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明：晋南盐业资源与中原早期文明的生长：问题与假说
中国考古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小时前
摘要：本文以倒叙方式追溯了运城盐池开发、利用的早期历史，以及与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关系。从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期往前追溯，分别讨论了夏商和龙山时期运城池盐开发和外输的间接证据，仰韶时期陕晋豫邻境地区聚落兴衰、社会复杂化发展与晋南盐业资源利用之间可能存在的密切联系。
一
盐被称为“百味之王”。盐不光是最基础的调味品，而且是人体维持生存之必需。这种须臾不可缺少的日常消费品，又不像其他食物那样随处可得，因此一直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必须重视的最基本的战略资源。
中国古代开发、利用的盐业资源主要有海盐、井盐和池盐三种（另外还有西北地区少量的岩盐）。海盐当然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井盐主要分布在峡江到重庆、四川等西南地区，而池盐则散布在中原、北方和西北的广大地区。海盐和井盐在古代主要是靠煎煮卤水制盐，宋元以后又发明了海水晒盐法；而池盐产于内陆的咸水湖，大多属于自然结晶生成，只是后来加进了垦畦晒盐的人工助力。中原地区最大的咸水湖就是位于晋南运城盆地南部的盐湖（又称河东盐池、解池），在古代一直是中原最重要的产盐地。（图一）
我们知道，从夏商周三代王朝直至北宋，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游移于豫陕晋河谷平原所在的大中原地区。从史前末期到青铜时代及后来秦汉帝国大范围的统一，中国文明从多元趋向一体的过程中，中原文明发挥了主体性的整合作用，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与核心。中原文明的形成与成长，除了河谷平原广袤沃土利于发展农业、山林川泽便于渔猎采集，以运城盐湖为主所提供的盐业之利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我国对盐的开发、利用，目前从古文献上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中就有一些有关“卤、斥（盐）”的记载。在殷墟甲骨文中还有“卤小臣其有邑”这样的卜辞（《甲骨文合集》5596），表明最晚在殷商时期就已经设置了专门司掌盐业的职官。而与河东池盐有关的记载，最早则见于西周铜器铭文。最近有学者考证，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西周霸伯簋铜器铭文“惟十又一月，丼叔来盐，蔑霸伯历”一句，所记为丼叔来霸国经办盐事，霸伯参与其事。与盐事有关的内容（丼叔来盐）或释为丼叔主持祈求盐卤丰产之事，或释为丼叔亲至霸国鉴定盐卤的种类和等级。无论怎样，都表明了西周王室对解池盐业的重视，也说明解池盐业的生产和分配都应有官方的介入。
近些年在临汾、运城所属晋南地区，已发现多处与翼城大河口相似的墓地。大河口西南方向距运城盐湖约100公里，该遗址往南30余公里处还发现有绛县横水墓地和雎村墓地，后两处墓地东西相距只有15公里。这些墓地年代相近、规格相似、分布集中，如果都属西周小封国，那么每个封国领地不过现今一县之地，有的可能更小些；另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墓地代表的是隶属于晋国的“怀姓九宗”。西周时期晋国都城和晋侯墓地所在的翼城、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也与上述几处墓地相去不远。这几处墓地中，绛县的横水、雎村在绛山之南、运城盆地东北部，比起山北的大河口距离盐湖更近一些。（图一）因此，若霸伯参与了经办盐事，那么像横水墓地的倗伯等其他邦伯，特别是晋侯本身，应当也都不会置身事外。至于西周时期晋侯和有关邦伯（或怀姓九宗）到底是怎样参与解池盐业生产和分配等各项事务管理的，周王室是直接管控还是通过晋侯或其他邦伯掌管解盐，仅凭寥寥数字的铜器铭文以及其他后世简略的记载，目前还难以认识周详。
东周以后有关各地区盐业生产和分配的文献资料就比较丰富了。除了生产技术上的进步，另一显著的变化就是官方对盐业管理越来越趋于严密。概因盐为民之日常所需，垄断经营可得厚利，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盐政，自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推行“食盐官营”，后世诸王朝皆效法而行，使之成为官府的重要财源之一。
