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邓州历史文化之九-----邓州三贤（范仲淹、寇准、韩愈）
邓州市地灵人杰，历代名人辈出。古代有东汉'二十八宿'中的贾复、杜茂、刘隆，名传千秋的汉代'医圣'张仲景，南北朝时的政治家宗懔，唐代名将张巡，南宋名将王坚，明代贤相李贤、名臣李永茂，清代云南左布政使彭而述，清雍正帝师彭师抟，台湾知府高叔祥等。近现代人才济济。有民族英雄马殿甲，同盟会员、革命烈士王庚先，女发明家丁育三，著名作家姚雪垠，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澍，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当代军旅作家周大新等。唐宋时期的韩愈、寇准、范仲淹都曾先后在邓州任职，后人称之为'三贤'。范仲淹在邓州写下了不朽名篇《岳阳楼记》，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范仲淹在邓州
范仲淹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由他写成的记景抒情的名作《岳阳楼记》是一篇流传千古的经典作品，其'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名言，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广为传诵。其实只要是读过这篇作品的人都知道该文描述的岳阳楼是在湖南岳阳。但鲜为人知的是这篇作品却不是在岳阳写的，而是在邓州写的。
范仲淹其人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谥文正，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其父曾在徐州做官，后死于任上。其母谢氏随带子仲淹改嫁山东人朱文翰，并随其居住在山东邹平继父老家长山朱家村。少年范仲淹在那里一住就是12年，度过了自己求知、发展的漫长过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当朝宰相王曾、副宰相晏殊赏识其才干，保举他到北宋中央任秘阁校理。从那时起到庆历五年为止的17年间，他曾四次进京任职，又四次遭贬降职，屡遭打击，政治仕途可谓'几起几落'。但他始终清正廉洁、坚持改革，与朝中一些守旧官员以及腐朽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他第一次在朝任职时，正值仁宗皇帝继位不久，但这个皇帝并不掌握实权，大权全掌握在刘太后手里。刘太后独揽大权，胡作非为，满朝文武官员敢怒而不敢言。只有范仲淹一人不顾自己官小位低，冒死上书，请求皇太后把大权交给仁宗皇帝。副宰相晏殊见状大为吃惊，连忙劝道：'你这样上书，不但自己倒霉，还要连累我这个推荐人。'范仲淹听后严肃地告诉他：'尽管我是你推荐的，但你却常常因怕我不称职而感到羞愧，没想到现在我又因为忠直而得罪了你。'晏殊听后，无言以对。后来范仲淹终因大胆上书而触怒刘太后，被赶出东京，贬至河中府任职。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范仲淹被召进宫里，任右司谏。但没过多久他又因得罪把持朝政的守旧官员受到排挤，再次被贬出东京。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他由于在苏州治水功，第三次被召进东京，授天章阁待制。但这次他因揭露宰相吕夷简等人结党营私、嫉妒贤能的丑行而受到打击再次被贬，到陕西任职。在送别的途中，他对送行的朋友这样说：第一次被贬你们在送我时说我是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二次你们说我是此行愈光（更加光荣），这次你们又称我此行尤光（尤其光荣），而我这前后已是'三光'了。
公元1043年，范仲淹第三次奉诏回京，不久便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富弼、韩琦等人共同主持朝政。这时的北宋王朝阶级矛盾异常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边境夷族又乘虚而入，差不多已成为瓜分豆剖、揭竿而起的境况。为了挽救国家命运，宋仁宗把一向主张改革的范仲淹调回中央委以重任，并请他拿出改革方案，支持范仲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便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但没过多久，他的改革方案又触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在他们的反对下，这次改革又一次失败。随后，范仲淹又被贬。这次他被贬至邓州任知州。
范仲淹:心忧天下，以身许国 范仲淹是宋代为数不多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之一。从27岁步入仕途至64岁溘然长逝，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心系朝廷，忧国忧民，无时或已。一篇360余字的《岳阳楼记》震古铄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传颂至今。而这种民胞物与的襟怀，正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
自从成为朝廷命官，范仲淹便心忧天下，以身许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唱之。”但是，人心叵测，仕途险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每次犯颜直谏，换来的都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贬谪。天圣年间，宋仁宗欲率群臣为真宗刘皇后祝寿，群臣明知不合礼制，却三缄其口，唯独位卑职微的范仲淹面折廷争，结果被贬出朝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徙陈州（今河南淮阳）；任右司谏时，他又因谏止仁宗废黜郭皇后而获罪，贬谪睦州（今浙江建德）；权知开封府时，他再因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被加上朋党的罪名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虽三次被贬出朝，但他无怨无悔，从不颓唐沮丧，表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戏称三次贬谪为“三光”（三次光荣）。任参知政事时，因“庆历新政”失败，他被免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从此未再回到朝廷。
