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椿(1693～1771)，经方家，原名大业，字灵胎，号洄溪，江苏吴江人，今苏州市吴江区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卒于乾隆三十六年，年七十九岁。性通敏，喜豪辩。自《周易》《道德》《阴符》家言，以及天文、地理、音律、技击等无不通晓，尤精于医。初以诸生贡太学。后弃去，往来吴淞、震泽，专以医活人。
徐大椿家人多病，三弟患痞病，父亲遍请名医诊治，徐灵胎亲自制药，医理稍通。然而四弟、五弟相继不治而亡。父亲因此悲伤得病，终年医药不绝。他深深感到医学的重要，也气愤于当时庸医之医术低下，于是愤而学医。他把家藏几十种医书拿来读，朝夕披览，日久通其义。徐大椿认为读书要从源到流，上追灵素根源，下治汉唐支派。首先熟读《内经》《本草》《伤寒》《金匮》等古医典，继而博览《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以下各书，取长补短，以广见识，然后多行临证，把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联系起来，这才不会落入窠臼，步入偏见。徐大椿很强调“学古”，对“古法”推崇备至，有“宗经法古”的思想。但是，他并非“食古不化”，相反，还有“疑古”的精神，敢于批语前人的得失。他读古书坚持了“掇其精华，摘其谬误”的原则，往往把读过的书，重加整理注释，节其冗，取其要，补其缺，正其伪。他读《难经》，就将其原文与《内经》对照，经过校勘，发现了许多新义，并指出了它不少错误。《难经》中有“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一句，他指出这是错误的，并作出恰当的解释。当时医界中，盛行承袭明代以来“温补派”的治法，用药不考虑病人的体质，仅执一、二温补之方，通治万人不同之病，所谓“执一驭万”。他们的方里往往十有九味是参、附、姜、术、茸、熟地等竣补辛热品，结果药证相逆，杀人无数。面对这种情况，徐大椿郑重地指出：医家要实事求是地诊断病情，用药必须十分慎重，不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温补。他在《医贯砭》中，语气有些过激地批语了明代医学家赵献可专以六味、八味为治，尽废古人经方的做法。他又在一篇《人参论》的文章里告诫人们，绝对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在与错误偏见斗争中，他总结了如下经验，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要精思历试，不能为邪说所误，这是可取的。徐大椿不仅在临床实践中印证书本的知识，而且结合实际，把前人的经验加以整理提高，写出了十几部很有价值的医学著作。其中《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砭》《兰台轨范》《伤寒类方》等他的《兰台轨范》《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尤为一般中医所喜爱。徐大椿治学的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往往十年“磨一书”。在《难经经释》序中，他说，他研究医学十余年，乃注《难经》，又十余年才注《本草》，又十余年才作《医学源流论》，又五年才著《伤寒类方》。写《伤寒论类方》，他已满六十七岁，完稿后又钻研了七年，五易其稿而成。徐大椿一生治好了不知多少病人，远近求治者络绎不绝。当时的皇帝乾隆，也多次召他上京治病。最后一次召见，是在他七十九岁，正当卧病不起时，推辞已属枉然，他只好叫儿子陪扶前往，并带一具棺材，准备途中随死随殓。果然到京第三天他就病死了。临终自拟墓门对联一副：“满山灵草仙人药，一径松风处士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