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命运：恶还能取胜么？｜翻书党
“如果今天人性没有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
——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
“昏暗和寒冷时暂时的，过不了多久门窗就会敞开，空空的房子会重获生机，会充满孩子的欢笑和啼哭，会想起女人急促而亲切的脚步声，满怀信心的男主人就要回来了。
他们手提装面包的小篮子站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
这是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的结尾。
相比全书所呈现的那种被时代被战争被政治所左右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残酷的命运，这个结尾简直算得上充满了宁静，充满了亮色，充满了希望，但我却依然从这平缓地描述中感受到了沉重的压抑，或许，是格罗斯曼在书中向我们展现的那个时代的生活与生存，太过残酷太过惨烈太过悲壮了，以至于我的情绪到最后都未能走出那个场景。
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不少苏联和俄罗斯小说，尤其是战争小说，但从没有一部战争小说像这本《生存与命运》般沉重压抑，甚至还有恐惧。
这种沉重和压抑来自于书中主人公们及其笔墨叙述到的周边所有人的命运，那些被时代的车轮卷走的人，无论是法西斯集中营中战俘和平民，还是战场上前线指挥员和普通士兵，还是后方实验室里的人和普通公民，他们面对死亡，面对灾难的态度和选择——随便翻开，你都会感到死神和恐惧的无所不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可以说，命运与每个人的选择有关。
比如，书中关于被俘的女军医索菲亚在集中营的选择，她宁可不说出自己是医生——这可能会改变她在集中营的命运，而是选择了沉默不合作，最终和在去往集中营的火车上相遇的一个小男孩一起走进了毒气室；
斯大林格勒那座德军一直想拿下的孤楼里的“楼长”格列科夫，在最后的大战来临之前，把年轻的谢廖扎和女话务员支回了后面的阵地，而他自己和他的战士们最后全部牺牲；
叶尼亚与战斗英雄坦克军军长诺维科夫相爱，得知自己的前夫克雷莫夫被国家安全机构关进卢布扬卡监狱，她却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选择了离开诺维科夫，转而以妻子的身份不顾政治风险前去卢布扬卡探监；
当科学家斯特拉姆在艰难的时候选择了保持自我不妥协赢得了女儿的尊敬，而后在接到斯大林电话重获权力后，却最终在指控自己尊敬的医生的公开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曾被他瞧不起的朋友却受他此前的影响，拒绝在公开信上签字；
当诺维科夫在大战来临前为减少坦克军伤亡拖延进攻时间，最终赢得胜利后，他的政委那个来自地方州的书记格特马诺夫一面跟他亲密如同兄弟，一面暗中向上级指控诺维科夫延误战机；
......
无论是苏联人还是德国人，每个人都在选择，都做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命运，无论是坦然面对死亡，还是纠结面对恐惧。
格罗斯曼其实是通过对选择的拷问，在张扬道德，张扬良心。所谓生存与命运，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主旨在对选择进行道德拷问，因为“自由才是生命的基本原则。”
“索菲亚﹒奥西波夫娜甚至感到吃惊，把一个人重新变成肮脏不幸、失去姓名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时间，而由动物变成人的道路何其漫长，需要千百万年。”
“命运指引着人，但人走是因为他想走，他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不走的。命运指引着人，人成为歼灭性力量的工具，但他本人同时获得了好处，并无什么损失，于是他奔驰而去，可怕的命运和人各有不同的目的，但他们走的是一条道。”
在我看来，格罗斯曼在书中写到的这两段话，可以称为理解全书的钥匙。
战争和政治的残酷，让每个人的选择都如此沉重。 正确的合乎良心道德的选择，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违背良心道德的选择，表面上看是屈从命运，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选择，让人成非人的原因。
没有借口。
（格罗斯曼，1905.12.12-1964.9.14，“格罗斯曼可能是最早理解大屠杀的作家之一”）
格罗斯曼是最早报道纳粹集中营的残酷真相的战地记者，1943年，当他作为战地记者重返乌克兰时，他发现自己所有的亲友都已遇害。英国历史学家基斯﹒罗威在《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中》一书中写道：“格罗斯曼可能是最早理解大屠杀的作家之一”。对于已经读过各种纳粹集中营的残酷故事的人来讲，依然会从《生存与命运》中读出集中的残酷和毛骨悚然来。
不仅是对集中营的描述，作为二战亲历者的格罗斯曼，笔下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那些细腻的战争场面的呈现，错综复杂的人生和心理变化，也是过去读苏联卫国战争小说和观赏影视作品所不具备的，这是还原残酷战争年代人性的作品，而非政治正确的作品。
当然，还有对于苏联极权体制的残酷性的描写，尽管今天读来并不新鲜了，但格罗斯曼通过书中人物的选择和命运，把这种残酷描写得淋漓尽致。
“你的铠甲是什么做的，乌龟？
我问了一声，并得到回答:
它是用我积蓄的恐惧做的，
世界上再没有比它坚固的铠甲。”
格罗斯曼借老孟什维克的诗，揭示了苏联统治的本质。
关于这本《生存与命运》的出版经历，同样也是一种生存与命运的写照——从1953年到1961年，格罗斯曼用8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巨著，但当他把书稿交给编辑部后，等来的是苏联克格勃官员的搜查，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都被收缴，他的书再次被禁。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声称：“别再想那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许可能出版它。”
1964年年后，格罗斯曼郁郁而终。1974年，小说以缩微胶卷被偷运出苏联，1980年这部《生存与命运》终于在瑞士出版，一时洛阳纸贵。
这本书一方面叙述了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另一方面讲述普通人尤其是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遭遇，这就是一代人面对吞噬个人的时代挣扎努力的命运写照。
“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是劳改营还是死刑，他们仍然像人一样生，像人一样去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也死得不失人格。他们悲惨的、永恒的、人性的胜利正在于此，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和将来的，已经来临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
格罗斯曼在扉页上写道。
“如果今天人性没有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
这才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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