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医的“啬”到中医的“中”

《黄帝内经》云：“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谓内守，即是全神。全神思想最早 来自于《道德经》的“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受气、 养形。《韩非子·解老篇》也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 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 之祸至，是以嗇之。”《素问?经脉别论》所提出的“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也与 “啬”的论述是一致的。如七情过用就成为致病之因，“怒伤肝”、“喜伤心”、“思伤 脾”、“忧伤肺”、“恐伤肾”等均是。饮食的大饥大饱，或过寒过热，或偏嗜，皆是 “过用”现象，足以成病。所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_宣明五气》所说 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也是“过用”所造 成的损害，如房室过度则伤精，均与“啬”的要义相悖逆。孙思邈沿袭了《道德经》 “啬”的思想及《素问?经脉别论》“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强调养生要坚持一个 “啬”字。还以“膏用小炷与大炷”作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不可浪用， 必须处处注意摄养受护，要尽量减少它的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 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内在之神明为外在之物欲所牵累，必然不安守于神室， 要么导致心神的错乱而失去常态而癫狂，要么导致精气神的耗伤而损及年寿。

“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啬”的含义是指人们对自己精气神的消 耗希望能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中节”则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范围。中医以 “中节”思想取代道医“啬”的思想，主要源自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今时之人”以“乐”代“道”，长寿观念不再被人尊崇 《黄帝内经》开篇之《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 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 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人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 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其次，中医学以阴阳学说为治“病”为本，神治思想逐渐被人淡忘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 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膜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 从也。……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再次，中医学科特点决定中医以医药学为学科内容架构，致使道医精华思想游离 于医学之外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 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溃 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懔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审其阴 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犁 引之。”

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道医“啬”的 目标看似高远，多数人也不过得到一个“中”字罢了。而“中医”所谓的“中节” 思想看似圆融，如果能够得到“下”的结果也实属来之不易了。道医对人体五脏之 神的态度比较消极，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现象，惟有持戒方能长生。而中医则认 为，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正常体验和反映。人生在世总有喜怒 哀乐之情志变化，岂能“如槁木，如死灰”？七情活动不可不发，可以用，只是不可 过用，过用则神散气耗，同样足以致病。可以发，如果不发则隐曲不伸，反而郁而成 病。因此，人若能把握“中节”之道，识得个中真谛，则身心健康有了基本保证。 七情之发必须合道，贵乎“中节”，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总之，“中神”是 中医的情志养生观，也发明了不少情志养生法。

常人不明道医“全神”之理，不通“中神”之法，大多数的疾病，皆来自于对 五脏之神的妄动和滥用。故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道林养性”篇中指出十 二种过度情志变化的危害性：“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 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 百脉不足，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可见造成人体伤害的关键在于 “多”，“多”则超过了常度，破坏了人体的自我调节适应能力，从而导致气血逆乱, 脏气戕害，形成种种病变。这时告诫人们对于七情之用要保持“中节”，使之冲和为 度。诚如嵇康在“养生论”中所说的：“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 而体气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