等地只发壹元、伍元、拾元三种，而上海地名券发行壹元至壹百元五种；地名有杭州、汉口、上海三地，银元写法三地有所不同，分别为通用银元、汉口通用银元、上海通用银元。
法国泻光司版目前尚未见到流通券，仅见上海地名壹元、
杭州地名伍元
与汉口地名伍元三枚试印票。
奇怪的是既为改版票，为何法国泻光司版纸钞的设计违法常规未作大的变化，与前版光绪版基本相似，从所附图片可清晰看到无论在式样、风格、排版、图案、文字等均与光绪版相同，只是在个别地方稍作改动，这种情况在清代纸钞中十分罕见。
此版与光绪版纸钞的区别：一是正面边框四角的面值大写数字写法与排列不同，光绪版为篆书体，宣统版为楷书体；光绪版上方左右数字呈45度角向中心斜，下方左右则向外倾斜。宣统版伍元券四周大写数字均向中心倾斜。而壹元上方向内，下方则向外斜。二是此版正面中央面值“伍元”的边旁又恢复光绪初版的单人旁。三是光绪版正面无章，背面加盖印章或签字；宣统版正面盖“董事葉揆初”、“上海总理樊时勋”两方章。（其实盖此两印章都有问题，一是时间不对，葉揆初是民国元年方被选为董事，二是地点不对，清末樊时勋担任的是上海行经理，盖在上海地名券上尚无问题，但盖在杭州、汉口地名券上就有越权之嫌。正确的解释应是：此两处为纸钞的盖章之处，上述两方章仅为替代印章而已。）四是各券底纹颜色不同，上海、杭州地名为浅蓝色，汉口地名为浅黄色。
“根据上海档案馆所藏有关合同档案，当时具体的印制情况是：杭州地名券壹元票印40万张、伍元票印8万张、拾元票印2万张；上海地名票壹元票印5万张、伍元票印13万张、拾元票印3万张、五十元票印2000张、一百元票印1000张；汉口地名票壹元票印20万张、伍元票印4万张、拾元票印1万张，合计印96.3万张”。①由此可见宣统版纸钞合同定量还是相当大的。
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
浙江兴业银行清代纸钞发行至今已近百年，但尚有多个谜团未解，需同仁共同努力，继续探索研究。
一、杭州壹元银元券为何直票
自1897年中国出现第一家现代银行后，在清末最后的14年间，华资银行的发展已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银行总数已达41家之多，据资料分析，至少有60%以上的银行都发行过纸钞，目前已见有实物的清代发钞银行就达22之多家。②在这些银行银元票中既可以看到学习西式纸钞设计的痕迹，同时又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元素，以区别历代旧时的传统模式。无论是清政府出资筹建的大清、交通银行，还是集资组建的中国通商、四明、信成等商业银行，其银元券的型制已采用国际化的横型。就连各地的官银钱号银元票大部分也竞相仿效，从最北边的东三省官银号、奉天官银号、驻津吉林官银号到中原地区的江南裕宁官银钱局、江西官银钱总号，一直到最南面的广东官银钱局、广西官银钱号等银元票均受西式银行的影响改为了横型票。不难看出，清末横型银元票已成为一种模式和趋势。为何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的浙江兴业银行杭州银元券却选用了旧时传统的直型？这也是清代银行正式发行银元券中唯一的一枚直型票。（另一枚直型票是光绪年间印福建官银行壹元，因空白未使用除外）而该行次年在发行上海、汉口等地名银元票时却又采用了横型，使光绪商务版同一版别的银元券在风格上不统一，这在纸钞印刷中是十分少见的，原因至今尚不清楚。
二、宣统泻光司版纸钞是否发行
该行在宣统年间是否发行过纸币？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流通正票存世，但仅凭此理由还不能作为未发行的依据。没有见到实物那就摘录几段相关资料来进行分析。
（1）“依前清开业以来之习惯，印行钞票一百万元，内派定沪行十五万元，杭州分行五十八万六千五百元，汉口分行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元。据民国三年度之调查，除以封存之外，其实在流通于市面者，总分行合计不过三十余万元。”“今据该行第十届报告，所有前所发行之旧券，也已陆续收回。旧券计共九十四万九千五百元，内有八十万元业经会同中国银行陆续销毁。其未收回之旧钞，尚有五万零五百元，亦于六年申明定期截至。” ③
（2）“本行发行钞券，肇始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呈请前清度支部核准行使，是为初次发行。其时市上习用硬币，所发不过一百余万元。迨民国初年，向中国银行订立领券合同，放弃发行权……合同签订以后，本行已将自发之钞券收回，而中国银行未能照约合作，异常纠葛。不得已于民国十年，呈请前币制局并财政部，核准筹备重发，是为二次发行。” ④
