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猛：浅谈《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日］藤原佐世所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下简称《见在目》)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目录。

这部目录，自从清代黎庶昌把它刊入《古逸丛书》以后，即为中国学者所使用。大概因为此目录属日本汉籍，撰者又是日本人，国内比较详细评价、研究这部目录的学者似乎还不多。近年来，笔者收集了有关资料，对此目录以及它的撰者作了一些初步的考察。今不揣谫陋，以部分考察结果就正于大方，主要是：介绍撰者以及《见在目》的成书、流传、版本以及有关研究的现状，并就其学术价值谈谈看法。

1.藤原佐世其人

国内学人对《见在目》的作者藤原佐世也许还不太熟悉，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事迹。

关于藤原佐世的生平事迹，见成书于江户时期的源光主修的《大日本史》卷二一五《文学传》，矢岛玄亮还编过一个年表，见所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下列的事迹，主要依据此二书，笔者略加补充；为便于了解其经历，对有关的历史、地理及职官制度，加按语作一些说明。

藤原佐世(828-898)，平安中期学者。式部卿藤原宇合之裔、民部大辅藤原菅雄之子。少时，曾就学于被尊为日本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的父亲菅原是善。

初为摄政大臣藤原基经家司。［按：佐世与基经关系非同一般，详下。］

清和天皇贞观(859-876)中，对策及第，举文章得业生。补越前大掾从七位下。［按：平安时期，大学寮学生，原则上为五位以上或神官、太政官的子弟。学科有：纪、明经、明法、算四道。其中，置文章博士一名，其下有文章得业生、文章生和拟文章生。又，古日本地方行政区域称“国”，治所称国司、国衙。“国”分大、上、中、下，越前乃大国，属北陆道，略相当今福井县，当时是经日本海跟海外交流的基地之一。长官有四部官，也称四等官、四分官，为：守、介、掾、目。大掾，从七位下。］

十四年(872，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奉敕与大学头巨势文雄宴饷渤海国使于鸿胪馆。

阳成天皇元庆元年(877，乾符四年)十一月，天皇宴百官，叙位六十四人。时，佐世为民部少丞、正六位上，赐从五位下。［按：平安时期，中央设八省：中务、式部、民部、治部、兵部、刑部、大藏及宫内。民部省，其名取自于隋制，即唐之户部，主户口、田地、租税、山川、道路等。民部省四部官有：卿(长官)、辅(次官)、丞(判官)、录(主典)，辅、丞、录，各分大、少。民部少丞，一般为从六位上。民部丞，被称为“显官”，意思是晋升的阶梯。］

二年(878，乾符五年)二月，授从五位下弹正少弼，迁民部少辅。

三年(879，乾符六年)四月，天皇初读唐玄宗注《孝经》，博士善渊永贞侍读，佐世都讲。是年，迁守右少辨。［按：平安时期，朝廷中枢为太政官组织，最高为太政大臣，其下，设左、右大臣、内大臣、大纳言、中纳言、参议以及三局(左辨官局、右辨官局、少纳言局)。辨官，又称“兰省”，有左右大辨、中辨和少辨，合称“六座”，职掌草拟诏敕，以儒者或文章生充之。佐世官职高于位阶，故曰“守”。］

八年(884，中和四年)三月，转大学头，右少辨如故。［按：大学寮，属式部省。四部官为：头、助、允、属。大学头为从五位上。］

光孝天皇仁和二年(886，僖宗光启二年)正月，为左少辨。

二月，迁式部少辅，左少辨如故。［按：式部省，八省之一，似中国吏部，主朝廷礼仪、文官考课及选叙，大学寮属焉。其长官为“卿”，其次，有大辅、少辅各一名，以儒者充之。］

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唐昭宗大顺二年)一月十三日以后，除正五位下行陆奥守兼上野权介。［按：据《见在目》卷首署衔“正五位下行陆奥守兼上野权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佐世位阶自“从五位上”升为“正五位下”；位阶高于官职，故曰“行”。淳和天皇以降，上野、常陆、上三国作为亲王封国，长官曰守，次官曰介，多不必赴国；“上野国权介”，为其兼职。陆奥国，也称奥州，略相当今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四县全域和秋田县一部分。］