即使受尽屈辱，范仲淹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他乘船赴睦州任时，风急浪恶，一家十余口险些葬身鱼腹；贬官饶州时，沿途十余州的地方官因惧党祸，竟无一人出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都不放在心上，有诗云：“三出专城（地方长官称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胜禅师……世间荣辱何足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宋代官员每至一处履新，照例都要上谢表，以示对朝廷的忠诚。范仲淹在饶州上谢表时说：“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意思是说，当了地方长官，就要政简刑清，安邦利民；如在朝为官，要竭尽忠直之节。在润州时表示要“竭诚以报国，弗钳口以安身。”只要有利于社稷，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不会钳口结舌，缄默不言。知邓州时，他上谢表称：“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以救民疾、分国忧为己任，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范仲淹却是“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只要有一点欢乐，他都愿与天下人共之。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如此嵚崎磊落的精神境界，的确难能可贵！
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范仲淹都是心在朝廷，情系百姓。明道年间，江淮、京东发生蝗灾，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请求朝廷派人赈济，仁宗不理，他愤然质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这才命他安抚江淮。他开仓赈灾，蠲免茶盐税，禁民淫祀，并将百姓所食乌昧草带回京师，请仁宗传示六宫，以戒侈心。任参知政事时，将那些庸才宵小从官员登记簿上一笔勾销，大臣富弼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硬是把这些不称职的官员悉数罢黜。他任地方官时，所到之处关心民瘼，兴利除弊，泽被一方。他在知苏州时遇暴雨成灾，千里沃野顿时成了水乡泽国，为疏浚河道，范仲淹多次跋涉于泥泞水潦之中；知开封府时搏击豪强，整顿吏治，京城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歌谣；饶州产茶，那里的百姓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鸟衔茶，负担沉重，仲淹任饶州知州后即奏免了这项弊政；庆历六年（1046年）仲淹知邓州（今属河南）时当地亢旱不雨，58岁的他亲率百姓凿井浇田，居然使这一年五谷丰登，家饶人足。他在所至州郡栽培桃李，陶铸人材，兴庠序，葺州学，处处书声琅琅，弦歌不辍，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耆宿名儒，皆出其门下，范仲淹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家！
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仲淹也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他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时，一下属死于任上，家中贫窭，无力归葬，仲淹不但捐俸雇船运送灵柩，而且写诗给所经关津：“十口相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关津果然给予了关照。他在苏州时买一宅基地，风水先生占卜此地当世出卿相，仲淹说：“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地建为府学。他乐善好施，回苏州省亲，把3000匹绢悉数散与亲朋故旧，并置田数千亩为义庄，以赡养亲族中的穷人。而他贵为大臣，非宴客不食肉，妻子则荆钗布裙，儿媳有一顶绫罗做的帐帷，仲淹以为过于奢侈，不准带回家。此类事例甚多，足见解衣推食、济困扶危是他的一贯品格。
“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有惠政及民，在饶州离任时，百姓感戴其德，万民空巷相送；他从邓州调任荆南府时，邓州百姓遮道请留，朝廷特准他留任。后调往杭州，邓州百姓在他创建的花洲书院建生祠祀之。及“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如此受百姓爱戴，真不多见！范仲淹的忧乐观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
寇准在邓州
]寇准生于961年七月十四日（8月27日），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其政治才能深受宋太宗赏识。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渐被皇帝重用。太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真宗即位后，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职，又任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当年冬天，契丹南下犯宋，包围了瀛洲等河北地区，朝野震惊；寇准力主真宗亲征，反对南迁。真宗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后，军心渐渐稳定，后射杀辽军先锋挞览，于是订立了“澶渊之盟”。
景德二年，升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三年，因王钦若等人排挤，辞去相位。天禧元年（1017）又恢复宰相职务，后因参与宫廷权力斗争，被丁谓等人排挤。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1023年闰九月七日（10月24日）病死于当地。留有《寇莱公集》。