从考古发现看，我国近些年开展的盐业考古，主要在三个方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是在山东沿海发现了商周时期生产海盐的大量遗存，往前到龙山文化时期似乎也有一些迹象，在莱州湾南岸滨海地区发现有较多龙山文化遗址，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制盐有关；二是在重庆东部到长江三峡一带发现很多早期盐业遗存，从商周往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2500年—前1800年），皆有取盐井、盐泉之卤水煎煮制盐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以忠县中坝遗址最丰富；三是在东南沿海宁波大榭岛史前遗址揭露出有钱山漾文化时期制作海盐的遗迹，并据此推测东南沿海制盐至少可前推至良渚文化时期。
内陆池盐的早期开发利用，前述文献记载只有中原的盐事可推至商周，但在考古发现直接证据方面还没有取得实质进展。这与盐湖产盐的方式有关。我们知道，制海盐、井盐需经过制卤储卤、做盐灶、以特制陶器或其他器物盛卤水进行煎煮等工序，从而能够留下丰富的与制盐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池盐的生产则不然。运城盐湖是中原最大、最重要的池盐产地，上古时期，河东池盐全凭自然结晶生成，人工收取即可；每年夏季凭借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吹拂，太阳暴晒，使得解池沿岸盐水迅速蒸发，凝结成盐，“朝收暮取，暮取朝复”，取之不竭，从而流传下了相传为舜所做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至春秋以后或许已有“盐田”发明，开始人工助力晒盐；大概到秦汉或汉魏时期，正式创置“盐田”，引卤晒盐；到隋唐时期开始“划畦灌水”，创建了一套复杂的“垦畦晒盐”设施、技术与工序。但无论怎样变化，池盐始终依靠自然之力生成，人工设施与技术只是助力提高生产效率而已。而“盐田”技术不管怎样改进，也始终是在湖岸滩地实行，历代皆在此地反复“种盐”，后者不断扰动前者，特别是还有近现代工业活动的大规模破坏（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解池已停止产盐，主要生产硝等化工原料），使得古代盐田、沟渠等设施难以保留下来；此外在盐田这种生产场所中也少有相关生活遗物的存留，即便发现古代盐田等设施也很难准确断代。秦汉以后的盐田等生产遗迹难以发现、确认，那么在没有盐田、纯靠天产的更早的商周和史前时期，也就更难以在湖岸产地发现与盐业相关的遗存了。
我们以往数次开展的解池古代盐业考古调查，除了在湖岸以内的滩地几无所获，在盐池周边5公里范围内也罕见早期遗址。在我们完成的运城盆地东部区域系统调查中，安邑是距离盐湖最近的遗址，位于湖北岸约3公里处，年代属二里岗时期；只在地表采集到少许陶片，面积至多不过数万平方米，且多年前大部分就已被现代村镇所占压。该遗址也许会与早商时期解池的盐业生产有关，但要找到相关遗存已非易事。更早时期和其他商周时期的遗址基本都在距盐湖5公里之外。
上述情况意味着，我们要想在解池边找到古代盐业生产的直接证据是非常困难的，而要在附近找到史前和先秦时期与池盐有关的其他证据，也只能到离湖边较远的地方去做工作。
二
河东盐池，早期产盐的直接证据难以寻觅，间接的证据则有迹可循。这样的迹象出现在夏县东下冯遗址。（图一）除部分龙山及更早时期的遗存，东下冯遗址的文化堆积以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为主。二里岗时期东下冯聚落出现夯土城墙，在城内西南角揭露出一片圆形房址，排列较整齐，根据发掘和钻探结果估计有40至50座之多。这些房址结构很特殊，房面高出当时地面30～50厘米，下有夯土地基，四周有密集的小柱洞，房内都有十字形埋柱沟槽，将房内空间一分为四，且都没有发现门道。关于这些房子的功能用途，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早期多认为是粮仓。后来刘莉、陈星灿先生到东下冯做了实地考察，将原来发掘的个别房址做了局部清理，并在房面上下取了系列土样，然后经过实验室分析，结果显示贴近地面的土壤中钠离子、钙离子、氯离子、硫酸根离子浓度明显高于远离地面的其他土壤样品，更高于生土层中的离子浓度，与现代盐池地表土壤样品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从而证明东下冯这些圆形建筑很可能储存过盐类。经过计算，推算东下冯所有盐仓储盐总量约为12000吨左右，应不少于盐池一年的产量，据此认为东下冯作为一个地区中心，其功能应与早期国家控制河东盐业生产和分配密切相关。