一月三十日，拜陆奥守兼大藏少辅。［按：大藏省，管理货币、金银、珠玉、杂物。其长官为“卿”，其次，设大辅一名、少辅二名。］

春，贬谪陆奥国。

九年(897，昭宗乾宁四年)秋，遇赦，拜左尚书。

醍醐天皇昌泰元年(898，昭宗乾宁五年)返京途中，卒。年七十一。

佐世历仕清和、阳成、光孝、宇多四朝，仕至从四位下右大辨。除晚年谪贬陆奥六年余，在朝近二十年，常在君主左右。

佐世谙熟经史，尤善《孝经》。所著，除《见在目》外，在陆奥尝撰《古今集注孝经》九卷。

子文贞，对策及第，至文章博士、式部大辅正五位上；其子后生，亦献策为文章博士。子孙相继业儒，世称“式部家”云。

藤原佐世在京时，奉诏修撰《见在目》；奏上此书，盖在宽平三年赴任陆奥之前。

2.《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成书

因为今本《见在目》没有撰者的序文，所以，关于它成书的时间，众说纷纭。据笔者所知，关于《见在目》之成书，发表过意见的学者有：狩谷望之(木夜斋)、安井衡(息轩)、岛田重礼、狩野直喜、山田孝雄、和田英松、神田喜一郎、山岸德平、长泽规矩也、太田晶二郎、川口久雄等，可以说，集日本中国学界之一代俊彦。限于篇幅，挑选、归纳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见解，介绍如下。

一、成书于清和天皇贞观末。持此说者，有近藤正斋和小长谷惠吉。近藤正斋说：“是书本邦贞观中藤原佐世奉敕撰，继汉、隋二《志》古书目，唯此书存，且与《隋志》、《唐志》存佚互有出入。”小长谷惠吉进一步发挥此说，说：“笔者宁信正斋‘贞观说’，盖贞观年间奉敕，宽平三年以后撰进。如认可贞观十七年正月廿八日冷然院火灾遂有编目动机，编目自当立即在当年、至迟次年，岂有空隔灾后至宽平漫漫十几年之理?”贞观，凡十八年(859-876)，按小长谷惠吉之说，当在贞观末。

二、成书于宇多天皇宽平三年后。持此说者有：狩谷望之、安井衡、狩野直喜、山岸德平、山田孝雄等。其中，安井衡说：“据头衔，盖宽平中，佐世在奥所辑，距今九百六十余年。按史，先是，贞观乙未(十七年，875)，冷泉院火，图书荡然。盖此目所因作，而所以有‘现在’之称也。”说“宽平中”，看似笼统，但又说“佐世在奥所辑”，实际上是认为宽平三年以后。狩野直喜就说得明确了：“至于此书之编撰，其头衔作‘正五位下行陆奥守兼上野权介’，据此推测，可知成书于宽平三年以后，即相当唐昭宗之世。”

三、佐世在京时秦敕修书，赴任陆奥前成书。持此说者有：和田英松、太田晶二郎、矢岛玄亮等。其中，又分为二说。太田晶二郎认为，成书于光孝天皇仁和、宇多天皇宽平之交。《日本历标记‘蜜’之上限》注三曰：“宇多天皇在位期间，未尝召回佐世。醍醐天皇接位，拜右大辨，死于归京途中。故佐世在陆奥期间，决无新敕。盖在阿衡纷争以后，佐世蒙基经庇护奉敕而作。要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实际撰作年代，至迟当在宽平三年正月基经去世以前，故谓仁和、宽平之交或近似。”矢岛玄亮则认为，藤原佐世离京时并未最终完稿，此书乃由后人续成。

笔者以为，太田晶二郎之说或近是，即成书盖在宽平三年藤原佐世赴任陆奥之前。

上述诸说，提及“阿衡事件”(或称“阿衡纷争”)以及冷泉院、冷然院等，皆与《见在目》的成书有关，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

藤原佐世之仕途与太政大臣藤原基经关系密切。藤原基经(836-891)，亦称堀河大臣。清和天皇朝太政大臣藤原良房的养子。历仕文德、清和、阳成、光孝、宇多五朝。良房死后，清和天皇贞观十八年(876)，九岁的幼主阳成天皇禅位，下诏由基经摄政。元庆四年(880)，拜太政大臣。八年(884)，基经废阳成天皇，拥立五十五岁的仁明天皇之子康亲王，是为光孝天皇，仍摄政。仁和三年(887)闰十一月，宇多天皇即位。基经上表乞归政。不许。天皇再诏，诏书中有“宜以阿衡之任为卿之任”一句。藤原佐世乃基经家司，以为诏书用“阿衡”之典，貌为礼遇，实不与实权。基经深纳佐世之言，拒不上朝视事。阿衡，乃商汤名相伊尹，佐汤伐桀，平定海内。汤崩，立汤适长孙太甲。帝太甲暴虐乱德，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政当国，以朝诸侯。事见《尚书·商书》、《史记》卷三《殷本纪》。后人就把辅弼皇帝的贤相、尤其是代帝摄政的宰相，喻为“阿衡”。基经摄政，废立天皇，故橘广相所拟诏书，比之“阿衡”。事态僵持半年，直至四年(888)六月，天皇下诏请基经关白万机(按：“关白”一词，即出此诏；基经乃首任关白)，并断罪橘广相，了结此事。史称“阿衡事件”，又称“阿衡纷争”，乃平安时期一次权力争斗。结果以藤原氏胜出而告结束。从此，基经职掌关白权力，直至宽平三年(891)去世。佐世乃藤原基经的亲信，故上引太田晶二郎论文，以为佐世蒙基经庇护，奉敕编撰此书；其意思是，此书当成书于基经摄政之时。