寇准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寇相学问非常好，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曾在一个贵族府第做秘书一类的小官。寇准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贫寒，可是深受书香世家影响的寇母十分重视寇准的学习。少年时的寇准，聪明好学，从书本上学得许多知识和道理。尤其对《春秋》三传，读得烂熟，理解得很透彻。这为他以后入仕从政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18岁的寇准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一年后又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22岁升任成安知县,留有寇公门。以后他又先后升任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等直学士等官。寇准官运亨通：并不是由于阿谀逢迎，依附权贵，相反，他刚正廉明不畏权，非常受人敬仰。寇准的青云直上靠的是自己的忠诚与智谋，用宋太宗的话来就是“临事明敏”。端拱二年(989年)，寇准曾奏事殿中，大胆进谏。由于忠言逆耳，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要回内宫。寇准却扯住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寇准被钦誉为魏征，可见他在宋太宗智囊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寇准在太宗朝群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淳化初年，北宋朝廷处理了两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淮，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仗责，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寇准知道这是王淮的哥哥、参政王沔搞的鬼，心中忿忿不平。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认为是天数所致，寇准则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宋太宗听后，生气地转入禁中，但又觉得寇准的话必有根据，就召问寇准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平？寇准回答说：“请将二府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淮、祖吉二案述说了一遍，然后看了王沔一眼问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平吗?”宋太宗当即责问王沔。王沔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从此寇准更加受到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改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直接参预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准 寇准在枢密院与知院张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由于受张逊诬陷，寇准被贬至青州。但这时宋太宗已离不开寇准了，寇准去青州后，太宗闷闷不乐，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第二年，寇准就被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给事中。
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赵匡义以皇弟身分践祚。并且太祖之死还有“烛影斧声”之谜，也就是说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京？”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太宗便向寇准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依重寇准。有人给太宗献了个宝物：一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
力排众议 澶渊退敌
自从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就把主要力量放在对内镇压方面。北宋的前两个皇帝太祖、太宗均把外族入侵视为“盱腋之患”，而把人民“谋反”和军事政变，看作“心腹之患”。因此，赵宋王朝的一系列法度，大多是针对防范内患而制定的。这样一来，北宋政权的绝大部分力量都消耗在对内控制上，而对于外部强敌契丹，却表现得异常软弱。契丹是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由契丹族耶律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后称辽。唐末五代，中原割据混战，契丹机迅速发展。923年，后梁灭亡后，河北一片混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骑南下，攻占了幽州和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后唐大将石敬瑭为了做皇帝，向辽太宗耶律德光求援。石氏在辽兵帮助下建立了后晋，割燕云十六州给辽，使中原失去北方屏藩。后周世宗柴荣曾为收复失地，重振国防而致力北伐。宋太祖时，辽朝正值穆宗耶律景在位，耶律景沉湎于酒色，不理国事，对宋采取保守战略。宋太祖乘机得以发展势力，平定了南方的割据政权。等到辽景宗耶律贤即位，辽的国力一时尚未恢复，因此还能与宋相安。开宝七年(974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辽遣使通好达五年之久。然而这个友好局面终因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兵援助北汉而破裂。宋太宗时，宋、辽之间在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宋军都遭到严重失败。从此北宋朝“守内虚外”的倾向就更加严重，宋朝廷内消极妥协的情绪也因此而日益增长。契丹骑兵间岁南下，河北大平原经常遭受侵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继位，即宋真宗。契丹骑兵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咸平六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边境告急文书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宰相李沆、毕士安面对强敌压境，束手无策。