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德 | 成长的岁月（十五）——教育教学
【往期回读】
丁沟中学 陈庆德
1976年的暑假正好是我养病的时间。我就闲在家看看医书，出去采采中草药，自己熬点药喝喝。可能是我的年青，抵抗力强，身体逐渐感到有精神，只是那小便始终是黄褐色，颜色深深的，我知道那是黄疸的原因，一时难退得清。到暑假后期，上海的一个亲戚，是我的表叔，来信邀请我们去玩，知道我生病，就叫我去他家养病。母亲就安排我去了。我现在常常感慨那时人的淳朴，对方明明知道我得的是传染病，却毫不顾忌。我自己那时也不懂得保护别人，居然也就去了。
我叔叔到轮船码头接我，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他居然一下子就把我找到。
城市的生活比农村好，我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家个个对我都不错，叔叔、婶婶对我特别好。三个孩子，最大的姑娘18岁，好象开始工作了，也不算很漂亮，她和我接触得也不多，看得出叔叔好象不喜欢她，说她妖魔古怪，不求上进，好象还当我面打过她一次。二的是个男孩，正上初中，和我接触得也不多。三的也是女孩，13岁，皮肤黑黑的，嘴角一颗痣，长得很可爱。她跟我最好，哥哥长哥哥短的，脚前脚后的，我到哪里，她就跟我到哪里。白天在家，我看看书，或者辅导三姑娘的学习，或者和下班回来的叔叔、婶婶聊聊，或者上街逛逛。傍晚一到，小姑娘就搬出几张凳子，到大院子抢占位子看公共电视。我在那里是第一次看到电视。
现在，我每每回忆起这件事，特别心存感激。我父亲病逝后，就难联系他们了，早几年，只听说叔叔家的儿子即我的表弟已经英年早逝，至于其他的表妹情况，不知；更不知道我的叔叔和婶婶是否还在。我特别想联系他们，可是却没法。
8月20日后我就想回家了，因为快开学了。哪知母亲来信说家乡正闹地震，那里的人还赶着出外呢，没有三级证明，是买不到车票的。我就又多呆了一个星期。8月26还是回家了。路上已经看到一片临难的状态，三三两两，扛着口袋逃难的，拖拉机从身边“突突突”地经过，小车箱里站满人和口袋。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着：“扬州以西一带，地震随时发生，各家各户，做好防震准备……”一段路没有遇到汽车，我走了6个小时才从高港走到刁铺。
到家，弟弟就对我哭，好象抱怨地说：“你在外面逃生了，把我们震死在家里……”我笑笑：“你们不是好好的吗？”我拿出两个面包，他的反应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母亲告诉说，家里做的干粮，都被他提前消耗了，弟弟说：“死也要做个饱鬼……”
我到村子里走了走。看看，家家门前都有一个半人高的睡觉的人字棚，都有一个泥墩子，上面挖个洞，支着一口锅。家家也都把鸡、猪杀了，准备做个饱鬼。
开学后，上课也在外面。上午就在西山墙下墙阴里上课，下午就在东山墙下墙阴里上课。我带学生在学校竹林里开辟出一块地方，在那里上课倒很是自在。旁边是一条古运河，河上船来船往。早晨，几溜阳光斜射进竹林，听着孩子们朗朗书声，看着水边蓬船上袅袅炊烟，自己像进入了桃花源里。一次下雨，竹林里进了水，不久就见几个漂亮的女生赤脚用小锹、菜刀在林子里挖出排水沟，真让我感动。班长还在一棵竹子上贴了一个字条：“初一（1）班，外人不得入侵！”
谁知贴出字条的第二天，我刚刚吃过早饭，一群男生哭着脸找到我，说被人家打了，我过去一看，字条上的“1”已经改成了“2”，很多人坐在那，他们的老师也坐在那对我笑。我也笑笑，“鸠占鹊巢”，我只得带学生离开。于是我决定造防震棚。
第二天，那个班的班主任找到我，气愤地告诉我说，竹林里一片羊屎羊尿，还有人的大便。我对他说，羊的排泄物，我知道，因为我们班养了两只羊，你们班养了四只兔，都是开门办学，学校早就安排的，学生可能怕把养栓在其他地方被震死，所以晚上栓在竹林了；至于人的排泄物，我马上找他们。我把几个捣蛋鬼说了一通。
我用三天时间就把一个很大的防震棚造好了，第四天完善，第五天就搬进去上课了。第一天各人回家准备材料，家里有竹林的准备竹子，有稻草的准备稻草，市镇上的学生每人捐0.3元钱。第二天到附近的河滩上挖茅方快回来砌墙。第三天用塑料布和稻草盖顶。第四天刷石灰。住进棚子上课，学生很是开心。前后门都上了锁。校长带其他老师到我班参观，要他们向最年青的代课老师学。
因为造棚子透支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又让学生勤工俭学挣钱还我。做了三件事。
一是带学生到街上萝卜干厂削萝卜，二是拾碎砖卖给建筑站，三是羊子过冬要吃草，让学生铲荒草。原先我只想做了30元就够了，哪知道最后居然挣了300元。这个钱数，那可是接近一个教师的一年工资呀。教室里还有一屋子的干草，随时可以出卖。
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都带学生去削萝卜，常常天黑了才走，回家要走七八里路，为了走近路，我每每走小路，在几处荒僻的地方常常看到鬼火，蓝蓝的，幽幽的，闪来闪去。我一路小跑，两只耳朵轰轰地，什么也听不见，毛骨悚然，一身大汗。有时跌倒了，顺势一个跟头翻过来继续跑。到家，衣服常常湿了。
我用部分钱买了在当时看来属于奢侈的东西：几十本图书，四个排球，四副羽毛球拍，我上课的教具。全校只有我们班课外活动丰富多彩。
我继续用高压政策整治那些调皮捣蛋的街油子。又训练了一批干部替我做事，不要我去，他们替我把班级管得好好的，每天负责卫生值日的是谁，每天不上课出去放羊的是谁，都安排好了告诉我。我舒服得拱手而治。
那年年底的时候，学校向学生传达文件，要学生学“黄帅”反潮流，“工宣队”队长长住学校，参与学校管理，他还找了我班上学生谈话。不久的一天早上，一群学生来到我们教师住宿的防震棚，告诉我说有人贴我大字报了。我去一看，墙上一张大字报，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我的罪状，还把我名字写错了。大致一是说我对学生“管”“卡”“压”，二是要求把勤工俭学的钱拿出来分。
我让班长去抄下大字报的内容，我自己准备开会做学生思想工作。“工宣队”队长把班长赶回来，让我去接受谈话。
我问他对学生要不要教育管理，他要我“端正对革命小将的态度”。
回到教室，我做学生思想工作，让他们到前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大家都到前面来表态，说大字报不是自己写的，剩下的几个满脸通红。我就知道是哪几个了，我让他们也到前面来说说，他们居然也急急巴巴地说不是自己干的。我大喝一声：“还不自己赶快把事情处理好？”他们急急地跑出去，回来的时候，手上是撕碎的纸。我心里暗自高兴……
接着就有“工宣队”队长跟过来问我什么意思，他问学生“是不是老师叫的”，学生吓得说不出话。
1976年这年年底学期结束，校长说“工宣队”队长不喜欢我，他也没有办法。我只得辞职回家，准备再做农民。临走，我把两只肥肥的羊交给学校，并且把寒假回校养羊值日表也交给他们，还把班级购置的物品和剩余的一百多元现金也给了学校。回家后发现，我的一盒注射器和针头，遗留在了学校。那是我在校期间，每天自己给自己打针注射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