再往前，二里头时期东下冯聚落存在“回”字形双道环壕，环壕西南部分有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在内壕两侧沟壁上较密集地分布着一些9～13平方米的小房子和更小的储藏室，两者都是从沟壁向里掏挖成窑洞式。在外壕沟壁上也有少量发现。已揭露部分共发现这样的房子20余座，储藏室10余个，实际当有更多。另外在壕外一些大坑中也发现有从坑壁向里掏挖的窑洞式小房子。对这些房子和储藏室虽然没有做过土壤样品分析，但从二里岗期圆形房址的分析结果来反观二里头时期这些窑洞式小房子，尤其是形制很特别的储藏室，不排除当时也有储存盐的功能。早商王朝对解池盐业的控制与利用应承自之前的夏王朝，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当然要验证这样的推断需要将来再次发掘出此类窑洞房址和储藏室，并像二里岗期圆形建筑那样进行土壤样品检测和分析。
总之，东下冯是迄今所知解池附近区域最可能与盐业直接相关的最早遗址。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东下冯作为一个面积相对较大的区域中心聚落，很可能担负着替夏商王朝收集和储存盐，向王朝中心输送食盐的重任。此外，东下冯在为王朝中心获取和输送重要战略资源方面还应包括铜。东下冯遗址出土过一些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铜炼渣和石工具范、镞范，说明这里能够冶炼铜并可铸造一些小件工具和武器。另外我们在中条山北部东、西两侧的调查还发现较多的矿冶遗址，特别是近年在绛县西吴壁遗址揭露出丰富的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存，都表明中条山铜矿是夏和早商王朝重要的铜料来源地。而作为夏商王朝控制、开发和输送晋南铜、盐等重要战略资源的据点，应该还有垣曲古城南关二里头期环壕聚落和二里岗期城址。古城南关与东下冯从环壕聚落到城址的演变惊人地同步。只是在古城南关遗址没有发现可能储存过盐的遗迹，但有少量二里岗期的铜炼渣和工具范。该地点一方面作为附近铜原料的集散地，另一方面则是凭借其险要位置（位居亳清河入黄河夹角处的高台地）控扼南向黄河渡口和东向交通要道，作为从晋南向中原王朝转运铜、盐等物资的战略据点和军事城堡。从这里经东滩渡口过黄河再穿越山谷可抵达渑池，折而向东则达洛阳；或者从此处继续向东经王屋山南麓通达济源，继而可南下过黄河到洛阳和郑州地区，此即古代“太行八陉”之“轵关陉”。（图一）
夏人对晋南的占据与经营非常早，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形成当与夏人北进有直接关系，而该类型的出现可早到二里头一期晚段，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形成后最早向外扩张占据的地区之一，很可能就是因为晋南有盐这种重要战略资源。根据已知资料，二里头聚落规模扩大、出现大型院落式宫殿建筑和随葬铜礼器的贵族墓葬，皆是在二期之后（二期只见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礼仪用器，三期以后才开始出现铜容器），一期只发现很少的小件铜工具、武器。由此可以推断，夏人在崛起的过程中征服、占据和开发晋南，首先是奔着日常亟需的盐去的。铜器是在稍晚的二期特别是三期之后才开始凸显出重要性的，随着复杂国家社会的形成，配合“明身份、序等级”的礼制建设的需要而发明了青铜礼器，青铜冶铸技术被运用到了高端物品上，晋南铜矿的重要性才开始突出并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最近我们发掘的绛县西吴壁遗址，初步判定成规模的冶铜遗存的出现是在二里头三期之后，与二里头遗址铜礼容器出现的时间相对应，正可证明此种推断。
从历史地理和资源控制的角度来推断晋南盐、铜与夏商王朝中心的关系，早有学者做过研究。晋南素有“夏虚”之称，对此史家有不同解读。我们理解这并非指夏都所在，而是说晋南为夏王朝重要的直辖地。夏代对晋南直辖，除了地理上临近王都所在的伊洛盆地，更重要的应与物产之利有关，特别是铜、盐这两种在当时可称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物产。根据我们完成的运城盆地东部区域系统调查，从龙山到二里头时期，运城盆地内的遗址数量、规模大幅降低，其缘由很可能与夏王朝对晋南的武力征服有关。到二里岗时期遗址数量再次骤减，又应与商克夏有关。这两次中原王朝对晋南的征服和占据，都应与攫取铜、盐资源密切相关。