这年六月，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毕士安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八月，寇准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和毕士安同为宰相。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辽军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当敌骑南下侵犯。“急书一夕五至”的时候，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他们主张用躲避敌人的办法，应付敌人的入侵。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只有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当真宗问他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寇准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真宗说：“不知谁给陛下出此迁都之策？罪可杀头!”他进一步提出，皇帝应该亲征以决胜。他指出，如果御驾亲征，敌人自当遁去；否则也可以出奇兵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同时坚守都城以使敌疲困，这样就可使敌劳而我逸，最后我们必得胜算。寇准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为了消除王钦若对真宗的影响，寇准把他从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准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他指出：“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同时寇准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
寇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寇准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30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景德元年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敌骑威胁之下。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准促使真宗亲征说三道四。
在寇准的督促下，宋真宗让雍王留守京师，自己起驾北上。当车驾缓慢行至韦城时，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雪片似地从前方飞来。臣僚中又有人劝真宗到金陵躲避敌锋，于是真宗又动摇起来。寇准十分懂得把握军心民心和“取威决胜”的军事法则。他提醒真宗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机的情况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三寇准明确指出，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真宗车驾终于北行到达澶州。北宋时，黄河还是从澶州流过的，将澶州城一分为二。辽军已抵北城附近，真宗不敢过河，只愿驻扎在南城。寇准力请渡河，真宗犹豫不决。寇准对高琼说：“太尉承蒙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榀答吗?”高琼说：“我是军人，愿以死殉国。”于是寇准与高琼商议了一番，便一同去见真宗。寇准对真宗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没等真宗开口，高琼便说：“寇准的话不无道理。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愿意抛弃家中老小随您迁都而只身逃往江南的。”接着高琼便请真宗立即动身渡河。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呵责高琼对真宗鲁莽。高琼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高琼命令卫士把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渡过浮桥时高琼简直是在驱赶卫士前进。当真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北宋的兵民立即欢声雷动，气势百倍。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回南城行宫，把寇准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真宗几次派人探视寇准的举动。寇准与知制诰杨亿在城楼上喝酒下棋，十分镇定。寇准胸有成竹，使真宗不再恐慌。
寇准墓 自从契丹大举入侵之后，各地军民英勇抗敌。辽军虽然号称20万，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十月以后，契丹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尤其是真宗亲临北城时，辽军先锋萧挞览在澶州城下被宋将李继隆部将张环用精锐的床子弩射杀，极大地动摇了契丹军心。因此契丹太后萧燕燕及大丞相耶律隆运估计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便转而向北宋统治者“议和”，企图从谈判桌上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
宋真宗本来就没有抗敌的决心。差不多在他离京亲征的同时，宋朝的议和使节曹利用也被派往契丹军营。曹利用当时是一个职位很低的官员。在辽宋对垒的过程中，曹利用总是往来于两军之间。辽圣宗和萧太后也通过前一年望都之战中俘虏的宋将王继忠和曹利用联系。契丹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的条件是，只要辽国退兵可以每年给辽一些银、绢，但不答应领土要求。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最后终于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临行前请示宋真宗，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曹利用从真宗的行宫一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叫住。寇准叮咛他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30万。否则，你就不必再来见我，那时我要砍你的头!”
