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 文化古城时期的教授生活

最近有机会与《罗曼罗兰传》一书的译者鲍文蔚先生通讯,鲍老今年算来也已七十九岁高龄了。鲍先生曾任中法大学的教授,因此我不禁又想起战前北京大学教授的生活来。

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那些年代中,北京因政府南迁,再加受到当时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所以市面比较冷清,当时流行话叫作“不景气”,那时北平市面赖以点缀的,就是一些中学和大学了。尤其是大学,国立的有“三大”、“二专”,即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艺专和体专,每月南京教育部有一笔固定款项汇京,清华也是国立,但用的是“庚款”,是另外一笔。其他私立大学有燕京、辅仁、中法、协和医学院,这都是教会的,款由教会拨。另外还有私立的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华北大学、京华美专等。一些著名的大学经费充足,讲师,教授的工薪都比较高,因而就生活优裕,颇为大家所羡慕了。

鲍先生留学法国,回国后三十年代初在中法大学作教授,另外又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收入在三百元左右。当时物价便宜,面粉只要三元左右一袋(二十二公斤),猪肉只要一角多钱一斤,二三百元收入就很可观了。当时鲍先生住家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有盥洗间、有浴缸、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有书房、有客厅,四壁书架上由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的精美书籍,这在当时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至于老教授、名教授,其生活之优裕和安定更可想见。

有些留学国外的教授还娶了外国夫人的,有的是法国夫人,有的是日本夫人,有的外国夫人自己也是教授,他们住的往往是有花园的房子。衣食住行都比她原来在法国、日本时还舒服,不但能维持住外国的水准,而且常常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尤其当时的日本姑娘,都爱嫁中国留学生,如果到中国能作教授太太,那在名誉上,在生活优越上,都是令她们同伴十分羡慕的了。

三十年代初,北京国立大学还有“部聘教授”的名称,即聘书由教育部发,如刘半农、钱玄同、徐志摩几位先生都是薪金高近五百元。可惜好景不长,  “七七”之后,教授生活每况愈下,一落千丈了。

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沦陷期间,北京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一些教授的生活,说起来真是够凄惨的了。当时北京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处境,则仍是一样的。

教授的生活水准,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开始变动还不太大,到后来则越来越剧烈,直线下降了。在谢刚主先生给徐一士先生《一士类稿》的“序言”中有几句道:“在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点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熏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这就是由战前的吃馆子,到沦陷初期只吃点点心,再到买烧饼当饭。不过这还是家中人口少、有余力的。在最艰难的吃混合面(用玉米茎、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年月里,家中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热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是要煞费苦心,甚至是很难办到的。