冷然院，平安时期后宫之一，建于嵯峨天皇弘仁(810-823)年间。嵯峨天皇让位后，曾在此生活十余年。之后，历代天皇或太上皇多居于此。贞观十七年(875)正月，遭遇火灾，事见《三代实录》卷二七：“廿八日壬子，夜，冷然院火。延烧舍五十四宇。秘阁收藏图籍文书为灰烬，自余财宝，无有孑遗。唯御愿书写《一切经》，因缘众救，仅得全存。”至村上天皇天历三年(949)，改名“冷泉院”。

至于编撰《见在目》的目的，上述安井衡曾提及，今为通行之说，即贞观十七年冷然院火灾，为防止再次遭灾，遂下敕编目。其实，此说并不见史载，只是安井衡的推测而已。图书亡失的动机有兵燹、动乱、禁毁、水火等，火灾乃其一，应该此说不无道理。

此外，《见在目》的编者藤原佐世自己还给我们透露了另一个编撰目的。史部正史家著录《后魏书》一百卷，隋著作郎魏彦深撰。注曰：“右《经籍志》所载数也。而本朝见在书收魏彦深相杂才六十卷也，其余未知所在。今为待后来，全载本数。”原来编撰“本朝见在书”目录，还有“为待后来”的意思。由此看来，《见在目》同时还具有待访目录的性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一卷，曰：“绍兴改定。其阙者注阙字于逐书下。”就是这一类的目录。

跟编撰目的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此书的书题。现在，通行本皆题《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依据是影印本的首页书题。其实，此书题当依此书尾题：《本朝现在书目录》。这个问题，太田晶二郎已经注意到了。他在《日本汉籍史札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编纂的精神》一文中指出：今本尾题为《本朝现在书目录》，其题意应为：“对中国(主要指《隋书经籍志》)而言、本邦实在存在的汉籍目录”。此书的编撰精神(目的)，与其说主要在于时间性的“见在(现在)”，不如说是空间性的“本朝”；考虑此书的意义、价值以及功用等，正确地理解它的题目非常重要。

太田晶二郎还提出了今本的内证。一，史部正史家著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藤原佐世注曰：“今本朝见在百二卷。”二，史部正史家著录《后魏书》一百卷，隋著作郎魏彦深撰，注曰：“右《经籍志》所载数也。而本朝见在书收魏彦深相杂才六十卷也。”三，经部小学家著录《桂苑珠丛》十卷，注曰：“件本，本一百卷，而见在只第一帙，其余未知在否云云。”《本朝现在书目录》的书题正与所云“本朝见在”、“本朝见在书”、“见在”相呼应也。其次，他还提出了外证。最早提及《见在目》的平安时期的具平亲王撰《弘决外典抄》卷首所列引书目录《尸子》条，注曰：“《本朝见在书目录》不见。”又，镰仓中期藤原孝范所撰《明文抄》卷五《文事部》提及此书，曰：“《本朝见在书目录》一万八千六百十八卷。”太田晶二郎此说，可谓真知灼见。

此外，此书收录图书的下限，本应当在宽平三年以前，但今传室生寺本《见在目》中却有宽平三年以后的图书。今本卷末，有“其后渡来数卷”六字，就是一个证据。但是，矢岛玄亮据此，认为藤原佐世离京时并未完稿、此书由后人续成的说法，恐怕也说过了头。据笔者考证，藤原佐世不是“并未完稿”，是完成此书书稿的；后人也不是“续成”，仅仅是补充添加了极少量的图书。

顺便提一下，中国学者习惯简称此书为《日本目》，如果注明指的就是《日本国见书目录》，当然无妨，但是，此书的书名当为《本朝见在书目录》，而且，日本尚有其他各种目录，日本学者习称《见在目》、《见在目录》、《现在书目》，所以，以后如果使用简称的话，最好还是称《见在目》为妥。

3.《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流传及版本

在《见在目》成书约一百年后，其名第一次出现在具平亲王的《弘决外典抄》。具平亲王(967-1009)，乃村上天皇之子。唐天台六祖、妙乐大师湛然尝撰《止观辅行弘决》一书以释天台智《摩诃止观》，比较难懂，具平亲王遂于正历二年(991)撰《弘决外典抄》解释其中的汉籍(外典)之出典。其书卷首载有《外典目·年代略记》，罗列了他引用的五十九种汉籍的书名、卷数和撰者。其中《尸子》条注曰：“《本朝见在书目录》不见。”《大戴礼记》、《字统》、《七曜图》三书注“《见在书目录》不见”，《牟子》注“《见在书目》不见”，《春秋左氏传》注“《目录》不见”。无疑，他所说的《见在书目录》、《见在书目》及《目录》，就是藤原佐世的《见在目》。