寇准始终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主战派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他们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班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于是，在妥协派的策划下，于同年十二月，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功高名重 蒙冤遭贬
寇准 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曾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寇准对北宋王朝功重如山，真宗对寇准十分敬重，引起妥协派官僚的嫉恨。王钦若这个曾被寇准斥之为“罪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对寇准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东宫，王钦若就开始对寇准施展阴谋。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功。”真宗一愣，问他原故。王钦若说：“《春秋》—书都把城下之盟当作一种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王钦若见真宗不高兴，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准的'孤注’罢了，真是危险啊!”从此，真宗对寇准就冷淡起来。
寇准做宰相，选拔人才不讲门第，喜欢进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台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每当御史台官员有缺额时，他就让平时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王钦若等人的眼中钉。在王钦若一伙的攻击下，景德三年二月，寇准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寇准离开东京，在河南、陕西等地作了多年的地方官，朝中大权落入王钦若、丁谓一伙人手中。丁谓与王钦若一样，也是一个善于奉迎的无耻之徒。为了博得真宗的欢心与信任，王钦若、丁谓等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以伪造所谓“天书”、编造祥异等事。粉饰太平、迷惑视听。真宗晚年卧病不起，越发迷信和糊涂，对于王钦若与丁谓，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天禧三年(1019年)，形势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丁谓主动邀请寇准回朝再当宰相。丁谓此举别有一番用心。当时，无论从资历是从声望上讲，丁谓实在不够宰相的资格，因而他以参知政事的名义请寇准回朝为相，以便假借寇准的资望为自己的权势服务。这一点，局外人是清楚的。寇准的—个门生就曾十分恳切地对寇准说，称病不去为上策，而“再入中书”当宰相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准不听劝阻，终于在六月间赴京上任了。
丁谓对寇准先后施展了两套阴谋。起初他一心想把寇准拉为同党。在一次宴会上，寇准的胡须沾了些菜汤，丁谓马上起身为寇准擦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训斥丁谓有失大臣之体。丁谓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寇准。
真宗得风湿病后，刘皇后参预朝政，凡事皆问丁谓。丁谓误国，有识之士有目共睹。寇准、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议应选择正大光明的大臣来辅佐太子监国。寇准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其实是在反对刘后预政，反对丁谓专权。病中的真宗也意识到丁谓专权的严重局势，批准了寇准等人的上奏。寇准让知制诰杨亿秘密起草太子监国的诏旨，并且准备与杨亿一起辅政。刘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势犯法，真宗为了刘后的面子，下诏赦免。寇准坚决反对，认为必须按国法处置。为这件事，刘皇后与寇准结下怨仇。不料，寇准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一事被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泄漏，刘皇后先下手为强，罢寇准为太子太傅，封为莱国公。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丁谓有私怨的太监周怀政联络同党，企图发动政变，斩杀丁谓，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拥立皇太子即位。这件事被客省使杨崇勋出卖。丁谓连夜化装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对策。丁谓、曹利用派兵包围了周怀政的住处。周怀政被俘后自杀。丁谓想乘机干脆把寇准置于死地，就诬告寇准参与密谋。寇准虽没被问成死罪，却再次罢相，被逐出京城。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等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寇准被贬，真宗卧病不知，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多日没见寇准，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实情。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另外还有个叫李迪的人对寇准罢相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了谓之奸邪，力诉寇准之蒙冤。