分析以上两段资料，1、浙江兴业银行于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发行纸钞，指的应该是光绪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版别，没有提及宣统版纸钞。2、据民国三年统计，此前流通于市面的钞券，总量仅30余万元。说明光绪版印量已足够维持流通需要。3、“依前清开业以来之习惯，印行钞票一百万元。”与宣统版的印制数量96.3万张金额270万元相差太大。这段文字至少是民国四年时的报告，对数年前的总结应不会有错。4、回收加库存共计94万多，已销毁80万，尚有5万多未收回，加上以后陆续回收的数量，说明回收比较彻底，这就是为何该行纸钞存世量稀少，某些版别更成为孤品的原因。5、民国十年经币制局、财政部核准后，该行开始重发钞券，“是为二次发行”。这是否能理解为光绪年为该行第一次发行，而民国十年为第二次发行。
在参考其他一些资料后，笔者认为：宣统版钞券应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原有的计划，但在合同签订后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主要是业务发展缓慢。以上海行为例：“行员初为8人，后逐渐增至16人。经营以稳妥为上，实业为本。到1911年，基础渐渐稳固，6月底结账，盈余数较上年增加不少。” ⑤“1915年，浙兴银行实行大改组……通过一番努力，改变了以往‘散漫无纪’的现象，面貌焕然一新。” ⑥可见，在辛亥年之前，浙兴银行内部管理松散，基础并不稳固，盈利不多，业务发展并不顺利，离领导层预期目标尚有距离，从发展需求上尚不急于更换新钞，这是其一。其二，从外部论，银行券一般不轻意更换版别，主要是换发需投入不少费用，其次时让民众熟悉接受新钞尚需时日。因此银行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枉然采纳此法，除非受经济政治的影响必须改版，如法币、金圆券的发行；或设计过时不合时宜，需要更换新钞；或旧钞破损严重库房已无存量；或因出现伪钞假票，不得不重新设计新券。当时浙江兴业银行虽个别地方曾有假票出现，但已迅速作出反应，及时收回旧票，再版了新票。加上光绪版纸钞有三分之二新钞还存放于库房中尚未投入使用，宣统版别钞券类似于光绪版未作大的改动，而印制新版又要花费不少银子，故虽签有合同也完成了设计，在印制了设计样稿后即停工，最后90多万张的纸钞并未实施印制，这也就是为何至今未见宣统版流通券的真实原因。
三、杭州拾元券真伪辨别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枚浙江兴业银行清代拾元券，粗看与光绪、宣统版相似，但仔细观看后，发觉疑点多多：1、双龙形态有异，最明显之处是龙爪，无论光绪版、宣统版纸钞龙爪均为五爪，而此枚却是四爪。2、光绪版正面边框下方印有印刷厂商，宣统版无，但此枚券却在此处印有杭州的英文地名“HANG-CHOW”。按清代纸钞印制惯例，正面中文，背面英文，而此拾元券却在正面出现了违反常规的英文，岂不怪哉。3、正面主景右图与光绪版、宣统版相同为行屋，但左图既不是横票的火车图，也不是直票的杭州平湖秋月图。细微不同还有几处，容不一一细述。据此可以判定，此券既不是光绪版也非宣统版。而清代浙江兴业银行只有这两个版别，除此以外该行并未委托过第三家厂商印制过纸钞，因此此杭州拾元的假票可能性极大。
清代纸钞历来是众多收藏爱好者关注的重点，原因很简单，时间久远数量不多，浙江兴业银行纸钞尤其如此，该行纸钞实物存世稀少，目前所见几枚大部分还都是仅见品，因为稀少使大部分爱好者无从了解，更谈不上能接触实物近距离的上手细观。笔者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实物，并参考了历年各拍卖行的相关目录，撰写成此文，上述观点纯属一家之言，望能起到抛砖之作用。
注释：
①周祥著《清代纸币珍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220页。
②王允庭“清代中资发钞银行析”，上海《钱币博览》2013年第1期。
③周葆銮著《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1920年再版，第6编第3—4页。
④《浙江兴业银行档案》第43号，原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档案室。
⑤《旧上海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⑥《中国十大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5年第6期）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