到晚商时期，晋南豫西遗址数量呈断崖式下降，非常稀少，其原因令人难以捉摸，学界有不同的推测，认为同战争或瘟疫有关。另有一说认为，晚商时期中条山表层氧化铜矿已被开采殆尽，商人转而向南方寻求铜的来源，同时还向山东沿海地区扩展以获取新的、更加稳定的盐业资源，这两大资源取向的转移则伴随着晋南地区人口的大规模外迁，从而导致本地的“空心化”。此说与目前相关考古发现相符，即随着晚商时期晋南遗址的遽减，长江中游临近铜矿产区的冶铜遗存在增加，而山东殷墟文化遗址的数量也在显著增长并持续向滨海地区扩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近些年晋南发现的晚商遗址略有增加，运城地区集中分布在绛县、闻喜境内的中条山西北麓山前台地上，与此前的东下冯、西吴壁等中心聚落位置相近，皆在盆地东北部靠近山区的高地，扼守交通要冲。（图一）这或许说明晚商王朝并未彻底放弃对本地区的占据与经管，尽管其区位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最近发现的闻喜酒务头商末墓地，出有数座带墓道、随葬很多青铜礼器的大型墓，旁边还有车马坑。如果该墓地确属殷商而非其他方国或戎狄，那就说明商人在此地设有高级贵族管理的聚落，也许反映了殷商王朝在较晚时期重返晋南设置重要据点，其目的除了巩固边塞之防，很可能还意在重新强化对本地区铜（此时当具备了开发深层硫化铜的技术）、盐资源的攫取甚至控制。
三
从夏商往前的龙山时代，是晋南最繁盛的一个时代，出现了多处特大型遗址。从庙底沟二期到狭义的龙山时期，临汾盆地内的陶寺经历了持续发展壮大的过程，至少在“陶寺中期”这个阶段，作为一个“超级聚落”显示出了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态。另一个特大型聚落是我们发掘的绛县周家庄，位于运城盆地的北端，该聚落是在陶寺晚期才扩展到最大规模的。然而无论是陶寺还是周家庄，或是在晋南发掘过的其他龙山时代遗址，都没有发现与盐有关的遗存（包括用来储存盐的遗迹或遗物），当然即便有也是不易分辨出来的。但这不等于说这样的大型区域中心聚落就真的与解池盐业无关。
晋南还有一处龙山时代大型遗址，即芮城的寺里—坡头，这里的清凉寺墓地出有一批随葬玉器且有殉人的高规格墓葬。该遗址位于中条山南麓，地理位置偏僻，地形复杂，不像是单纯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区域中心。由于它恰好处在运城盐湖往南穿过中条山到黄河渡口的便捷交通线上，因此清凉寺墓地的发掘者认为，这里很可能存在一个外销食盐为主的管理机构或集团；或者也可以说，该聚落因控制了解池食盐外运的交通要冲而获厚利，暴发成了一个高等级富贵集团。这是一种合理的推断。如果此推断成立，那就说明在龙山时代（包括庙底沟二期和狭义龙山时期）解池盐业已经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发，并向区域外输送食盐，由此便会凭借资源优势而惠及晋南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一种对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从解池盐业获利的当不止寺里—坡头一处，北面的周家庄、陶寺等“超级聚落”所代表的区域集团也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得利，至少都可以因较近便的地利而较容易地获取解池食盐，从而对本地区龙山时代迅猛的发展势头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从文献记载看，前边引述的《南风歌》相传为舜所作，反映的是夏季高温时从中条山吹下的南风与盐湖结晶生盐的关系。舜多被学界认作是龙山时代的人物，其相关传说又集中在晋南的运城地区。如《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冀州之人也”，张守节《正义》说此冀州即“蒲州河东县”；《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有人考证这些地方都在运城地区。学界多有指认临汾陶寺为“尧都”者，虽不能确证，但确有此可能性。同样，我们在运城盆地北部发掘的龙山时期特大聚落周家庄，虽尚无充足证据可与“舜都”相关联，但其时代、地望和考古所揭示的社会背景亦有相符之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陶寺鼎盛期在“陶寺中期”阶段，而周家庄鼎盛期紧接其后在“陶寺晚期”阶段，与传说中尧舜接踵禅继的世次恰好相符。不过这反过来也正好说明尧舜的传说属性——其二人不可能活得那么长久而覆盖整个龙山时期，最多只能是两个地域相邻、前后相继的大型社会集团的代表。总之，《南风歌》反映的是解池盐业生产的某种景象，而考古与文献相对照，这种景象又确乎可追溯到龙山时期。不管其歌作于何时，其背后流传下来的历史情景应该是真实的。