寇准再次罢相后，丁谓当了宰相。丁谓为了将寇准置于死地，把他一贬再贬。最后寇准在乾兴元年(1022年)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
寇准到雷州后，生活艰难、气候恶劣、身体很快垮下来。第二年秋天在忧郁中病逝。
韩愈在邓州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改都官员外郎，迁职方员外郎。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迁刑部侍郎。
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宪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拜，愈闻恶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帝曰：“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谢。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内移。”乃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节选自《新唐书·韩愈传》，有改动）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佑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州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①，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诏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
唐朝的韩愈（768-824）写了大量气势雄健的散文，被后人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他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今广东省境内）剌史。在奔潮州时途经邓州，仅几天时间，却被“善地”邓州“淳厚”、“淳正”的民风所温暖，留下了几首抒发真情实感的诗句，受到邓州人民的爱戴。后邓州人民建造了三贤祠以纪念和供奉在邓州做过知州的寇准、范仲淹和过路的韩愈。
韩愈在正月十四日被贬，家不让回，更不用说过元宵节了，当天必须起程，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虽然东出潼关有平坦大道可走，但皇上只准他从蓝关入秦岭，翻越大山。从长安坐马车到蓝关时，寒风卷着漫天大雪，关口积雪达几尺深，“雪拥蓝关马不前”，车不能坐，马不能骑，他只好步行。
雪如云涌，寒风砭骨，山高路断，白茫茫杳无人迹。苍天无情，世道残酷，惨兮兮，一个52岁的文弱老人，背负着深重的精神负担，绝望地挣扎在无边的苦海中。前面有狰狞的崇山峻岭当道，脚下是皑皑白雪淹没的坎坷崎岖小道，踽踽独行的韩愈有时攀峭壁，有时跨山涧；险要的地方，还得手脚并用，如履薄冰地爬过去。没有驿站，只能借住在猎户的破草屋里，八面灌风，又没有合适的御寒之被，冻得腿抽筋，彻夜难眠。他心灰意冷，真想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活着受如此折磨煎熬？
不知迷了多少路，跌了多少跤，九死一生，终于走出了大山，进入了邓州境地。冰雪消融，和暖的春风拂面，路平坦了，驿站宽敞明亮，他紧缩的心舒展了，整个人竟像冰柱浴暖风一样陡然化了，坍塌了，散架了，瘫软到床上，沉入梦中，魂魄飘飘荡荡不知去向。驿卒吓坏了，急急地请来郎中诊治。医生说是过度的饥寒疲劳所致，让先保暖，醒来后再多喝些糊辣汤，喝得通身出汗，就没事了。
韩愈终于在温暖中苏醒了。驿卒赶紧端来了糊辣汤。小磨油的浓香沁人肺腑，韩愈顾不得洗涮，没有了斯文，一连喝了三大碗，喝得身上汗津津的，头上冒热气，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舒展地叹息一声，问：“这是什么宝贝呀？比山珍海味可强多了。”当他听说是糊辣汤时，竟盎然赞道：“在长安时早听说邓州的糊辣汤是三国始创而成，名吃一绝。长安人无论如何仿照也没有这里的鲜美可口，喝得人浑身通泰，如沐春风。”说到高兴处，叫驿吏拿来笔墨，成诗一首《次邓州界》，抒发他顾念家庭、忧国忧民、渴望国家真正统一的情怀。
王命难违。韩愈在邓州边界处的驿站仅逗留了一天，坐上驿站的马车继续往邓州腹地进发。在车上，他思前想后，感慨万千。尽管心事重重，但进入邓州境界后，顿感天也蓝，地也新，阳光灿烂，空气湿润。最让他感动的是邓州人民浓浓的人情味。虽然“获罪”在身，而人们那种足够的理解和尊重，使他的心头荡漾着阵阵的暖流，灵魂得到了许多的抚慰。因而又作了一首《路傍堠》的诗，希望当今皇上也能像邓州人民这样宽宏大量，恩免自己。
又到一个驿站，他交代驿吏五更喂马，微明上路，马不停蹄，前晌就到了曲河驿。曲河驿站所在的曲河镇坐落在邓州西北三十里曲河（现称扒淤河）入湍水之处（即现在邓州市文渠镇的老街所在地）。那里沃野无垠，物产丰盈，市镇繁华，热闹非常。韩愈的到来就像兴奋剂似的，轰动了整个曲河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一睹京官的尊驾。然而，由于赶路急，喝水少，又喝多了糊辣汤，韩愈口干舌燥牙龈肿痛全身痠软，躺在驿站的床上呻吟不止。驿吏十万火急地请来了一个王姓医生给他诊治。韩愈却焦急地说：“我不敢滞留。”“无妨，”王医生自信地回。“先服一剂，病则可轻。只要牙不疼痛，其他药可带上，夜宿驿站时煎服一次；早晨起来后再服一次，行路治病两不误。大人尽可把一切包袱扔在邓州，健健康康地离开邓州之境。”
韩愈照此服药，夜半时分，牙痛已轻。感激之余，他想到了自己《师说》的立论非常之正确，自语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在离开曲河镇时，韩愈又留下了一首《食曲河驿》的诗。
如王医生所预料的一般，没出邓州界，韩愈的病全好了。奄奄一息，精神几近崩溃的韩昌黎（韩愈祖籍为昌黎县，今辽宁义县，所以后人也称韩愈为韩昌黎），在邓州肌体获得了康复，灵魂新生，增强了信心，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特别对邓州人的热情厚道以及高超的医技和充满人性的医德更有深刻的记忆和感动。京城许多人对他落井下石，而邓州却给了他足够的尊重。民情纯真，博爱无限。一分尊重就是一分鼓舞和力量。他更是推崇王医生的医术。给他捎回了几句话：王先坐堂曲河镇/一片爱心为黎民/病卧驿站汝问诊/药到病除吾回春。这似乎还不足以表达自己浓浓的感激情怀，一路上，逢驿站他都情真意切地讲述对邓州的感慨，讲对曲河镇的感动，特别是对王医生的钦佩和由衷的感谢之情。
韩愈恋恋不舍地离邓州时，还留下了这样的赞叹：仲景故园/岐黄之天/民情纯朴/医术精湛。也或，他曾把这种情愫升华成了一首感天动地的诗，后来，被悠悠的岁月所淹
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