平安、镰仓至室町时期，记载《见在目》的有关史料还有：镰仓中期藤原孝范所撰《明文抄》、室町时期四善成(1329-1402)所撰《河海抄》等。《明文抄》记录此书卷数为一万八千六百十八卷。最值得注意的是《河海抄》。此书大约成书于后村上天皇正平十八年(1362)左右，有点像中国的经书的“传”，是一部“传”《源氏物语》的书，着重说明《物语》的由来、用语的典故等。其中，摘录了一段《见在目》经部乐家的内容，曰：“《日本见目录》，藤原佐世撰。乐家，二十三部二百七卷。”

《明文抄》所记此书卷数多于今本一千多卷。又，《河海抄》所钞乐家体例，既记部数，又记卷数。所以，学者们以为，直到镰仓、室町时期，世间尚流传着《见在目》的两种本子，即：原本和略钞本［按：参见下文］。

到了江户时期，今行世的影印本《见在目》的底本室生寺本才重见天壤。

有关记录，最早见于桥本经亮(1760-1806)的《梅窗笔记》。他说：在书肆看到古本粘叶一册，题《日本见在书目录》，署“正五位下行陆奥守兼上野权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有“室生寺”印。此书虽见于《河海抄》，但从未见到过全书。此本乃五、六百年前古写本，极为可贵。他当时没有抄录，感到十分遗憾。

到了仁孝天皇文政年间(1818-1829)，狩谷望之(木夜斋，1775-1835)在京都买到此书，并为之作校注。狩谷去世后，此书复流入书肆。三十余年后，明治二年(1869)，归森立之(楫园，1807-1885)所有。明治十三年91880)四月，森立之赠高木五郎兵卫(寿颖)。同年五月，高木把书献给了帝国博物馆。森立之曾四跋此书，见室生寺本内盒背上及滨野知三郎藏《续群书类从》本卷末，借此可以窥见此书自江户至明治间流传情况，跋称此书“实是天下无二之宝典”。

室生寺本，凡四十六页，两面书写。一面六行，书名、卷数大字，撰者、注文双行小字。封面正中题“外典书籍目录”，左下有“室生寺”三字。正文首页右上题“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题上有“宫内省图书印”，题下有“森氏开万卷册府之记”方印，又有两处削除印章的痕迹，末页背面第四行边也有同样痕迹。第七页背面有“大和室生寺”朱印，山田孝雄以为首页所削除的印记盖即此印。第十八页正面有“森氏”朱印，正文末页末行用“木夜斋”黑印，封底内有“高木寿颖藏书之记”朱印。卷尾左上题：《本朝现在书目录》。

“外典书籍目录”，不是《见在目》原书的题目，收藏者盖寺院，为区别佛家经典之“内典”，僧侣加了此题。“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恐怕也不是藤原佐世原书的书题。

此本今藏宫内厅书陵部。书陵部曾于昭和四十九年(1974)装裱修补，今世行古典保存会本及名著刊行会本皆为修补前面目。

室生寺本乃旧钞本之一。此本不载题跋，故抄写时代不详。和田英松以为钞于平安朝。山田孝雄则以为“从书体纸质看，似不晚于平安末期。”太田晶二郎从粘叶装及书体判断，以为“不晚于镰仓初期”。

《明文抄》所记此书卷数为一万八千六百十八卷，多于今本一千多卷。室町时期的四善成所撰的《河海抄》摘录了《见在目》经部乐家部分著录书，并说：“《日本见目录》，藤原佐世撰。乐家，二十三部二百七卷。”室生寺本作“二百七卷，如本”，略去了“二十三部”四字。又，室生寺本有九家注曰“私略之”。所以，研究者以为，室生寺本不是一个照录原本的钞本，而是一个略钞本。

室生寺，山号宀一山，在奈良县宇陀郡室生村。奈良时期兴福寺大僧都贤憬奉敕创建。平安初，贤憬弟子修圆入山造五重塔及伽蓝等。天长元年(824)，空海献纳三国相承宝器，为真言、天台密教道场。现为真言宗丰山派。今流传于世的，有刊本、影印本各两种，其祖本皆为室生寺本。