冯承钧老先生是国内外都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就到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的一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哩哩啦啦,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与夫人分着吸,而且常常为此争吵。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老先生,到学校时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东莞会馆到沙滩上课。就如前文说的鲍文蔚先生吧,这时在沙滩文学院作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庖人、女佣等,只好鲍师母自己做饭。先生也无力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清华”七十周年校庆日早已过去了,世界上不知有多少“清华”的校友,在不同的地方度过他们母校的生日,可能会有不少人想到他们旧时的某些师长。
清华自开办以来,不知进出过多少位名教授了。而且大多是世界上闻名的学者,但是名气虽大,学问虽高,派头、架子却丝毫也没有。过去有人说过:在北京公共场所偶然遇到一位戴金线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干层底鞋的先生,问一声:“请问您在什么地方恭喜?”对方便很随便地答道:“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同样情况如果在上海,那对方一定是一位穿着笔挺洋装、夹着大皮包、口含雪茄的绅士。问过之后,对方马上会打开皮包,取出名片,递给你,同时会在口头上报给你听:“康诺尔大学工程博士、沪江大学教授、兼光华大学讲师……”这就是“海派”和“京朝派”的差别,清华的先生是属于京朝派的,永远是那么谦虚、潇洒、有涵养。——我说蓝布大褂,并不是自说白话,当时各大学最美的服装,就是蓝布大褂,不信请看刘半农先生的文章:“有钢铁一样坚固的身体,有金刚钻一样刚强而明亮的灵魂,外面穿件蓝布大褂,也掩不住他的美。”(引《半农杂文二集》)据此,就可知蓝布大褂有来历,而非杜撰了。
清华有几位先生与清华的关系极深,在清华呆的时间长,甚至是从清华毕业、去留学,外洋回来再到清华园做先生,而且除去做教授之外,还做校务性的工作,这样就使更多的学生熟悉了他。比如海内外知名的潘光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去美国留学前,因踢足球受伤失去了一条腿,曾因此为能否出国而担过心,为此他找过代校长严鹤龄,严对他说: “不太好罢,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来了!”但不久,换了曹云祥做校长,他便顺利放洋,终于成了名教授,长期担任清华教务长,校友们对他是记忆最深的。
潘先生不只是举世知名的社会学家,他培育后进的热情也是被人传为美谈的。费孝通先生原是他的学生,是他介绍给世界学者的,后来费先生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之后,潘先生反过来要在费先生前称“门生”,虽然是说笑话,但也传作学术界的美谈了。潘先生讲种族学、遗传学,讲课时妙绪泉涌,那笑话是说不完的。潘先生身体虽然伤残了,但体质很好,十分健壮,平时架拐走路,走得飞快。有一年暑假,清华、南开、北大三校联合招生,招生委员会临时办公处在沙滩嵩祝寺夹道北大灰楼,潘先生坐在轮椅上,进出于各个办公室之间处理工作,他双手搬动轮椅轮圈,可进可退,转弯迅速,这屋出来,那屋进去,似乎比好人还矫健,历历如在目前。
马约翰先生,也是清华中一位知名人物,校友中大概没有一个不记得这位老先生吧。一辈子好像没有换过第二种服装,一年四季都是短袖衬衫打领结,猎式西装裤,北京俗话叫“灯笼裤”,因为它在腿肚子上束起来,像北京旧时的小纱灯一样。裤下是羊毛长统袜子。据说这位老先生一年到头吃饭要按照营养学的规定去吃,青菜、萝卜、豆腐、肉、鸡蛋等,都有严格的数量,算好势量的大卡数字再下锅。不过马老先生却是一位热情的忠厚长者。
清华的体育分数是很重要的,别的课程都通过了,体育没有通过,也要影响到升级、毕业、留学等等。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马约翰教授,是十分尊重的,在“七七”事变前,在清华园上马先生的课,不但体育要过得去,而且英语要好,不但口令用英语喊,球场裁判用英语叫,而且学生同他说话也要说英语。等到抗战胜利,由昆明复员回到清华园之后,他老先生的办法也改变了,不坚持要求学生用英文同他说话了。由于他养生有道,享龄八十六岁才去世。
抗战胜利,清华复员,也有旧时在清华名重一时的先生,后来却没有再回到清华园,吴宓(号雨僧)先生便是一位。这位留学法兰西的陕西人,是诗人,是哲学家,又是爱谈“红楼”的红学家,当年是清化研究院的负责人,他主持清华研究院,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诸位先生在那里讲学,培育出不少知名的学者,其功绩在清华校史上是很值得大书一笔。
清华也有父子两代的教授,最著名的便是梁任公、梁思成二位先生。可惜思成先生身体不好,没有活到八十多岁,不然,今天应是仍在人间的。
另一位早年毕业于清华的陈岱孙先生,是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哈佛的。回国到清华、北大作经济系主任。当时还没有结婚,有部美国友人送他的黑色雪佛兰小车,很引入注视。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老者了。
当时教授的生活,虽有大同,但也多小异,各有各的风格,细说起来,未免太繁琐,略作介绍,让后人想像老辈风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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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 “文化古城”简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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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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