前边还提到，目前在山东沿海、东南宁波沿海以及内陆重庆地区，都已发现甚至确认有龙山时期生产海盐和井盐的证据（皆可早到公元前2000多年）。那么，根据上述分析而将中原池盐的开发、利用推至龙山时代，也是合乎时代特征的合理推论。
如上所述，寺里—坡头、周家庄、陶寺，以及前述夏商时期的东下冯、古城南关等中心聚落，都会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与运城盐湖存在各种联系，但它们的位置又都远离盐湖。（图一）即便是与解池盐业关系最近、距离也最近的东下冯，仍处于青龙河上游，距盐湖约30公里，临近东北部山区。那么这些中心聚落的选址为何没有靠近盐湖更近一些呢？或者说在盐湖附近区域为何没能发展起大型中心聚落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盐湖附近区域缺乏水源充足的地表径流（青龙河为很小的溪流，近些年已干涸），而受盐湖影响，本地地下水苦咸，也不宜靠打井饮用，因此在上古时期不能有效解决适宜水源的情况下，这里很难聚集起众多人口、发展出大型聚落或城市。时至今日，坐落于盐湖北侧的运城市区及周围村镇的生活用水主要靠从外部引入。
据《左传·成公六年》，晋景公时“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郇瑕氏之地一般认为在今运城北部的临猗一带，这里地势开阔，呈北高南低的缓坡状，从北部的峨嵋岭向盐湖倾斜。但此提议遭到了大夫韩献子的反对，他认为“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景公从其议而最终迁都新田。这段记载明白显示，盐湖周围的土地虽有“近盐”之利，但也有盐分过重而带来的“土薄水浅”之弊，在古代并不适合大都市的生存发展。
运城盆地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东部中条山与西北峨嵋岭之间纵贯一条鸣条岗，岗的北侧为涑水河，南侧为较小的青龙河，两者在永济境内的伍姓湖汇聚后再流入黄河。（图一）青龙河故道原本从东北向西南直接通入盐湖。据史书记载，北魏正始二年（505年）都水校尉元清主持开挖了一条永丰渠，将北部诸水引导从西北绕过盐湖向西南流过。隋大业年间（605年—618年）都水监姚暹主持重新整修疏通此渠，故永丰渠又称“姚暹渠”。北魏和隋朝修建水渠，主要目的就是将青龙河及各支流水源集中疏导，绕经盐湖西北面而汇入涑水河，避免流水直接入盐湖而冲淡、稀释里面的盐分，以此来保护盐池之利，保障盐业生产；同时该水利工程大概还可为本地城镇居民提供合适的饮用水。由此也可推知盐湖西北侧、现运城市区一带作为历代州郡府道等行政辖区的治所，包括在此设置专门的盐业管理机构，当皆在北魏之后。
根据我们在运城盆地东部的区域系统调查、以往的专门调查和文物普查资料，运城地区史前及先秦时期遗址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一是中条山南麓，即从芮城到平陆一带黄河北岸的台塬阶地，与豫西从灵宝到三门峡一带的黄河南岸相呼应，形成“黄河走廊”地带的遗址密集分布区；二是处于中条山、王屋山和黄河南岸山岭之间环抱的垣曲小盆地（包括河南渑池黄河沿岸部分）；三是运城盆地东北部高地，即涑水河、青龙河中上游两岸阶地和黄土台塬，主要包括从运城往北到夏县、闻喜、绛县一带，其中各时期规模较大的遗址尤其偏北。涑水河和青龙河下游所在的运城盆地中部及西南部低地，即从盐湖区到临猗一线往西至永济以东一带，属于盆地的“盆底”，因地势低平、水质差而少有早期遗址分布，尤其少见大遗址。
以上运城特殊的地理形势、土壤和水质及历史时期的改造，与遗址分布状况相对照，可解释不同时期大型中心聚落和城邑的地理区位与地点的选择。
四
龙山时代再往前是仰韶时代，有关这个时期解池的盐业生产，乃至整个中原是否已开始开发和利用自然界中的盐，迄今除了古史传说中一点虚无缥缈的记载，在考古发现方面还没有任何的证据。因此以下的推论全是由问题而提出的假说。
从世界范围看，目前所知人类制盐的最早考古迹象发现于中欧，那里的制盐遗存似可早到公元前第六千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较早阶段。那么在我国最早可以上溯到何时呢？