此书初次刊刻，在孝明天皇嘉永四年(1851)。保己一之子忠宝模写刊印，收入《续群书类从》第八百八十四卷杂部三四。其后，方稍为人知。忠宝跋曰：“右《现在书目》一卷，缩临大和国室生寺所传之本入雕，盖亦七八百年前之物。虫蚀数字，余亦多可疑者，然一从原文，不敢妄改，从以疑传疑之义也。”其后，附安井衡嘉永辛亥(四年，1851)所撰《书现在书目后》曰：“右《目》中所收，为部千五百七十九，为卷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分为四十家，七纬不着卷数。又在此外，据头衔，盖宽平中佐世在奥所辑，距今九百六十余年。按史，先是，贞观乙未，冷泉院火，图书荡然。盖此目所因而作，而所以‘现在’之称也。后复数经兵火，著录者十不存一，良可惜也。然其亡于汉而存于我，若《玉烛宝典》、《玉篇》原本之属，予亦尝一睹之，皆大楷浓墨，装为横轴，非今日板本所得而仿佛。激赏之余，欲博搜遗逸，以次梓行之，而力未能焉。忠宝与予同好者也，近得此书，缩临授梓。亡者虽不可得而追，然当时文物之盛，宛然在目，宝艺林一快事也。若有感焉而和者，海内遗逸之书，庶乎可得而旁罗矣，是忠宝之志也。嘉永辛亥腊月十日，饫肥安井衡。”此本虽仿原本手书模写，然仍不免错讹。

另一复刻本是光绪十年(1884)清黎庶昌辑刊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本，即中国学者常用的《古逸丛书》本。此本后来在台湾有两次影印：《百部丛书集成》；严灵峰编《书目类编》。此本所用底本有“丁丑五月九日写竟，中岛胜延”识语，所据底本与《续群书类从》本不同，乃室生寺本的一个传钞本。

室生寺本最好的复制本，是大正十四年(1925)日本古典保存会的影印本。此本忠实于原本，只是为经费所限，比原本稍微缩小了一点。遗憾的是，当时此本乃“非卖品”，只配布给古典保存会会员，不容易见到。直至一九九六年一月再次影印古典保存会本，此本才较容易见到。

一九七九年，日本又影印了另一明治旧钞本，也出室生寺本，收入了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编的《日本书目大成》第一卷。

此外，据《国书总目录》，《见在目》尚有二十余种钞本，分藏在日本各地。室生寺本之外，还有没有属于其他系统的传钞本，目前还不太清楚，笔者正在调查。

4.《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学术价值

研究古典中国学，离不开文献目录。目录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见在目》的学术价值也表现在这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成书时间较早。

现在，研究唐代及唐代以前中国学的学者案头必备的，有三部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隋志》成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旧唐志》成书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新唐志》则成书于宋仁宗嘉五年(1060)。如上所述，《见在目》撰成于在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相当于中国唐代僖宗末、昭宗初，所以，其成书虽晚于《隋志》二百三十五年，但早于《旧唐志》五十四年，早于《新唐志》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此书成书比《两唐志》还早，所以，现在考察唐代的著述，就目录而言，许多图书都首见于《见在目》。如查检唐代及唐以前图书，凡不见《两唐志》的，应该查检一下《见在目》；凡《两唐志》著录的，也必须对核一下《见在目》的著录。比如，西晋道士王浮所撰《老子化胡经》，是中国道教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早在东汉佛教初入中国时，已有老子西入夷狄、化为佛陀之说。自王浮造此经、贬斥佛法始，此说成为佛道两家争讼焦点之一。其人其书，见《高僧传》卷一《帛远传》、刘义庆《幽明录》、唐释法琳《辨正论》卷五《佛道先后论》引《晋世杂录》及陈子良注引裴子野《高僧传》等。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六九《破邪篇》“妄传邪教”：“晋时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经》。”《新唐志》道家类及《崇文总目》道书类有《议化胡经状》一类，刘知等撰。《新唐书》注曰：“万岁通天元年(696)，僧惠澄上言乞毁《老子化胡经》，敕秋官侍郎刘知等议状。”《旧唐书》卷七《中宗纪》也说到：“神龙元年(705)九月壬午，……禁《化胡经》及婚娶之家父母亲亡停丧成礼。”中土公私目录最早著录此书的是《隋众经目录》，卷二著录《正化内外经》二卷，注云：“一作《老子化胡经》。”可是，六朝至唐代，道士所作宣扬化胡经书不止一种，二卷的《正化内外经》乃其中一种，而唐代流行的却不是此种，而是十卷本的《化胡经》，《见在目》著录的正是此种。此书到南宋绍兴初年才出现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元至元(1264-1294)年间，世祖诏令焚毁道经，此经全部佚失，今赖敦煌文献窥其面目。敦煌文献存有数种，S.1857及P.2007为卷一，S.2081及S.6963为卷二，P.3404为卷八，P.2004为卷十；此外尚有P.2360。《见在目》著录卷数正跟敦煌残卷相符合，为研究《化胡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著录书的数量比较多。

