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曲波与《林海雪原》
饰演杨子荣的张涵予见我来了, 激动地说起自己的“杨子荣情结”:“能演剿匪英雄杨子荣, 真是圆了我童年的梦想了。”原来, 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 儿时深受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影响, 经常穿着军装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我问他:“现在还能唱吗?我知道你唱戏是把好手。”我话音刚落, 他便手势一打, 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穿林海, 跨雪原, 气冲霄汉……”
《林海雪原》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 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依然充满魅力, 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慨。虽然曲波因病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但当我再次听到“穿林海, 跨雪原”的唱词, 关于那本书的人和事, 便一一浮现眼前。
贺老总笑道：
“不行, 改过来改过来, 叫白茹!”
小说出版不久, 有一次曲波去医院看病, 恰巧遇到贺龙元帅。贺老总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可以说位高权重, 但他非常平易近人, 主动和曲波聊起天来:“年轻人, 在哪儿工作啊?”
他的血管中流着我和孩子的血
我和曲波都是山东龙口人。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 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山东军区胶东海军支队奉党中央之命一路北上。部队到达五常县后重新编队, 22岁的曲波被任命为二团副政委。
因为当时合江、牡丹江一带的匪患非常严重, 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
1946年6月, 我和曲波在牡丹江军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第二天, 他便进山剿匪去了。
因为曲波长时间带着部队在深山老林里打仗, 我俩很少见面。当时我担任军区政治部秘书, 每次他回来到军区汇报工作时, 才能借机会团聚一次, 第二天他便匆匆赶回部队驻地。有一次, 听说曲波刚刚打了胜仗, 第二天要回来汇报, 我特意借了两辆自行车放在楼下。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来到牡丹江畔, 陶醉在晨曦下美丽的大自然中。
剿匪斗争非常艰苦。曲波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惫, 有时脚趾就露在袜子外面。1946年冬天, 有一次他回来时浑身长满疥疮。我赶紧去医院找来药膏, 让他烘着炉子, 给他全身擦抹了好几遍。
大股匪徒被歼灭后, 小股残匪还流窜于深山老林之中。剿匪部队组建了武装侦察小分队, 由既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又有独立作战指挥能力的杨子荣担任排长。小分队组建后, 首先生擒了“许家四虎” (许福、许禄、许祯、许祥) , 消灭了“九彪”李发林、马希山等惯匪。此后, 杨子荣带领四名战士化装成土匪, 深入匪巢摸清敌情。1947年2月6日晚, 他只身打入虎穴, 里应外合, 活捉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牡丹江一带的匪首“座山雕”张乐山。为此, 东北军区司令部给杨子荣记三等功, 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7年2月23日, 杨子荣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曲波悲痛不已, 带人将杨子荣的遗体装棺运回海林县。
后来, 曲波也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
1948年11月, 曲波在辽沈战役中负伤, 炮弹片割断了他的股动脉。听说曲波受伤了, 我一路南下, 沿途到各战地医院查看入院伤员名单和死亡人员登记。当时, 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经过一周的艰难跋涉, 终于在河北省易县的一个农民家找到躺在门板上的曲波。当时他正发着高烧, 脸色苍白, 急需输血。看到他那个样子, 我急得不行, 哭着对大夫说:“我给他输过血, 抽我的吧。”
大夫眼睛一瞪:“开什么玩笑, 你还怀着孕呢。”
“我身体好, 没问题。”我一再坚持, 医生最终还是抽了200CC血。
多年后, 我笑着对曲波说:“是我和孩子俩人的血救了你。”
“文革”期间, 我俩都被打成“走资派”,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赫然写着“刘波不是‘小白鸽’, 是‘黑乌鸦’”。曲波听说后, 幽默地对我说:“乌鸦也是益鸟, 小乌鸦长大了还知道反哺老乌鸦呢。”
我是业余作家的专职抄稿员
负伤半年后, 曲波出院。由于骨头接得不好, 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四厘米。不久, 我俩相继脱下军装, 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部队。
1953年, 曲波到齐齐哈尔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因为工厂离宿舍较远, 有时他迎着大雪归来, 常常想起剿匪斗争中经历的那些狂风暴雪的日子。
他这个人的缺点是自尊心极强, 生怕写不好让别人笑话, 周末在家写作时, 大白天也要拉上窗帘。后来, 这成了他写作的习惯。为了不打扰他写作, 家务事我全包了。到了星期天, 我就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玩。
整个创作过程, 他一直沉浸在对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中, 写到动情处, 常常泪湿衣襟。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写道:“及抵家, 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 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 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 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 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 在最艰苦的年月里, 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他对盗版书总是视而不见
初稿完成后, 我买了两米做衬衫的布剪成包袱皮, 将文稿分装成两包。
投稿那天, 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 咱先去近的地方看看吧。”我家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于是, 我俩每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去了《中国文学》编辑部。
进了大楼才发现, 里面多是外国专家。听说是来投稿, 一位外国专家问是什么语种, 曲波说:“是中文。”
外国专家笑着说:“我们只负责把中国文字翻译成外文。”他建议我们去东总布胡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
我们坐公交车去了出版社。曲波对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不是作家, 你们给看看行不行?如果不用, 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他再三叮嘱, 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他怕单位同事知道后走漏风声。
几个月过去了, 音信杳无。忽然有一天, 一个叫龙世辉的编辑打电话到我们家:“曲波同志, 你到出版社来一趟吧。”
曲波以为没戏了, 见到龙世辉便说:“我是来取稿子的。”
龙世辉哈哈一笑:“我们是要出你的稿子了。”
原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的小说稿堆积如山, 难以及时审阅。一天, 年轻编辑龙世辉从稿件登记处领走厚厚一大摞暂用名为《林海雪原荡匪记》的书稿, 打开一看, 稿纸有大有小, 每一沓都用各色不同的毛线拴着, 字体老长, 一个个伸胳膊撂腿的, 很不好认。起初读稿时, 龙世辉并没抱什么希望。可当他一页页翻下去, 不知不觉地就沉浸在故事当中了。读罢书稿, 他兴致勃勃地向副社长楼适夷做了汇报。
1957年9月, 经过曲波与龙世辉修改的小说初版与读者见面, 立刻轰动全国。
近半个世纪, 《林海雪原》究竟印了多少本, 谁也说不清。我们去外地旅游, 看到很多地方都出了这本书。除湖北寄来过两册样书外, 其他出版社既未给过样书, 也未给过稿费。曲波生前, 有人劝他打官司要钱, 他一笑了之:“我不是文艺界的人, 不吃这碗饭。我是个票友, 是靠工资生活的, 当时写这些就是为了宣传烈士事迹, 愿意印就印吧。”来源：《党的生活（黑龙江）》201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