人类对盐的需求是天然的。一般认为，在以渔猎、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时代，人类主要依靠动物血液中的盐分来供应自身需要，但到了农业社会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阶段，必须要有专门的外部盐分的摄入才能维持正常生存。因此，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就必须要解决盐的来源问题；反过来也可以说，人类对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最迟应不晚于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形成时期。
综合近些年动植物考古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成果，我国自1万年前后开始发生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经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直到步入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社会，农业的发展成熟、农业社会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推测，在此过程中人类对食盐的需求也应该是逐步增长的，而非从无到有短期内的剧变。就中原地区而言，农业成为主体经济或在仰韶早期，或迟至仰韶中期；由于目前系统的个案分析和相关数据尚不充分，还难以给出确定的判断。仰韶早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各区域已发现的遗址数量总体不多，人口密度较低，而此时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最适宜期，自然界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因此农业与渔猎采集相比在生业经济中孰重孰轻，还不好断定，或者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聚落存在各有千秋的情况。不过说仰韶早期农业已经在生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没有问题的，由此我们推测人类应当已开始经常性地食用盐，并开始寻求较稳定的盐的来源。到仰韶中期（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考古发现表明农业经济已占有绝对优势（或许在此期的后半段），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测，此时先民对盐业资源已经开始较大规模地开发利用，而在盐产地附近，不同社群为争夺资源的获取与控制还会产生对抗性竞争，从而加剧社会复杂化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在下面要论述的重点问题。
仰韶早期在广义的大中原地区，存在两个覆盖面很广的强势文化，即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它们分别以陕西关中和豫北冀南为中心向周围扩展，往北相交于晋中北和内蒙古中南部，中间交汇于豫中南。在两者之间则是局限于晋南豫西及关中东部边缘的枣园文化。豫北冀南等地的后岗一期文化人群如何获得食盐，目前还不清楚，但据史料可知，在河北西北部、晋北、内蒙古河套等北方地区早期曾存在过一些小的池盐产地，后岗一期文化人群向这一带的迁徙扩散或许与追踪盐迹有些关联。而晋南枣园文化中有明显的以柱足盆形鼎等器物为代表的后岗一期文化因素，后者向此地的渗透也可能与获取解池食盐相关。只不过限于当时混合性的经济类型、有限的人口规模和对盐有限的需求，以追逐盐业为目的的扩张力度还不是很大。
根据唐代史料，关中东部也曾有过一些小型盐湖，分布在今铜川、蒲城、大荔、渭南、临潼一带。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盐湖早在史前时期就存在，半坡文化先民可就近获得必需的少量食盐。另外半坡文化向东的扩展也是明显的，晋南枣园文化就有一些与半坡文化相似的因素，而且到半坡晚期即史家期这个阶段，这里还形成了取代枣园文化的“东庄类型”，河东池盐很可能也是半坡人群觊觎获取的对象。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在上述几个文化当中，关中盆地的半坡文化又似乎最发达，这里聚落发育最好、遗址相对较多而密集，此种状况应与其临近丰富盐业资源有一定关系。