衡量一部目录的价值，还要看它著录的图书的数量。对《见在目》著录书的部数和卷数所作的统计，各家不同。据笔者统计，《见在目》著录图书部数为一千五百七十九；其卷数据小长谷惠吉依今本实数计算，为一万七千一百零六卷，依矢岛玄亮的计算，则为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五卷。最值得重视的是，《见在目》著录而《隋志》、《旧唐志》和《新唐志》未著录的图书的数量。据笔者统计，经部有一百九十六种，史部有八十九种，子部有七十九种，集部有一百零三种；凡四百六十七种。这些还不包括卷数不同、版本相异者。也就是说，《见在目》其中竟有三分之一弱不见于中国三大史志目录，仅这一点就可知其价值之高。

不见于《隋书经籍志》及《两唐志》的图书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单说《切韵》及其注释书，《见在目》就著录了十六家：陆法言、王仁煦、释弘演、麻杲、孙忄面、孙亻由、长孙讷言、祝尚丘、王在艺、裴务齐、陈道固、沙门清澈、卢自始、蒋鲂、郭知玄、韩知十。其中，只有陆法言见于《隋书经籍志》，孙忄面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周祖谟考辑诸家《切韵》，撰《唐五代韵书集存》，就得力于《见在目》。又如，张固也曾撰《新唐书艺文志补》，补《新唐书艺文志》所阙一千六百余种，大约有一百五十余种采自此书。

怪不得，太田晶二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说：“此书著录《隋志》以外图书，可谓珠玉。”

三、《见在目》是一部记录实存图书的目录，可信性很高。其书名曰“见(现)在”，就是宽平三年“见在”所存图书的意思。这种目录之价值，不是如郑樵《通志艺文略》那种抄录摭拾前代书目而成的目录所能比拟的。

《见在目》史部正史家著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藤原佐世注曰：“今本朝见在百二卷。”史部正史家著录《后魏书》一百卷，隋著作郎魏彦深撰。注曰：“右《经籍志》所载数也。而本朝见在书收魏彦深相杂才六十卷也。”又，经部小学类著录《桂苑珠丛》十卷，曰：“李思博撰。第一帙。件文本一百卷，而见在只第一帙，其余未知在否云云。”看看这几段注文，就不难窥见藤原佐世的工作是很实在的。

不妨就《桂苑珠丛》再多说几句。此书为一百卷，可是“见在”仅存和一帙十卷，藤原佐世据实著录。值得注意的是，此书《隋书经籍志》失收，最早著录它的就是《见在目》，藤原佐世无所依傍。以后，《两唐志》著录，曰：诸葛颖《桂苑珠丛》一百卷。其事不见诸葛颖本传，却见《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曹宪传》：“(宪)又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杜林、卫宏以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亦见《新唐书》卷一九八《曹宪传》，曰：“(宪)于小学尤邃，自汉杜林、卫宏以后，古文亡绝，至宪复兴。炀帝令与诸儒撰《桂苑珠丛》，规正文字。”可见，此书是隋大业中炀帝令曹宪与诸学者撰修的。唐道宣《释迦氏谱·序》：“……所以《三苍》、《三雅》总会《说文》，字本九千，字源极矣。《字林》、《字统》、《桂苑》，世增二万，浇流渐繁。”宋陈思《书小史》卷九《传》八“唐”：“《桂苑珠丛》一百二十卷(按：卷数有误)，体制拟顾野王《玉篇》，以小篆、八分、隶书三体正，御本甚精。”是此书体例仿顾野王《玉篇》，旨在“规正文字”，故用小篆、八分、隶书三体，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两唐志》署诸葛颖之名，以前或以为盖诸葛颖居预修者之首，可是，据《见在目》此条注，主要的撰者实际上恐怕是李思博。李思博此人，名不见经传，但绝对可信。因为藤原佐世“见在”所见的恰恰是第一帙，前十卷，卷首当有序文和编撰者署名，他之所以知道原书为一百卷，也就是读了序文；同样，他著录撰者为李思博，其依据也应该是序文和署名。《见在目》为研究文字学史提供了一条有意义的资料。

《见在目》的可信性，还可以得到日本今存的汉籍、敦煌等出土文献以及其他目录文献记载的印证。

《见在目》著录的图书，至今有不少留存于日本，影印复制后，嘉惠学林，成了研究古典中国学的重要材料。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和林述斋的《佚存丛书》，都是刊刻珍贵的中土佚籍的丛书。《古逸丛书》收录的范宁《春秋梁传》、《唐开元御注孝经》、许敬宗等《文馆词林》残卷、佚名《雕玉集》残卷、顾野王《玉篇》残卷、杨亻京注《荀子》、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陆德明《尚书释音》、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徐灵府《天台山记》、杜台卿《玉烛宝典》等，都见于《见在目》，唯有陈丘公明《碣石调幽兰》一书，不见记载。《佚存丛书》所收录的萧古《五行大义》、武后《臣轨》、《乐书要录》、韦述《两京新记》残卷、李峤《杂咏》等，也都是《见在目》著录的图书。此外，还有不见这两部丛书的。单以经部为例：礼家著录梁皇侃《礼记子本疏义》百卷，今存奈良钞本，藏早稻田大学；孝经家著录汉孔安国传《古文孝经》，今存三千院等钞本，有古典保存会影印本等；论语家皇侃《论语义疏》，存室町钞本，有怀德堂刊本，也收入了《知不足斋丛书》；小学家著录南齐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京都山科毗沙门堂存镰仓钞本，古典保存会有影印本；梁李暹《千字文注》，存日本南北朝钞本，有古活字本。这些著述，都可以在《见在目》里找到它们的“源头”，而《见在目》又能为研究这些著述提供有益的材料。

例如，其中《古今篆隶文体》一卷，《见在目》注曰：“萧子良撰。”此书撰者《隋书经籍志》作萧子政，《两唐志》又作萧子云。《初学记》卷二一《文部》“文字”引作“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封氏闻见记》卷二《文学》云：“南齐萧子良撰古文之书五十二种：……皆状其体势而为之名。虽义涉浮浅，亦书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书、行书等并见施用，余多不行。”今镰仓钞本为卷子本，凡斐纸二十四页。内题：“《篆隶文体》中右侍从竟陵王萧子良序”。序文凡二十三行。次举六文(六书)，列二字为例加以说明。其次，列书体四十三篇，附以作者年代。钞本《序》所题“萧子良”，与《见在目》著录相符。《两唐志》著录萧子云《五十二体书》一卷，《封氏闻见记》所言“五十二种”与《两唐志》“五十二体书”相符，是《两唐志》著录《五十二体书》非子云撰，乃子良撰也。南唐徐锴亦谓子良撰。《说文系传》卷二九《叙目》上“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条，徐锴注曰：“按齐萧子良所撰《五十二家书》，又好奇者，随意增之，致远则泥，皆妄穿凿，臣不敢言也。”今存镰仓钞本，与《见在目》相印证，应该就是《见在目》著录书的传钞本，说明其渊源有自，撰者当从《见在目》，作萧子良。至于《见在目》的著录，得到敦煌等出土文献以及其他目录文献记载支持的例子，就更多了，不下一百余例。比如，经部小学家著录的《开蒙要训》一卷，曰：“马氏撰”。敦煌本《杂抄》P.2721a：“《开蒙要训》，马仁寿撰之。”是知此“马氏”乃马仁寿也。敦煌文献题《开蒙要训》者，有三十五件，一卷，与《见在目》此条相符。此外，经部小学家著录的《笔札华梁》二卷，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著录的上官仪《笔札(九)花梁》二卷相符，又跟日本僧空海(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征引《笔札》相应；史部杂史家著录范阳卢藏用注《春秋后语》十卷，跟日本平安时期具平亲王《弘决外典抄》呼应；史部土地家著录韦述撰《两京新记》四卷，得到日本僧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的支持；等等。

所以，川口久雄提及敦煌文献《王梵志诗》、《老子化胡经》、《楚辞音》、《兔园策府》以及日本现存的《文馆词林》、《雕玉集》、《王勃集》、《游仙窟》等书时，说：“且不论，这些书，当时的日本人读到什么程度，但它们同见于唐末鸣沙石室的遗书和王朝秘府藏书，这点令人寻味。”

四、以上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阐述了《见在目》的价值，另一方面，它的价值还体现在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日本文化史提供依据。

因为这部目录所著录的图书大都来自中国，所以，它还具有“输入”目录的性质。日语有“将来目录”的说法，即指某人某时从外国携归日本的图书目录。最早的当数天平三年(731)的《写经目录》；其次，有成书于天平五年(733)的吉备真备的《请来目录》。再次，则有天平十四年(742)的《阙经目录》。《写经目录》和《阙经目录》，是佛教文献目录，日本最早的汉籍(外典)的“将来目录”目录，当为吉备真备的《将来目录》，记录了他从中国携归日本的图书，可惜已佚，唯存片断。此外，尚有天平二十年(748)的《写章疏目录》，主要著录佛典，其中记录了汉籍四十三部。空海的《性灵集》以及日本僧人的“将来目录”目录也记载了一些汉籍。著录汉籍数量达一千五百种以上、而且流传至今的目录，最早的就是这部《见在目》了。《见在目》，可以说是奈良、平安时期的“将来目录”的集大成。

有了这部“将来目录”的集成，才可能从总体上知道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多少图书，主要是些什么图书，从而，宏观地考察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从《见在目》所著录的各别的图书，联系有关该图书历代的文献记载和留存的实物，则可以微观地窥见一本本具体的图书流传的源头和轨迹，这无疑在研究日本汉学史、日本汉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田英松说：“实际上，此目录乃考究我国学艺渊源的唯一根据。”说“唯 一”，也许有点太过分，其意在强调《见在目》的这方面的价值，则是不难理解的。