但令人诧异的是，坐拥中原最大盐湖的晋南地区，特别是运城盆地，这里的枣园文化反而显得比较平庸，遗址数量少而稀疏，人口密度低，对外文化影响也有限。这一方面或许说明此地水土状况还不适合早期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就是本地尚未发现此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不像关中和豫北冀南那样有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所奠定的深厚文化与人口基础，所以发展相对较慢。
然而这种情形到仰韶中期发生了巨大改变，除了关中东部，原本弱势的晋南豫西也突然繁荣起来，甚至成了庙底沟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区域，遗址数量多、密度较高，且多呈集群分布，在陕晋豫邻境地区出现了像华县泉护村、华阴西关堡、灵宝西坡和北阳平、夏县辕村和西阴村、闻喜店头堡、绛县峪南等面积达数十到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图一）而在庙底沟文化的其他分布区，虽然遗址数量较前也有显著增加，但就目前所知像这样的大遗址则是非常稀少的。例如在同样经过区域系统调查，紧邻三门峡和运城的洛阳盆地中东部，遗址数量较前也有大幅增长，但却罕见三、五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大遗址。以上情形说明此期农业技术和农业社会已发展成熟，各地聚落与人口增长迅速，有些地区开始出现等级分化并整合成区域组织。同时人们开始大量开发利用食盐，陕晋豫邻境地区因坐拥陕东一些小盐湖和中原最大的河东盐池，相较其他地区更有发展的优势，形成了一些规模更大、更加强盛的中心聚落。这是对陕晋豫相邻地区在仰韶中期爆发式繁荣发展最合理的解释。
一个社会文化繁荣、文明发达、对外影响大，肯定是以富裕的经济为基础，而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并能控制重要资源往往又对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庙底沟文化遗存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和上游的部分地区，其彩陶更是影响深远，扩散至黄河下游、东北燕辽和长江中游等地区，在史前可谓无远弗届，其背后一定是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发达的经济所支撑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力。但与中原其他地区相比，又看不出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在诸如土地、环境、生产技术等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唯一显著不同的就是陕晋豫邻境地区拥有中原其他地区所缺乏的丰富盐业资源，这对当地早期农业社会的兴盛和早期复杂社会的勃兴应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晋南运城及临汾盆地、豫西三门峡、关中平原东部，这三个区域皆临近运城南部的盐湖和关中东部那些小盐湖，是与盐湖距离最近、交通最便利的地区。运城不必说，本身就是解池的依托之地，临汾盆地则与其无障碍相通；三门峡就在黄河南岸，往北经大禹渡、茅津渡等黄河渡口，再穿越中条山便捷通道可直抵解池，往西更是有经潼关直通关中的大道；关中东部除自己拥有的几个小盐湖，也有通过风陵渡、蒲津渡、龙门渡等渡口过黄河而直达解池的方便之道。还有学者对从晋南到黄河南岸通往洛阳盆地的几个主要通道做过专门考证。这些交通要道大概自史前时代就形成了，也应是解盐外运（当然还有青铜时代的铜）、各地彼此往来的主要通道。（图一）
前文谈到，因水土方面的原因，在解池附近区域史前到先秦时期的遗址都较稀少，运城盆地东部各期遗址特别是大型中心聚落，大多集中在盆地东北部的涑水河与青龙河中上游地区。但在仰韶中期阶段，从解池沿青龙河故道往东北约5公里处出现了一处大型遗址，即夏县辕村（图一），地表陶片分布面积达90余万平方米，调查显示随后的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和二里岗等时期遗存仍连续存在，但皆集中在青龙河故道两岸狭窄区域，面积都很小。在二里岗期之前这是距离盐湖最近的一处遗址。在盐湖区地下水难以饮用的情况下，辕村及附近聚落大概主要依靠青龙河地表径流获取生活用水。仰韶中期这里突然发展成为一个近百万平方米的大聚落（不过堆积不厚，说明使用时间较短或居住形态较分散），推测很可能与开发解池的盐业资源有关，也许正是得以利用附近的盐业之利，辕村才能够兴盛一时，聚集了相对较多的人口。2006年秋季，我们在辕村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共揭露约500平方米，获得一批仰韶中期、二里头和二里岗等时期的遗存，可惜都没发现明显与盐业有关的直接证据。大概还是受水源和土质的制约，辕村作为大型聚落没能持续长久，仰韶晚期以后就变成了小聚落。尽管如此，后来不断有小规模人群坚持在此居住，很可能还是与解池盐业有关。