日本《大宝令·学令》规定：凡教授正业，所用经注为：《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论语》郑玄、何晏注，“谓非是一人兼习二家，或郑或王，习其一注；若有兼通者，既是为博达也。”可见，日本飞鸟时期及奈良时期，学习中国经书，其指定的注释书是汉魏注家，但是，考虑到这些书不容易读，所以，并不要求兼习，只要学习其中之一就可以了；如能兼通二家，那就称得上博学了。《见在目》经部著录了不少这些汉魏各家经注，如《易》、《尚书》、《论语》有郑玄注，《春秋》有贾逵、服虔注等。这就反映了奈良到平安前期的日本人学习中国经学的这个特点。可是，到了平安后期，在藤原通宪(1106-1159)编撰的另一部著录了不少汉籍的目录《信西入道藏书目录》里，这些汉魏经注书大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唐朝编撰的各经的《正义》。又如，藤原赖长(1120-1156)的《台记》，虽然记录了不少这位当时以博学称名的儒学家所读的书籍，但仔细看看的话，它们也几乎都不出《正义》的范围。可见，平安时期中期以后，由于这些经注毕竟过于艰深，不如《正义》好读，于是被《正义》所代替，渐渐无人问径，以至消亡。

5.研究现状与展望

最后，介绍一下《见在目》的研究现状，并谈谈笔者的看法。

古典保存会本面世后，对此目录的研究才算真正开始。研究、介绍过这部目录的学者，集中了许多日本汉文献学界的著名学者。可惜的是，他们似乎都偏重于对目录的撰者藤原佐世其人以及此书的流传感兴趣，真正涉及研究此书本身内容［按：指书名、卷数、编撰者以及藤原氏所加附注等］的，据笔者所知，仅四位：狩谷望之、森立之、小长谷惠吉和矢岛玄亮。

狩谷望之曾校此书，校本藏静嘉堂文库。狩谷尚撰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证注稿》，未能完稿，原稿毁于大正十二年(1923)大地震，复写本有数本，藏图书寮、京都大学图书馆等处。今容易见到的《日本古典全集》本，是据图书寮本刊印的。

森立之也曾校注此书。据其《跋》，森立之得狩谷望之校本，录其校语于《续群书类从》本，自己又复加校注。其校本后归滨野知三郎收藏。森立之曾四跋此书，一跋在室生寺本，三跋在《续群书类从》本。

之后，上世纪三十年代，小长谷惠吉撰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八十年代，矢岛玄亮撰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

此外，有些学者对此书的一部分著录书或编撰者，作了极有见地的考证。如和田英松、小长谷惠吉指出了混入此书的一些日本汉籍。

这些先辈的研究，筚路蓝缕，其功匪浅，直到今天，仍使后人受益无穷。

但是，对《见在目》的研究似乎还存有不少余地。

狩谷、森和小长谷三位只使用了《隋志》、《旧唐志》、《新唐志》、正史有关传记以及日本所存部分残卷，对《见在目》中见于以上三《志》的著录书以及见于正史的编撰者的事迹，作了简明的注解和校勘。小长谷除作了这项工作外，还对藤原氏的家世、生平事迹、目录的成书年代、版本的流传等，作了一些考证。矢岛玄亮的研究则比较详细，查阅并利用了不少中国和日本两方面的史料。遗憾的是，他遗漏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比如，研究唐以前古籍必须查检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重要公私目录以及已经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敦煌文献等，对罗列的史料似乎还缺少必要的甄别和论断。

此外，近年来，中日学界的研究日新月异，成果层出不穷，也为《见在目》的研究创造了新天地。不妨举个例子。《见在目》子部医方家著录了陈延之《小品方》十二卷。此书唐代颇为流行，于飞鸟时期已传入日本。但在中土，《崇文总目》已不见著录，故宋林亿等在《备急千金要方·后序》里曾叹曰：“以类推之，则《小品》亦仲景之比也，常痛其遗逸无余。”不料，一九八四年，小曾户洋在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发现了镰仓末期钞本残卷。残卷所存内容有《序》、《全十二卷总目录》等，不避唐太宗讳，盖高向玄理归回日本之时(640)、或此以前已传入日本。又，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还发表了新出土的木简“漏卢汤方”。小曾户洋、真柳诚以及中国的医学史研究者凭此对《小品方》作了深入的研究。类似这样的成果，对《见在目》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应该加以充分利用。

总之，《见在目》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目录。笔者愿借此机会呼吁中国学研究者重视并充分地利用这部并不难得的目录。同时，为了使利用者比较准确地了解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和汉籍的流传情况，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价值，有必要利用中日两国的各种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这部目录进行全面的必要的校勘整理，进一步考察、研究这部目录的内容，特别是那些不见于中国目录的、已经佚失的图书，以及失名的或生平事迹隐晦不彰的撰者。这项工作，不太容易，但如果做好了，无疑将对中日文献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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