盐业资源尽管非常重要，但也不会是决定一个地区、一个文化兴衰的唯一因素。陕晋豫邻境地区在仰韶中期繁盛一时之后，到仰韶晚期阶段开始趋于平淡，甚至有所衰落，罕见大型遗址。与此相对照，其外围的西北甘青、北方河套、晋中北、豫北冀南及豫中等地区开始呈现程度不同的繁荣局面，都各自形成了特色不同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关中西部到陇东一带以及郑州嵩山地区，皆有大型中心聚落出现，显示出更加突出的发展势头。这或许说明，随着各地农业的发展和对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各地人群也都获得了较稳定的食盐来源，那么其他因素就会更多地影响区域社会的发展，导致区域社会此起彼伏地兴衰波动。至于在史前时期这些因素都是些什么，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探索的课题。
不过从长时段观察，中原地区在后来龙山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晋南在龙山时代的突出表现，以及随后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兴起，还有各历史时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统一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长久徘徊在大中原地区，恐怕也都有解池等盐业资源的巨大支撑和贡献。
五
本文以倒叙方式，追溯了河东池盐开发、利用的历史，以及与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关系。其中有关此地盐事确凿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出土的商周时期的文字资料。但因盐湖特有的天然结晶生盐和人工助力晒盐的生产方式，再加上缺乏专门的田野工作，考古上一直没发现与早期池盐生产有关的直接证据。因此关于早期、特别是史前时期获取和利用解池食盐的历史，现在还只能提出一些假说。尽管池盐开发不易留下生产遗存。但假以时日多做工作，相信将来会有所突破。东下冯早商盐仓的存在，以及寺里—坡头这种可能与控制池盐外输通道密切相关的遗址，提示我们可以寻找更早的与盐业储存、运输有关的遗存。另外还可考虑在湖边可能的盐田产地进行适当考古发掘，尝试寻找早期的生产痕迹及相关遗存。
晋南铜、盐两大资源都与中原早期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不过在文明发生的初期，铜的作用有限。如果我们将中原文明起源时间推至复杂社会初现的仰韶中期，则铜尚未正式进入“文明构建”的视野，尚未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即便到了龙山时代，铜的作用仍不突出，其在中原文明生长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还是始于夏王朝的建立。而盐作为农业社会发展成熟之后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资料，同时又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在文明发生的初期就应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临近盐产地、方便控制盐的生产和分配的社会群体就会很快聚集起众多人口和强大的能量，如果再辅之以优越的农业等生产条件，则这样的区域或社群就会率先走上“文明之路”，发展出富裕、强大、对外有影响力，同时内部又有鲜明等级分化的复杂社会。不过这样的社会是否能够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孕育出早期国家，则还要取决于多种综合因素。
附记：感谢田伟先生帮助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